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質觀是孔子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幾乎規定了中國古代文學及文論的發展，深深影響了整個的中國文學史。文質觀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論述了文學創作的規則。隨著時代的發展，孔子文質觀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歷史性。中國當代文學中存在的若干問題，亦可以從孔子的文質觀中尋得啟示。 關鍵詞: 孔子文質觀 中國古代文學 中國當代文學 影響 啟示 一、孔子文質觀的內容 《論語》用到“文”的地方很多，含義也不一樣，或泛指禮樂文化或制度:“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或指詩書禮樂等典籍:“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學而》)“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罕》)或指禮樂的教化:“文之以禮樂?！?《憲問》)“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孔子用到“質”的地方較少，其意主要是指人的善的天性或精神?？鬃游馁|并提，是從做人來說的，都和“君子”有關。 “文”“質”并提在《論語》中有兩處:一是:“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二是:“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馴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⒉蛑猹q犬羊之鞍。”(《顏淵》)后者雖是子貢所言，但其觀點是孔子所授。這兩段話都是講人的修養問題?！拔摹笔侵溉私涍^學習和自我修為后所表現出來的風采，“質”是指人的內在的品性。孔子發現了它們的相互聯系，并從理論上闡明了“文”與“質”的關系，認為二者要相輔相成、和諧統一。 二、孔子文質觀對中國古代文學的影響 孔子的文質觀奠定了中國古代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成為文學史上歷次變革的主要依據。例如，唐代古文運動之所以至韓、柳始成，主要是因為韓、柳在批判繼承古文運動先驅之文論的基礎上對儒道進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許多反傳統觀念的新解，以文章內容的變革帶動形式的變革，使“文以載道”說產生了實踐意義，并在理論上趨于完善。漢代王充便作了這方面的闡發:“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夕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圣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論衡·書解》)“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論衡·超奇》)認為內容與形式是相輔相成的，但并不認為是等量齊觀的?！拔柠惗鴦站?，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于彌為崇實之化”(《論衡·定賢》)。王充認為，內容和形式相比，內容起著主導的、決定性的作用。若不顧及內容，一味追求形式美，則無論其辭藻如何美，皆是不可取的。當然，重視內容，并非不要形式，因為“人有文質乃成”，關鍵在于“外內表里，自相副稱”。 西晉陸機《文賦》說:“理扶直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闭J為文章的思想內容作為主體好比樹木立起主干，而文辭則好像在枝條上布滿的繁葉，思想對文辭起主導作用。主干不存，繁葉就無所依附。 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曹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娜同犬羊;犀咒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眲③挠纱硕摱?“質待文?！绷菏捊y《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也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文心雕龍·辯騷》中的所謂“驚采絕艷，難與并能”、“金相玉質，百世無匹”的說法，顯然是承接了孔子文質觀的觀點。 三、孔子文質觀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啟示 談及中國當代文學尋在的問題時，除了探討較多的寫作自由、關心人生等問題之外，涉及的問題還有文學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問題。 童慶炳認為，我國當代作家沒有文體意識。魯迅生前就被人封了很多頭銜，但似乎最喜歡的一個頭銜，就是有人叫他“文體家”。他指出，新時期文學中真正具有文體意識自覺的作家屈指可數。嚴格地講，只有汪曾祺、王蒙、莫言、賈平凹少數幾位作家具有真正徹底文體意識的覺醒。也許還有一位，他就是王朔。具體地說，作家通過他們的文體，寫出作品的氛圍、情調、韻味和色澤。汪曾祺、王蒙、莫言的幾篇作品注定成為新時期的翹楚之作。可惜的是多數作家并沒有文體意識，或文體意識并不很強。因為文體幾乎是不可翻譯的，“就是那些外國的一般的漢學家也很難感受中國作家的文體，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作家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原因之一”。[1] 還有一種相反的看法，認為五四運動只是一種事功和運動。由此一來，文學的寫法，比起以前是有了很大的變化，豐富了許多，但文學的根本立場卻丟了——文學越來越是一種工具或語言的游戲，不再是生命的學問，內在的精神力自然也開始走向衰敗。錢穆說:“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謂文學即人生，倘能人生而即文學，此則為人生之最高理想，最高藝術。”[2]這是對中國文學的簡練概括。文學一旦只求事功，無法透出對生命的根本肯定，寫作就必定傾向于自然和經驗。不過，文學(尤其是小說)發展到今天，如果還是只有自然實事和“經驗的我”，而無法在生命的空間上有擴展，那就意味著失去了文學的立場。寫作一味地求外放，而不求往里收，作家就會很容易墮入玩世主義和虛無主義之中，透顯不出作家主體的力量。文學的質，它所對應的是生命世界、價值世界。中國當代文學中，這些年幾乎沒有站立起來什么新的價值，有的不過是數量上的經驗的增長，精神低迷這一根本事實絲毫沒有改變，生命在本質上還是一片虛無。[3] 這兩種觀點恰好代表了當代文學在內容與形式方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當代作家缺乏獨立的文體意識;第二個問題是，作家在寫作中，只關注形式，對文章的質即文心的關注越來越少。這兩個問題其實都關系到孔子在幾千年前提出的文質觀?！百|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是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關鍵。具體來說，中國當代作家要樹立極強的、獨立的文體意識，從而在世界文壇上保持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同時，寫作必須融入作者真實的、細膩的、敏感的情感體驗，而不是單純的個人經驗的書寫，以及對自然的簡單描摹，而必須有作家心懷社會、容納人生的態度。當然，當代作家對于文學形式的創新與探索是值得鼓勵的。 以上詳細論述了孔子文藝思想中的文質觀、其發展演變及其當代意義，相信會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有所啟示，從而讓中國文學真正登上巔峰。

參考文獻: [1]蕭依新.孔子文藝思想散論.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5，02. [2]童慶炳.當代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問題.文藝爭鳴，2008，11. [3]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46. [4]謝有順.中國當代文學的有與無.當代作家評論，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