梁啟超不僅是晚清文學革命的理論鼓吹者，而且是這場文學革命的卓有成效的實踐者和組織者。理論指導了實踐，實踐又驗證和豐富了理論，二者相輔相成，給當時社會及文壇以廣泛的影響，使晚清文學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文擬重點引述前人論說，以為歷史之見證。 晚清文學革命的成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梁啟超的貢獻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

一、散文的解放

甲午戰爭以后，新派學者競相著述，一般地說，他們使用的都不是原來意義的古文。康有為、譚嗣同、嚴復，章太炎等都以自己的實踐，不同程度地改變著古文的風貌。至少也使古文由無用變為有用，由維護封建統治的工具變為宣傳維新，鼓動革命的工具，由束縛思想的枷鎖變為傳播新思想的利器，為文體改革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就連以古文家自居的林紓，實際上也打破了桐城派的樊籬。但比較起來，堅持文體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并產生廣泛影響的，當首推梁啟超。他的學生吳其昌在《梁啟超》一書中說：“當時一班青年文豪，各自推行著各自的文體改革運動．如寒風凜冽中，紅梅、臘梅、蒼松、翠竹、山茶、水仙，雖各有各的芬芳冷艷，但在我們今日立于客觀地位平心論之；譚嗣同之文，學龔定庵，壯麗頑艷，而難通俗。夏曾佑之文，更雜以《莊子》及佛語，更難問世。章炳麟之文，學王充《論衡》，高古淹雅，亦難通俗。嚴復之文，學漢魏諸子，精深邃密，而無巨大氣魄。林紓之文，宗緒柳州而恬逸條暢，但只適小品。陳三立、馬其昶之文，祧禰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釗之文，后起活潑，忽固執桐城，作繭自縛。至于雷鳴潮吼，恣肆淋漓，叱咤風云，震駭心魄，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沖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一文如此耳!”這里對各家的評論未必盡是，但從整體上看，我以為這個比較是恰當的，符合實際的。 梁啟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當時的讀者，首先是因為它有振聾發聵，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內容。從《時務報》起，他就選取國人所密切關心的題材，為救亡圖強、變法維新而錐心泣血，奔走呼號。一部《變法通議》，在今天看來簡直平庸極了，三尺童子亦知其必難成功。但當時人卻認為“于中國貧弱窳敗之故，洞究原本，俾圜顱方趾之倫，昭然發其蒙蓓，微管之望，中外翹仰”。[1]報上所論，國人目為“新說”，因此“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余分，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趣之，如飲狂泉”。[2] 戊戌政變以后，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國風報》等，不僅“明目張膽以攻擊政府”，而且以“救國”、“新民”為己任，以飽含情感之筆，寫大有魔力之文。在他公開與革命派論戰之前，他的散文到處洋溢著“愛國愛群愛真理”的信念和熱情，討論國人關注的時政問題，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思想、新知識。他把他的全部感情集中于筆端，或為祖國的危難而呼號，或為清廷的腐敗而切齒，或為社會的黑暗而憤惋，或為民氣之不振而痛心……在他的認識范圍之內，他對舊事物的抨擊不遺余力，對新思想的追求熱烈執著。他反對那種悲觀喪氣和無所作為的論調，主張“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反對不負責任的旁觀態度，宣揚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他深信中國不僅不會亡國，而且將經由“過渡時代”，由“老大帝國”而變為“少年中國”。他號召人們為爭取這個美好的前途而英勇奮斗。凡此種種，都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和那個時代的時代潮流，有著一股震撼人心的強大力量，受到愛國人士，特別是有志青年的熱烈歡迎，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902年黃遵憲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贊揚他的文章可以“震驚一世，鼓動群倫”，真是“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這里雖不乏同道之間的標榜之意，但也并非無中生有的阿諛之辭。后來嚴復在給熊純如的信中說：“往者杭州蔣觀云嘗謂梁任公筆下大有魘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故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倡暗殺，則黨黨以暗殺為地義。”這里雖有為攻擊而夸大之嫌，但也并非捕風捉影的誣妄之語。直至30年代以后，郭沫若云：”20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3]鄭振鐸云：“許多的學者們、文藝家們，其影“同與勢力往往是狹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會，或某一個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響與勢力，卻是普遍的，無遠小屆的，無地不深入的，無人不受到的——雖然有人未免要諱言之。”[4]繆鳳林亦云：“其生平與著作關系最密……凡所著述，大抵氣盛而文富，意誠而詞達，加以‘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故一文之出，全國爭誦，老師宿儒．猶深翹仰。清末士氣之奮發，思想之解放，梁氏之宣傳，實與有大力焉。雖其主張開明專制、擁護清帝，言立憲而不言民主’，言政治革命而不言種族革命，與國民黨為政敵，其言論之攻擊國民黨者，無所不用其極；然《時務》、《清議》、《新民》諸報之出世，皆在《蘇報》、《民報》之先，梁氏固不愧為新思想界之陳涉。即后此民族民權之說風靡全國，亦以梁氏溫和之理論與夫暴露滿廷之失政及維新之絕望，為間接之動力。至與梁氏政見相反之人，其初實多賴梁氏文章而啟發志氣，更不待論。”[5]以上諸論，非臆想之說，泛泛之言，論者皆親歷其境，我們當作文獻及證詞讀之可也。試一翻檢中國歷代文學史，在梁啟超之前，可曾有過某個作家的文章包含如此廣博的內容、新穎的思想，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 梁啟超的散文所以能吸引當時的讀者，還在于他創立了“新文體”這種雅俗共賞的、能夠適應內容需要的新形式。就文學本身的變革和發展來說，這一點有著更為突出的意義。由于梁氏薪文體的推廣和普及，影響和改變了整整一代文風。陳子展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中說：“那時海外的華僑、留學生，國內學堂里的教師、學生，尤其是報館里的記者，都好讀他的文章，好作他這派文章。他們用這種文章向當道上書，向報館投稿，來談洋務，談政治。”李劍農在《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說：“到辛丑年科舉程式改變，廢棄八股，改用策論后，一班應考的秀才童生們，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就變成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盡管禁止，國內卻是暢銷無滯；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策，作他的學舌鸚鵡了。”鄭振鐸更說：梁啟超的散文，“最大的價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的作風，打倒了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體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們都能肆筆自如，暢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與格調的拘束；可以說是前幾年文體改革的先導。”吳其昌亦說：“就文體改革的功績論，經梁氏等十六年來的洗滌與掃蕩，新文體(或名報章體)的體制、風格，乃完全確立，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二、詩歌的革新

近代詩歌的革新肇始于龔自珍，張大于黃遵憲，定鼎于梁啟超。早在1868年黃遵憲就喊出了“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口號。他要求打破舊傳統的桎梏，反對摹擬古人，主張要寫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而又“不失乎為我之詩”的作品。這已經帶有資產階級文學改革的意味了。但那時候，黃遵憲還是孤軍奮戰，未能形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新派詩運動。 “詩界革命”作為一個運動，策源于北京菜市口附近相鄰的三條小胡同——1895年秋冬間，夏曾佑住在賈家胡同，梁啟超住粉房琉璃街新會館，譚嗣同來京住北半截胡同瀏陽館，衡宇望尺咫，他們幾乎天天見面。在一起談新學，作新詩。不過起初的所謂新詩，只是“挦扯新名詞以自表異”，“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直至1899年梁啟超在《夏威夷游記》中對這一段活動進行了總結，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的新主張，詩界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同時他在《清議報》上開辟《詩文辭隨錄》，發表新派詩，后來又在《新民叢報》上連載《飲冰室詩話》，標榜新派詩人，把詩界革命推向新的高潮。特別是《飲冰室詩話》，宣揚“詩歌首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提倡用詩歌“改造國民之品質”，主張革命首先當革其精神。引進《詩話》的作品，或者宣揚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或者反映時事、攻擊時弊，或者表彰愛國御悔的精神、憂國憂民的情懷、為國犧牲的壯志，或者表現崇高的人格、雄偉的氣魄，或者表述進化論的哲學思想和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以及科技的進步帶來的生活中的新事物。這些都是舊文學中沒有或罕見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武庫中的東西。在總的傾向上表現了那個時代先進人物的精神風庫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這些現實主義的作品，加上梁啟超的推薦評許，形成了——至少是推進了——包括南社在內的“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的詩歌新潮流。在形式革新方面，梁啟超提倡“新語句”，甚至以“日本譯西書之語句”人詩，提倡通俗化，“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人詩”，提倡史詩式的磅礴氣勢和宏偉規模，主張“詩不一體”，“惟作者所欲，極自由之樂”，提倡詩歌和音樂相結合等等，對近代詩風的轉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格律詩向自由詩的過渡作了精神上的準備。正如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所說：這個詩界革命，“在觀念上，不在方法上”，“對于民七的新詩運動”“給予很大的影響”。 梁啟超本人不以詩名，詩詞作品也不算多，但他早期的詩自有一種踔厲風發、清新郁勃之氣，表現了新興資產階級的進取精神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博大胸懷，有強烈的時代感，在近代詩壇上亦可自成一家，詩如《去國行》、《雷庵行》、《讀陸放翁集》、《壯別二十六首》、《紀事二十四首》、《留別梁任南漢挪路盧》、《劉荊州》、《贈別鄭秋蕃兼謝惠畫》、《留別澳洲諸同志六首)、《自勵》、《志未酬》、《舉國皆我敵》、《二十世紀太平洋歌》、《拆屋行》、《贈臺灣逸民林獻堂兼簡其從子幼春》等；詞如《水調歌頭》(拍碎雙玉斗)、《賀新郎》(昨夜東風里)，《十五小豪杰題詞》等，放到祖國詩詞之林里，亦不失為佳品。特別是這些作品中表現的火山噴發似的激情，曾給當時的有志青年以很大的激勵，致使他們在多少年之后還記憶猶新。例如他的《自勵》二首，作于1901年，直到1919年左右周恩來同志留學日本期間還把其中的一首(“獻身甘作萬矢的”)抄贈給同學王樸山先生。[6]周恩來同志的“大江歌罷掉頭東”詩，在命意和遣詞上也頗受梁啟超《去國行》等詩的影響。又如李墨卿(翰章)的《墨園隨筆》中有兩段話亦能說明問題。《乙卯歸國日記》：“晚十鐘抵市門，是晚停泊此處，予只身于艙上散步，夜中明月皎潔，風平浪靜，因憶梁任公先生渡太平洋歌，再三朗誦，氣為之壯。” 《墨園隨筆序》(署民國二十一年)：“最后借幾句成語說明我的主張與國政前途之感想：(1)主張：十年以后須思我，舉國若狂欲語誰!……”這都足以證明梁啟超的某些詩篇人人之深、生命之強。 他的詩詞在風格和形式上也縱橫恣肆，波瀾起伏，雄健豪邁，形式多樣，不拘一格，有時直接以散文句法入詩，說理同抒情相結合。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說他“才氣橫厲，不屑拘拘繩尺問”。鄭振鐸說：“他的詩也自具有一種矯俊不屈之姿，也具有一種奔放浩莽，波濤翻涌的氣勢，與他的散文有同調。”都可為的評。郭沫若更說：“他的許多很奔放的文字，很奔放的詩作，雖然未脫舊時的格調，然已不盡是舊時的文言。在他所受的時代的限制和社會的條件之下，他是充分發揮了他的個性，他的自由的。”[7]

三、小說的崛起和戲劇的改良

小說的崛起是近代文學發展到高潮階段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晚清文學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中國的小說雖起源甚早，代有發展，且有許多古典名著，足為祖國文學爭輝，但在文學觀念上卻少有人視其為文學正宗，在社會觀念上則普遍視之為“閑書”，如果說誰嗜讀小說，無異于說他玩物喪志。迨梁啟超之小說界革命論出，人們看小說才另換了一副眼光。 梁啟超從小說最善于反映社會人生，最能滿足人類認識社會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社會價值；又從小說有燻，浸、刺、提四種力，最能吸引人，感動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說的文學價值，從而給小說以“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他還號召有志于改造社會的政治家以至魁儒碩學，都來關心以至從事小說的革新．和新小說的創作。這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鄙薄小說的傳統觀念，而且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覺地去從事創作和譯作，從而促成了晚清小說的空前繁榮和普及，正如吳趼人在《月月小說發刊詞》中所說：“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于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小說創作的大量涌現和小說家隊伍的飛速壯大，也改變了長期以來詩文宗主文壇的文學結構。今天，在卓立如林的文藝之邦里，小說已經蔚為超級大國，短中長篇小說，無論數量上、質量上、藝術上以及反映社會、抒寫人生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大有領袖文壇的氣象，在各種文藝形式中，比較起來，小說也最受讀者歡迎。漢的文壇是賦的天下，唐的文壇是詩的天下，宋的文壇是詞的天下，元的文壇是曲的天下，明清時代小說雖然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并未取得統治文壇的地位，晚清迄今的文壇才是小說的天下。這雖然是由時代的變遷和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所造成，但梁啟超輩的首倡之功，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

四、翻譯的勃興

數晚清之翻譯家，人必推嚴、林，此固不謬，但是不應忘記，于晚清翻譯之勃興有大貢獻者尚有梁啟超。 梁啟超的貢獻首先在理論鼓吹上。早在1896年，他作《論報館有益于國事》，論及報刊體例，首推“廣譯五洲近事”，認為如此“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以后他又陸續發表了《西學書目表序例》、《論譯書》、《大同譯書局敘例》、《讀日本書目志書后》、《續譯列國歲計政要敘》、《西政叢書敘》、《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學日本文之益》等一系列文章，論證之透辟，規劃之精詳，當時諸家實無出其右者。梁啟超指出：“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學子欲自立，以多讀西書為功。”他一方面尖銳批評了自江南制造局起以迄當時譯書的種種弊病，一方面提出“擇當譯之本”、“定公譯之例”、“養能譯之才”三條主張，其中許多具體意見，匯各家之說，至今仍不失其學術理論價值。他反對“徇華文而失西義”和“徇西文而梗華讀”這兩種傾向，主張“凡譯書者，于華文西文及其所譯書中所言專門之學三者具通，斯為上才，通二者次之，僅通一則不能以才稱矣。……三者之中，又以通學為上，而通文乃其次也。”[9]這種見解，至今仍有實際意義。毫無疑問，梁啟超的翻譯理論對晚清翻譯事業的勃興和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和指導作用。 梁啟超還非常重視翻譯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例如他在《夏威夷游記》中表示，他“將竭力輸入歐洲之精神思想，以供來者之詩料”。在《新中國未來記》第四回《總批》中，他主張“取索士比亞、彌爾頓、擺倫諸杰構，以曲本體裁譯之”，以為“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風格，熔鑄之以入我詩，然后可為此道開～新天地”。在《飲冰室詩話》中，他謳歌荷馬、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謂“其詩動亦數方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希望有志青年能為索士比亞、彌爾頓，以報國民之恩。這種自覺地主動地試圖從外國文學汲取營養，以豐富和改造中國文學的主張的提出，在當時是需要一點革命精神的。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這一點更有意義。至于他的《譯印政治小說序》、正如阿英先生所說：它“是闡明翻譯小說重要性最初的理論文章”、“從‘有關世道人心’，到可以作為政治及社會改造的武器，這是對小說理解的長足的進步。因此，大家便注意于小說的翻譯，而范圍也依次漸廣，形成極繁榮的局面。同樣的，由于國人對翻譯小說的注意，在寫作上也受了很大影響。”[10] 梁啟超自己也從事翻譯。在晚清翻譯極端繁榮的情況下，翻譯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直譯派，可以周氏兄弟為代表；有意譯派，可以嚴、林為代表；有改譯派，如蘇曼殊之《慘世界》；有譯述派，則當以梁啟超為代表。梁啟超也有以意譯為主的作品，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也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但他的主要貢獻卻在譯述。梁啟超主張將西方的學術思想作無限制的盡量輸入，于是便更多地采取了較為便當、較易被讀者理解的譯述方法。他所做的多種泰西學案、《意大利建國三杰傳》、《歲蘭夫人傳》，以及《飲冰室自由書》的某些章節，其實大多是自日人的翻譯中轉述過來的。 就翻譯本身來說，自然以直譯和意譯為正宗。但就當時的情況而言，譯述對傳播新思想和推動翻譯事業的發展起過更普遍的作用。梁啟超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啟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蓋如久處災區之民，草根木皮、凍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頤大嚼，其能消化與否不問，能無召病與否更不問也，而亦實無衛生良品足以為代。”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鄭振鐸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說：梁啟超介紹西方的哲學、經濟學等學說，“他的根據當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重述、節述或譯文。然而因了他的文筆的流暢明達，國內大多數人之略略能夠知道培根、笛卡兒、孟德斯鳩、盧梭諸人的學說一臠的，卻不是由于嚴復幾個翻譯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譯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王哲甫在《新文學運動史》中也說：“至于個人方面介紹西洋學術文化，當推梁啟超為最有功績之人。梁氏自戊戌變法失敗后，即逃避日本，蟄居飲冰室中，專心著作，如達爾文的進化論，盧梭的自然主義，培根的經驗哲學，笛卡兒派的推理哲學，羅蘭夫人的革命事跡，以及平等自由等等新思潮，均由梁氏由日本轉介紹于中國。他的《飲冰室文集》，現在雖然不像以前為青年人所愛讀，但在那時候卻是最新穎的學術，而發生極大的影響。”

五、報刊的發展和新文學隊伍的聯絡

梁啟超是資產階級維新派最有影響的新聞理論家。他的《論報館有益于國事》、《農會報序》、《萃報敘》、《蒙學報演義報合敘》、《知新報敘例》、《清議報敘例》、《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等，集早期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之大成，開后起資產階級報刊之新風，實為我國新聞學史之重要文獻。 中國的資產階級維新派是在外患日急，內政腐敗，經濟凋敝，思想閉塞的情況下登上政治舞臺的，他們又無權無勢，無拳無勇，所靠只有一個名存實亡的光緒皇帝，所以他們的事業只能從擴大宣傳、爭取群眾人手。因此，維新派的領袖們無不重視報刊及學會，梁啟超對此尤屢屢言之，所謂“度欲開會，非有報館不可，報館之議論既浸漬于人心，則風氣之成不遠矣。”[11]所謂“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報館其導端也。”[12]所謂“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輿。”[13]至于他對報刊作用的強調，對報刊內容的規劃，前已略及，茲不贅述。不過有一點還需要特別提一下，即他指出“有一人之報，有一黨之報，有一國之報，有世界之報”，并且公開承認他主辦的《時務報》以及《知新報》為“一黨之報”，而，《清議報》則“在黨報與國報之間”。[14]承認報刊的黨派性，也就承認了報刊的階級性(盡管他并未使用“階級”這個詞)，這證明了剛剛登上政治舞臺的新興資產階級對自己的力量和事業的正義性的自信，比20年代以后的資產階級報刊用“公正”、“客觀”等字樣掩蓋其階級實質，所勝多多。這個認識決定了報刊宣傳的政治傾向，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把報刊作為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地主階級進行斗爭的重要工具，也充分證明了他們借報刊推行的文學革命的階級性，說明這時的近代文學確已進入資產階級文學的新階段。 梁啟超的資產階級新聞學理論之所以有力量、有影響，還程于他有豐富的辦報實踐作后盾。他是資產階級維新派第一份機關報《中外紀聞》(初名《萬國公報》)和第一份面向社會的正規報刊《時務報》的主筆。這是百日維新以前國內最有影響的報刊，戊戌政變后，他又第一個創辦了《清議報》，以后又辦《新民叢報》，開辟了海外宣傳陣地。他還創辦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份專刊小說的雜志《新小說》，并在上面開辟了史無前例的《小說叢話》專欄。在同類報刊中，因為它們創辦最早，規劃最完善，持論最新穎，實際上起了樣板的作用，繼起者多以為軌范。例如他自己說：“《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時務報》后，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后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云涌，驟十余家，大率面目體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15]又如黃遵憲說：《新民叢報》發行后，“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折，試官之題目，亦剿襲而用之。”[16]阿英說：《新小說》雜志出版后，“新的小說刊物，至此始具完整規模。以后，《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及《小說林》，才相繼而起。”[17]總之，梁啟超以自己的理論和實踐，促進了中國報刊事業的發展。 當然，梁啟超所辦早期報刊于社會貢獻最大者在其政治思想宣傳。對此，建國后的某些評論過多地強調了它的消極方面，而對其在當時條件下所起的巨大作用相對地重視不夠，比較起來，一些親身感受到梁啟超影響的人的評價倒還較為客觀。本文前引郭沫若、繆鳳林等關于梁啟超影響于當時青年的話不必說了，素癡(張蔭麟)論《新民叢報》等影響于辛亥革命，亦頗有說服力，茲錄如下：“自維新派與革命黨為政敵。革命成而維新派被目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里實相成也。‘國民革命’運動實行先于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日《蘇報》、日《民報》，然《蘇報》始于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之創辦已七年矣，《民報》始于乙巳，上距《清議報》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后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膽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于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惟康粱。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后，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余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梁任公無意中間接幫助革命之一端也。”[18] 報刊的發展對近代文學的影響亦至巨。除了思想解放帶來的全面影響以及借報刊發表新的文藝理論和新的文學作品以外，還借報刊聯絡和培養了新的文學創作隊伍。據筆者的粗略統計，《飲冰室詩話》中涉及的有作品的詩人約90名，《清議報詩界潮音集》上的署名作者近140名(據《清議報全編》第四集統計其間肯定有一人多名者)，這樣眾多的作者在不長的時間內出現在一報一欄上，足以證明當時的新文學已經有了一個相當廣大的創作隊伍。這些作者中不僅有老師宿儒、社會名流，而且有初生之犢，后起之秀。這些人的政治觀點和藝術風格并不一致，但在“新意境”、“新語句”這方面卻是大體相同的，梁啟超通過報刊形式把他們聯絡在一起，對推進晚清文學革命運動，顯然有著極大的意義。 總之，梁啟超于近代報刊的發展有大貢獻，近代報刊的發展又于近代文學的發展有大關系。鄭振鐸云：梁啟超“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像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懨懨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績；他的勞績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為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可以說，梁啟超的這些勞績，大多是通過報刊實現的。

注釋： [1]孫貽讓與梁氏書。轉引自繆鳳林：《悼梁卓如先生》，《學衡》第67期。 [2]《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 [3]《我的童年》。 [4]《梁任公先生》。本書引鄭氏言均見此文，以下不另注。 [5]《悼梁卓如先生》，《學衡》第67期。 [6]事見1979年3月7日《光明日報》第3版。 [7]《文學革命之回顧》，見《文藝論集續集》，第83頁。 [8]《晚清文學期刊述略》。 [9]《變法通議?論譯書》。 [10]《晚清小說史》第十四章。 [11]《與汪穰卿足下書》，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40頁。 [12]《論報館有益于國事》。 [13]《農會報序》。 [14]《清議報第一百冊祝辭……》。 [15]同上。 [16]《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06頁。 [17]《晚清文學期刊述略》。 [18]隸癡：《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學衡》第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