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婦女的文學批評；《與妹劉氏書》；“以詩論詩，卒章見志”

論文摘要：婦女的文學批評在魏晉南北朝進入了初創(chuàng)時期。首要表征在于從“人物藻鑒”發(fā)展為專門的文學批評，并出現(xiàn)了如《與妹劉氏書》等一批論著。特征之二是確立了一種明顯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評范式“以詩論詩，卒章見志”：東晉才女謝道韞以其形象化的批評方式深遠地影響了時人及后人；早見于《詩經(jīng)》的“卒章見志”在這一時期有了質的飛躍，兩相結合，成為了一種時代風尚。 經(jīng)歷了從先秦至兩漢的漫長濫殤階段之后，婦女的文學批評在魏晉南北朝進入了初創(chuàng)時期，特征有二：其一，“文學批評”在“人物藻鑒”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初期帶有較多的“人物藻鑒”的痕跡，后期則轉向專門的“文學批評”，出現(xiàn)了如《與妹劉氏書》、《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答程均表上(得一頌)令》等一批論著；其二，確立了一種明顯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評范式——“以詩論詩，卒章見志。” 一、從“人物藻鑒”到“文學批評” 縱觀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的文學批評，其中夾雜著相當多的“人物藻鑒”，更確切地說，“文學批評”就是在“人物藻鑒”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就具體發(fā)展過程來看，則大約經(jīng)歷了一個從“純粹的人物藻鑒”到“在人物品評中包含對被品評者文學成就的評價”再到“專以文學批評為宗附帶藻鑒人物”直至最終獨立為專門的“文學批評”的過程。 漢末以降，女學漸衰，惟晉代稍隆，六朝婦女能文者多出縉紳之家，尤以兩晉為最，如：晉左思妹左棻、謝安侄女謝道韞、衛(wèi)展女衛(wèi)鑠；齊鮑照妹鮑令暉；梁劉孝綽妹劉令嫻等；皆出縉紳之家，從父兄受業(yè)，并有才名。藻鑒人物的風氣既在社會廣為流傳，受父兄影響，女子也多有浸染，如：韓氏之觀狐趙，鐘琰之相兵兒，衛(wèi)鑠之贊曦之，道韞之嘆王郎……眼觀口贊之外，更有一些婦女干脆書之文字：左棻有《孟軻母贊》等十余篇關于賢婦人的贊辭，王紹之有《姜螈頌》、《啟母涂山頌》，孫瓊有《公孫夫人序贊》其中的佼佼者當屬左棻，她大概是第一位專事人物品評的女性，寫作了《巢父惠妃贊》、《虞舜二妃贊》、《周宣王姜后贊》等十余篇贊辭，用于歌頌、評價自古迄晉素有才德的名女。雖然基本上是從道德的角度著眼，但她對班婕妤所作“恭讓謙虛”的評價卻已經(jīng)被后人視作了文學批評。清人陸昶在其輯錄的《歷朝名媛詩詞》中評論班婕妤時說到：“聲口怨慕而不露，止在抑揚之間。晉左貴嬪(左棻)稱其(班婕妤)恭讓謙虛，可謂知己。”這雖然說的是人品與文品之間的關系，但顯然更多是從文學的角度著眼的。 左棻之后，晉代最為有名的“婦女藻鑒”當屬“濟尼論兩家婦”。濟尼失其姓名，其說得以保存乃在于所論為東晉兩大才女：謝道韞和張玄之妹。此事兩見于《世說新語，賢媛》和《晉書，謝道韞傳》，稍有異同。前者為：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并游張、謝二家。人間其優(yōu)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晉書》記載略有出入： 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于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于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世說》的記載中，濟尼所論基本上仍屬“人物藻鑒”，《晉書》則明確指出濟尼所論實為“才質”，這實際上已經(jīng)是后世所謂的“作者論”了。謝、張皆文學名家，王、顧二婦又俱有才名，遏、玄各稱其親，不知孰勝，在盛行人物品評的時代中，難免有好事者想弄個清楚明白。問及游于兩家的濟尼，高下立判：張玄妹可以算作“閨房之秀”，謝道韞卻不僅為女界之雄，甚至還超出了一般的男子。“林下風氣”之贊已經(jīng)把她和“竹林七賢”并列了起來，可謂評價甚高。 如果說左棻之贊更多地屬于“人物藻鑒”，濟尼之論開始涉及對被品評者文學成就的評價，晉都水使者徐藻妻陳氏的《與妹劉氏書》則不折不扣地算是中國古代婦女見諸載籍的一篇較早的文學批評專論：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勛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zhí)詠反復，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并至。元方偉方，并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于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圣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yǎng)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跡也。老莊者，絕圣去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jīng)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可共詳之。文章從評論妹妹陳絃(偉方)的《祭父文》人手，先是高度贊揚劉氏誄文的文學成就，“其述詠勛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發(fā)出“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的感嘆；然后詳細描述自己“執(zhí)詠反復，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并至”的讀后感，對誄文的情感力量作了生動刻畫；最后論及父親的生平行事“體弘仁義，又動則圣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yǎng)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指出誄文動輒以老莊為喻的特點，質疑其不合“經(jīng)典”與“名教”。可謂“專以文學批評為宗附帶藻鑒人物”式的“文學批評”。撇開陳氏和劉氏對老莊思想認識上的差異不論，應該說，前述三點都頗為中肯，達到了相當?shù)睦碚摳叨取x代婦女能有這樣精彩的批評文字，實屬難能可貴。 南朝婦女善辨已然不爭，而北朝亦有婦人能論，北魏文成文明馮后即為代表。據(jù)《魏書》記載，馮后“性聰達，自人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誥》十八篇”。這又是一個聰敏博學的多產(chǎn)作家，《魏書》以其文多不載，故而散佚。馮后文論見于答程郡的兩篇《令》文：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答程駿表上(慶國頌)令》) 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yǎng)老乞言，其斯之謂。(《答程均表上(得一頌)令》) 在前后相趁的兩篇《令》文中，馮后表達了一個觀點：“頌”之為體，若用于“歌頌宗祖之功德”，則不妨盡量夸張；但如若用于“當世”，則不能太“過”。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如何把握“頌”體在“頌祖”與“當世”上的分寸。馮后之前，已有批評者涉及了“頌”體，如：《荀子·儒效》以為‘《頌》之所以為至者，取事而通之也”；《詩大序》給“頌”下定義為“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陸機《文賦》分文體為十類，認為“頌”的特點是“優(yōu)游以彬蔚”……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論到了“頌”這種文體的某個方面，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看法。馮后的頌論則是在“頌”體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出現(xiàn)了期待解決的新問題的歷史條件下產(chǎn)生的。 “頌”最早是用于祭祖的，有所謂“取事而通之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頌”在社會生活中的用途也越來越廣，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頌”，如：東漢以前有周公“哲人之頌”、左丘“變體野誦”、三間“細物之頌”、秦政“矜德之頌”、惠景“述容之頌”；至東京一代則有班傅之“變?yōu)樾蛞保R融之“雅而似賦”，崔(瑗)蔡(邕)之“致美于序，而簡約乎篇”，摯虞之“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以及魏晉有所謂“末代訛體”之“雜頌”。 在這個“雜頌”盛行的時代，馮后不失時機地提出了如何把握“頌祖”之別“當世”的分寸問題。通過回答程駿所上表《慶國頌》和《得一頌》，馮后指出，“頌”用于“頌祖”和用于“當世”是有所分別的：“美盛德之形容”的“頌”盡可“敷寫似賦”、“敬慎如銘”，怎么樣贊頌都不過分。但是，當其用于“當世”用于慶國時，還是應該有所收斂、言稱其事，否則只會給人留下“何其過也”的不良印象。當然，如果已經(jīng)“鑒戒既備”，只是“良用欽翫”，那么也是可以容忍的。應該說，這一見解頗為深刻，達到了相當?shù)睦碚摳叨取：髞韯③淖段男牡颀垺ろ炠潯芬喾Q：“容德底頌，勛業(yè)垂贊。鏤影摘聲，文理有爛。年跡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甑。”觀其論，與馮后之《令》何其相似!我們不能肯定劉勰一定受了馮后的影響，但至少可以確定這一點：對在“雜頌”時代如何把握作“頌”的分寸這一問題，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都名不見經(jīng)傳的北魏文成文明馮后先于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享有盛譽的劉勰，明確地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伴隨著這些專門批評論著的出現(xiàn)，魏晉南北朝婦女的文學批評徹底脫離了“人物藻鑒”，而呈現(xiàn)出自主自覺發(fā)展的欣欣向榮景象。至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婦女的文學批評作為一個整體已初具規(guī)模，此后則伴隨著文學史和整個文學批評史而發(fā)展，并以其獨有的女性視角構成了對男性批評的有力補充。 二、“以詩論詩，卒章見志”的女性批評范式的確立 從體式上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婦女文學批評的重要特征在于確立了一種女性批評范式：“以詩論詩，卒章見志”。這既不是我們非常熟悉的先秦詩歌中常見的“卒章見志”，也不等同于后世的“論詩詩”，而是一種以“詩”的面目出現(xiàn)于文末的“片言只語”式的批評。其確立大約是經(jīng)過了“卒章見志”和“以詩論詩”兩個獨立的階段，最后合成為一種在文學批評史上頗為獨特的批評范式。 先說“以詩論詩”。 東晉“以一句詩名千古”的才女謝道韞不僅對文學有著獨到的見解，還以其形象化的批評方式深遠地影響了時人及后人，成為“以詩論詩，卒章見志”批評范式的一個源頭。身為東晉著名文學世家謝氏集團的一員，謝道韞受家學浸染，對文學頗有領悟，并以其獨樹一幟的見解為后世所稱道。據(jù)《世說新語，文學隊《晉書·列女傳》記載：

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 《詩經(jīng)》三百篇，佳句比比皆是，謝安以命世大臣的經(jīng)學視野選出了《大雅·抑)中的“吁謨定命，遠猷辰告”；謝玄則從文學欣賞的角度挑中了《小雅·采薇》中既是景語又是情語的千古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唯獨謝道韞撿選了出自《大雅·燕民》的“作者尹吉甫對自身詩作柔和動聽、清美感人風格的自贊和寄寓情懷、撫慰人心寫詩目的的申述”，與叔父、兄弟的見解均不相同，足見眼光獨到。謝安稱贊侄女“有雅人深致”，即是對她能夠窺見詩歌的作用和藝術力量的高度贊賞。所謂“雅人深致”，當即《詩序》中的“主文而譎諫”。雖然這一思想并不新鮮，但稱道《詩經(jīng)》中不可多得的詩論卻隱隱透露出謝道韞喜好批評的嗜尚。從謝道韞生平行事來看，她是雅擅辯論的：其人倫風鑒則有“王郎之嘆”；文學批評則有“《毛詩》佳句”；名理清談則有“柳、謝之辨”、“步帳解圍”等；也因此才榮膺了“聰識有才辨”的斷語。 不僅喜好批評，謝道韞還擅用形象化的文字進行批評，著名者即是被后人往往視作了詩歌的“詠雪聯(lián)句”。此事兩見于《世說新語·言語》和《晉書·列女傳》，以《世說新語》為較詳： 謝太傅寒雪日內(nèi)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所謂“詠絮之才”即從此出。一直以來，人們都把它視作詩歌、名之為“詠雪聯(lián)句”而大加贊賞，更津津樂道于謝道韞詩才勝過謝朗；卻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這句詩其實也是謝道韞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對堂兄謝朗觀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學批評。因為首先，謝道韞和謝朗的差別不僅僅在于表面上的才思敏捷與否，實際上更是一個男女兩性觀察角度不同的問題。宋人陳善《捫虱新話》卷三曾說：“撒鹽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風起，此鵝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韞之語為工。予謂《詩》云：‘相彼雨雪，先集為霰’，霰即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謂，固未可優(yōu)劣論也。”此論經(jīng)常被人忽視，其實書載“俄而雪驟”，既說“俄而”，可知曾有一段米雪時間，故謝朗所說不謬。更何況下雪時如果雪很大，雪粒下降的速度就快，從男性的觀察視角來看，一般會更加注重雪下落的力度，因而出現(xiàn)“撒鹽空中”這樣的比喻絲毫不奇怪。但身為一個小女孩，謝道韞從女性注重柔美的視角所觀察到的飛雪形象就有所不同：雪花一片一片地從空中落下，又被風吹起，旋轉、沉浮，就像同樣因為被風吹起而在空中旋轉、沉浮的柳絮那樣自由自在而又輕靈地飛舞，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圖畫啊。由飄揚的雪到飛舞的花，再到同樣潔白、輕靈的柳絮，這在女性的聯(lián)想空間中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情。于是“未若柳絮因風起”脫口而出。《晉書》記載“安大悅”，謝安乃至以后的文學批評家對這一句如此欣賞，除了詩句本身的新奇可愛，除了謝道韞以年幼而才思如此敏捷讓人不禁心生愛憐；實在也包含了這些男性對來自另一個性別眼中不同于一般男性落雪思維的飛雪形象的認同。自此以后，把“飛雪”比作“飛絮”就成為了詠雪詩中的一種經(jīng)典比喻，而這種比喻最初當是來自于女性的觀察和體驗的。 其次，謝安、謝道韞、謝朗是在“內(nèi)集”的時候遇到“雪驟下”這一事件的。作為東晉著名的一個文學世家，謝氏集團的“內(nèi)集”除了具備一般親朋好友之間互相走訪、噓寒問暖的功能；更重要的還在于互通有無、交流思想，對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觀念自發(fā)地做出評論并加以傳播，所謂“與兒女講論文義”是也。“詠絮之才”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產(chǎn)生的。謝安問：“(大雪紛紛下)，像什么?”這是文學大家在考較自家子弟。謝朗率爾回答：“‘在天空中撒鹽’差不多可以比喻了”，名門子弟的風范一目了然。而謝道韞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對這種比喻有所不滿，于是不甘示弱，立即指出“(空中撒鹽)不如柳絮因風而起”。可見，謝道韞存心用“柳絮因風”的飛雪形象批評謝朗“撒鹽空中”的落雪形象，“柳絮因風”不僅是一句詩中“名句”，也是一句以“詩”的面目出現(xiàn)的文學批評，“未若”一詞的使用更加充分地表明了這一點。據(jù)此，筆者認為在形象優(yōu)美的詩句之外，把“未若柳絮因風起”視作東晉才女謝道韞從女性視角出發(fā)對其堂兄謝朗觀察到的落雪形象所作的文學批評似乎也頗為適宜。 再說“卒章見志”。 所謂“卒章見志”，即在文的末尾表明自己的寫作動機，這在先秦詩歌中并不少見。但在婦女的文學批評中，尤其是進入了初創(chuàng)期的魏晉南北朝，這種“卒章見志”發(fā)生了質的飛躍，在交待寫作動機之外還反映對文學本質的認識。譬如，左棻就在其兩首詩賦末尾表達了“寫作乃為了抒情”的觀點： 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眺，心不自聊，泣漣湎兮。援筆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離思賦》) 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仿佛想容儀，唏噓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于詩書。何以訴辛苦?告情于文辭。(《感離詩》)這兩篇文字都寫于左棻入宮之后，《離思賦》是受詔之作，《感離詩》是答兄思《贈妹》之作。雖然寫作背景不一，但由于都是抒發(fā)離思之情，左棻因而在兩篇不同的文字末尾表達了同樣的一個觀點：“援筆抒情”。從先秦許穆夫人總結出婦女寫作的心理機制“女子善懷”開始，婦女的文學及文學批評就主要沿著“主情”的一脈發(fā)展：班婕妤體悟“家人夫婦”之情，班昭感慨“難舍故土”之情，鄧后推崇“圣人之情”。到了以關注入的生命本體為特征的“人的自覺”的時代，左棻則不失時宜地直接說：寫作乃為了“抒情”。 左棻詩、賦中“卒章見志”的批評方法，與上述謝道韞“以詩論詩”的形象化文學批評一旦結合，很快就成為一種風尚，從而確立了一種明顯具有女性特征的批評范式：“以詩論詩，卒章見志”。大概從先秦開始，婦女就喜歡在詩文中用“卒章見志”的方式來發(fā)表文學見解，譬如：魏女所刺《葛屨》，唐山之吟《安世》，班昭興嘆“君子”……到左棻作《離思》詩賦、道韞詠“柳絮因風”，這一技巧變得成熟起來。或許又因為左、謝文才名動一時，閨秀名媛爭先效仿，并把兩種方式合二為一，從而構成了一種新的批評范式。左、謝同時和以后，這一批評方式屢見于六朝婦女的文論中。她們有的抒寫自己的寫作動機，包括寄憤、寄懷等感情，如：晉東陽太守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聊寄憤于斯章，思慷慨而炫然。”晉劉柔妻王劭之《懷思賦》“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子思之難泄?聊臨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有的反思古人作詩的方法，如：晉散騎常侍傅統(tǒng)妻辛蕭《芍藥花頌》：“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聊用興思，染翰作歌。”晉王劭之《春花賦》：“詩人詠以托諷，良喻美而光德。” 還有一些甚至涉及了“心”、“物”關系的問題，如：晉李氏《冬至詩》：“感與時來興，心隨逝化嘆。”晉松陽令鈕滔母孫瓊《悼堅賦》：“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這些批評文字都以“詩”的面目出現(xiàn)且大都在文末，用學界傳統(tǒng)眼光看來，似乎支零破碎、不值一提。其實，這正是中國婦女的文學批評在批評樣式有別于男性的一個顯著特點。我們知道，“卒章見志”本來是一種較為原始的批評方式，是文學創(chuàng)作處于低級階段時的產(chǎn)物，主要見于《詩經(jīng)》，最初是男女通用，并非專屬中國古代婦女所為。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文學實踐的深入，男性很快拋棄了這種理論化程度較低的、“片言只語”式的批評方式，而代之以冗長的闡釋如《詩序》、三家注《詩》，單篇的論文如《典論·論文》、《文賦》或者專著如《文心雕龍》、《詩品》以及后世的各種詩話、詞話。而對于“善懷”的古代婦女來說，文學創(chuàng)作本來就更多只是她們抒發(fā)個人感受的一種手段，理論化程度較高的文學批評方式由于離她們的感性生活較遠自然更加難以觸及。因此，作為一種簡便易行的批評方式，“以詩論詩，卒章見志”受到了魏晉南北朝婦女的鐘愛。或許這些批評文字理論化程度不夠高，但不乏真知灼見，對于研究中國古代婦女的文學思想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