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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溫以麗 意悲而遠--從古詩十九首看漢末文人的人文精神

姜蘭寶

【內容提要】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生活在漢末建安前,這是一個正直廢放邪狂熾結的歷史時期,人們從關心社會政治轉向了對個人自身的關注,人文精神也相對低落。十九首較集中地從兩方面表現了他們的人生追求:一對性愛的渴求,二面對死亡產生的種種困惑。因而在無形中觸及到“愛與死”這一文學創作中的重大問題。人們對死亡的關注是佛教在中土傳播的社會心理基礎,而十九首作者人文精神的低落則為建安時期人文精神的高揚和文字的自覺積蓄了力量。 要研究魏晉文學思想的嬗變,文人心態的發展,倘不把觸角伸向漢代便不能說明問題。文學年代的界定和歷史年代的界定也不相同,“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而“建安文學”則是魏晉文學的肇始。對古詩十九首,梁啟超先生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說:“十九首之年代……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比舭压旁娛攀桩斪鳌扒敖ò参膶W”來研究,當無大眚。

一、儒家經典的興衰與漢代文人的命運

從獨立和嚴格的意義上來分析,西漢和東漢初年的文學并不發達。司馬遷的《史記》雖然是偉大的紀傳文學作品,但司馬遷是把它當歷史來寫的。鋪張揚厲、無所不包的漢大賦實在也沒有多少文學性。民歌在民間流行,好大喜功而又穩坐天下的漢武帝設立樂府收集民歌,偶一視之,也只是附庸風雅,對人民百姓皇恩浩蕩了。無怪乎東方朔、司馬相如、揚雄、司馬遷諸賦家,在漢武帝眼中,只須“倡優畜之”(司馬遷《報任安書》)便足夠了。然而漢代不是沒有文人,文人的地位也不可謂不高,文人和儒家經典在西漢和東漢初年是極受重視的。據《漢書·董仲舒傳》記載,武帝曾三次下詔,咨以治國之策?!拔涞壑圃唬骸哟蠓蛎飨仁ブ畼I,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哟蠓虮M其心,靡有所隱,聯將親覽焉’。”董仲舒則以春秋大一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之:“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蔽涞奂{其說而推行之,以致董仲舒年老退休在家,朝廷每有難決之事,都要派員到家請教?!稘h書·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p>

漢初文、景時社會尚黃老。武帝定儒為一尊之后,儒家經典就成了政治統治的理論依據,皇帝下詔、大臣上書中引用五經之事在《漢書》《后漢書》中屢屢可見。清代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一書中說:“元、成以后,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实墼t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依據。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化,號為以經術飾吏事?!比寮夷欠N為王師伯友、為天下師的理想,到董仲舒的時代才算得到基本實現。孔孟之道的道統與統治者的政統相結合,此時的文人已不僅僅是文化的啟蒙者、傳播者,他們更是社會文化、政治秩序的策劃、設計、重建者,是社會的良心,當然的主人,因此文人地位日隆。風從影響,自幼習經已成為文人的必由之路。班固在《漢書·儒林列傳》中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北M管五經六藝是前賢所定,于漢代文人已無創造可言,他們仍以注經解經為畢生奮斗之事業。他們認為儒家經典體現了人類的終極真理、天理,因而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說明現存社會的天然合理。他們要用儒家經典來籠罩社會生活的一切,或者說,把社會生活的一切都納入五經之中。他們認為自己的人生價值、人文精神就體現在這一點上。今天,我們可以說他們思想僵化、守成,但他們都是無怨無悔、至死靡它的。若能站在當時文人的環境、地位來分析,似乎除此之外也無他路可走。他們在大一統的儒家經典外殼的包容下,今文古文,撞攘磕碰,你爭我斗,你上我下,自是有聲有色,有滋有味;帝王們則高高在上,俯視著文人的真誠表演而擇其合乎己者用之,以示王道之昌明。在這種時候,文人地位雖高而文學只能是經學的附庸。文人在解經之余也寫些詩賦,雕蟲小技,消遣消遣而已。秦代所遵行的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的主張“以吏為師”,到了漢代,則變成儒法結合的“以師為吏”,吏、師、政、教完全統一了。文人與經,亦已同命運共呼吸了。

劉秀平王莽立東漢之后,雖戎馬倥傯,亦不忘引經據典以治國,儒生亦能各逞其藝。據《后漢書·范升·陳元傳》記載,是否為左氏春秋立博士,群臣意見不一,光武帝詔下其議。陳元乃上疏曰:“建立左氏,解釋先圣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于萬世?!绷⒁徊┦棵饕唤浀?,在時人心目中乃是使基業能否垂于萬世之大事,文士儒生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據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統計,自武帝至章帝(公元前134年至公元79年)的213年間,由皇帝親自下詔,過問、研究、議定有關儒家經典采取諸如增設各經博士等項措施者達27次之多,平均8年一次。如此盛大景象,致使后代文人仰慕不已。東漢應劭在《奏上刪定律令》中對董仲舒故事津津樂道,(見嚴可均《全后漢文》卷33)南北朝時北朝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勉學篇》中說:“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寵圣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闭谌寮宜枷肱c中央集權已密不可分。

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東漢已非西漢,帝王也不能挽狂瀾于既倒。隨著社會的發展,豪門大族與貧寒士族之間,宦官、外戚與官僚集團之間的斗爭日漸激烈。儒家經典已極難解釋和平息各種尖銳復雜的矛盾斗爭,逐漸失去了理性的光彩和正義的權威,在政治舞臺上已悄然后退了。文人的地位也隨之迅速下降,如《顏氏家訓·勉學篇》所言:“末俗以來不復爾(西漢儒家鼎盛狀),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奔词共┥?,也難保文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尤其是桓、靈之間的兩次黨錮之禍,使天下正直的文人飽嘗了屈原式的忠而見疑、信而罹謗的痛苦?!逗鬂h書·黨錮列傳》序云:“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于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允钦睆U放,邪枉熾結?!被鹿賯兘璧弁踔职l動了二次黨禁,李膺、陳蕃、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之臣慘遭殺害,這在漢末不啻天崩地裂,正直文人心中的震驚和悲哀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余英時先生在《士與中國文化》中這樣評論李膺、陳蕃、范滂:“按李元禮、陳仲舉與范孟博三人最為黨人魁首,其言行足以傾動一世之豪杰。今仰其氣象則皆國而忘家、公而忘私,吾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之傳統在此諸人實已有極顯著之表現。”羅宗強先生在《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對此也有精辟的論述。然此時天下已無是非正義可言,儒家的經典似已一無所用,文人不再是社會的主人已不能也不再以“社會的良心”去維護人類的基本價值,他們的地位已從天上落到了地下,且隨時有喪命的危險。黃巾起義,董卓之亂,連蔡邕這樣的大名士在動亂的年代都無法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女兒,更不用說一般的文人了。在黑暗的社會中文人轉向了對人自身的思索。他們終于發現,離開了對終極真理、偉大事業的追求,個人的生命過程還有其他的歡樂得值享受。于是他們象高寒地帶生長期極短的植物一樣迅速地發芽成長開花結果,在不知何日大限來臨的短暫人生中,盡情地干自己想干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而不必有所顧忌。作為文人五言詩而非民歌的古詩十九首就誕生在漢末建安前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

二、古詩十九首的人生追求

作為文人的十九首的作者們,原先的家境應當說是可以的,只是由于社會太黑太亂,有名有姓的文人已變成了無名氏而漂流四方了。但是,任何一個時期的詩歌,只要不是出自一人之手,總能從多方面反映人們的思想、生活,表現出他們對人生價值的追求。然而,細讀十九首,我們卻發現它的作者們精神面貌、人生追求有著驚人的相似。

首先是思婦詩,在19首中占了9首?!靶行兄匦行?,(此即詩題,下引詩第一句均為詩題,不一一注)與君生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睘槭裁匆鷦e離呢?詩沒寫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君”不得不走,于是便產生了一種相思兩處閑愁的思念?!扒嗲嗪优喜?,郁郁園中柳?!幾有胁粴w,空床難獨守?!笔幾硬粴w,辜負了青春年華,只勾起了思婦對美好時光的回憶和眷戀?!叭饺焦律?,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羅?!瓊宿ヌm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鼻信握煞驓w家的心情躍然紙上。“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蓖ブ衅鏄溟_了花而情人卻遠在他鄉,手持朵朵鮮花,思念之情更不能已?!疤鎏鰻颗P?,皎皎河漢女。……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評?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贝撕蟛痪玫牟茇г凇堆喔栊小分袑Υ嗽娎斫庾钌睿骸盃颗?椗b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凜凜歲云暮,螻蛄夕嗚悲。……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傅贸G尚?,攜手同車歸。……”秋去冬至,丈夫末歸。只能在夢中見到丈夫,其情之深可嘆。“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蛷倪h方來,遺我一書札。……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比昵罢煞蚣膩淼男湃栽趹研渲?,雖有些夸張,卻也夠癡情的了。“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余里,故人心尚爾?!阅z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反過來問,夫婦既然如膠似漆,誰都不能把你們分開,為什么現在相隔萬余里呢?是否有秦觀詞《鵲橋仙》云“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之意?“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托须m云樂,不知早旋歸。……”長年的分居使我們的女主人公憂愁悲傷,不知心上人何日可回還。

一一簡析了九首思婦詩,我們深深為當時人們對美好愛情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所感動。當我們把其中的一些詩句放在一起時,我們會看到更深一層的內容。“與君生別離,……思君令人老?!薄笆幾有胁粴w,空床難獨守?!薄皞宿ヌm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薄按宋锖巫阖?,但感別經時。”“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薄蔼毸蘩坶L夜,夢想見容輝,”“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薄耙阅z投漆中,誰能別離此?”“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本攀姿紜D詩中每一首都有對性的要求。食、色為人之本性,所以這些詩也是對人性、本能欲望的肯定和呼喚。在亂世中,人們不易得到有愛情基礎的性滿足,所以十九首中的思婦詩毫不隱瞞地抒寫了性壓抑性饑渴給人們帶來的痛苦和對性愛的要求。思婦詩中的種種情態雖然表現在女人公身上,但這是男人之意借女人之口說出,是那些流離在外欲歸不得的男士們得不到性愛的苦惱的自然流露。進一步說,男人說女人話,究其緣由,倒也沒有什么不良的動機或玩弄的意味,隱藏在這些借女性之口表現性饑渴而產生苦惱的背后,或許是十九首的男作者們對女性的擔憂與恐懼。我們知道,此時的男士們理想破滅,仁途無望,客寓他方而阮囊羞澀(欲歸而不能的原因之一),只知今日,不知明日。他們想要或企盼的人性、性愛的滿足,只有寄希望于家鄉的妻子或情人了。于是他們希望女士們在家心似金鈿堅,情真而堅貞,“夢想見容輝”,“一心抱區區”,夫妻間的情愛如膠似漆。思婦詩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愿望。這些愿望能否實現?只有天知道!一旦留守女士出于種種原因而耐不住寂寞,那些遠在他鄉的男士們就會永遠失去這一縷溫馨而葉落不知飄何處了。所以,十九首中思婦詩所表現的對性愛的追求,正是詩人們對自己、對人性的一種重新的認識,是對西漢以來人生價值反思的結果。

在古詩十九首之前,如《詩經》中也有思婦詩,如《君子于役》等。入漢以來,漢武帝的《秋風歌》,司馬相如的《美人賦》,班婕妤的《怨詩》,張衡的《同聲歌》、《四愁詩》,卓文君的《白頭吟》,漢樂府民歌中的《有所思》、《上邪》等,都涉及到男女情愛,但在性的呼喚、追求方面均不如十九首思婦詩那么直率、真誠。埋藏在人們心靈深處的性本能、潛意識,如同浮在水中的冰山,此時已是??菟桑薮蟮乃虏糠痔孤稛o遺。而古詩十九首對此作了公開而又溫文爾雅的表述。

其次是感慨詩,共8首?!案锌币辉~也許太寬泛了,詩歌都是人們有感而發的。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感慨什么呢?“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幌Ц枵呖?,但傷知音稀?!备邩侵杏邢腋杪?,但無知音欣賞。詩人在為知已難遇、難訴心曲而感慨。“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粑彝T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時光如逝而一事無成,昔日同學好友,一旦飛黃騰達便棄舊友如敝舄。如此世態炎涼不由得人們不感慨萬分?!敖袢樟佳鐣瑲g樂難具陳。令德唱高言,聽曲識其真?!松囊皇?,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把要路津。無為守窮賤,坎坷常苦辛?!比松虝海访鹄揭贿呍诳祚R加鞭往上爬,占住肥缺飽私囊,一邊卻在“令德唱高言”,大講革命道理。常年苦辛的人們自然要憤然不平了?!板能囻{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萬物有生必有死,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人作為大自然中的一員,也逃脫不了死亡,能落個好名聲,別讓人指著棺材罵也就可以了。真是萬般無奈之事。整首詩的基調是極為冷落蕭條的。“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痹娙藶槿松檀俣锌?,得樂且樂吧!“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迥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奔热蝗松桌希蔷头潘磷约旱那橹?,追求所愛吧!“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坪脐庩栆?,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城笊裣?,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边@首詩的核心就是“人生一世,吃穿兩字”?!吧瓴粷M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人生苦短,及時享樂,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著感覺走,把握住此刻也就足夠了。

苦一一分析這組詩,自可得出各自的主旨。其中有些詩,如“生年不滿百”,似從漢樂府中的《西門行》演變而來。當我們把這一組詩也放在一起時,我們仍可以發現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即對人生短暫的感慨。面對死亡,十九首的作者們無可奈何。在一如朝露的人生中感慨什么?追求什么?知音難求?朋友不顧?擺脫窮困?得過且過?吃好穿好?求女如玉?秉燭夜游?及時行樂?似乎都是問題,似乎都找到了答案,又似乎什么答案都沒有。王瑤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集》中分析了這種情況:“因為他們更失去了對長壽的希冀,所以對現實的生命就更覺得熱戀和寶貴。放棄了祈求生命的長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古詩十九首說:‘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怎樣才能增加生命中享樂的密度呢?王瑤先生認為是飲酒。就十九首而言,飲酒,穿漂亮衣服,追求美女欣賞美景,等等,都能使人們得到感官上一時之快樂。然而在人生易老天難老的大背景下,在死亡女神的追逐下,人們無法得到真正的解脫。

十九首中還有二首思鄉詩。這二首詩是可以歸屬到上述兩類詩中去的。其一:“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難?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浩漫漫。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庇巫舆h在他方,思念在家鄉的妻子。這首詩的主題同前九首思婦詩相同,“同心而離居”二句,已充分表明男主人公對性愛的渴求。其二:“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廓門直視,但見丘與墳?!歼€故里閭,欲歸道無因?!边@位遠離家鄉的游子認為,死去的人離人們一天天更遠了,活著的人應一天天更親密些。城門外一片片丘墳就是人生的歸宿。這首詩從內容上應歸于感慨人生短這一類詩中。

籠統、粗略地分析、綜合,十九首竟可分為二大類:對性愛的追求和對死亡的思考。這就是十九首的作者們用文字構筑起來的對人生價值的思考、理解與追求。

三、古詩十九首的意義

從文學的角度看,中國是詩國。從幾千年前的詩經直到今天,詩不斷絕。在古代,人們對詩歌、文學是極為重視的,甚至達到把詩歌同政治綁在一起的程度。如《毛詩序》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風化,稱風俗?!彼栽跐h代以前,文學一直未能掙脫政治、倫理、歷史的束縛?!睹娦颉愤€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在獨尊儒術的古代中國,個人的志向若不能和集體的、國家的、倫理道德的價值觀相統一,那就成了異端,算不上什么“志”。所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永遠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到了漢末古詩十九首的時代,隨著社會的動亂,儒學的松馳、崩潰,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變化表現在古詩十九首身上,最顯著的特點是不言集體、家國之志,不談奮斗理想,不談孔子的大同世界而只關心個人。也有人把這一時期稱為“失志”“無志”的時期,因為追求性愛多為本能的表現,動物亦有之。面對死亡的恐懼而被迫采取的種種行動,畢竟不是什么理想的體現和對真理的追求,似乎于社會無補。盡管對個人來說,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志向,如今天“娶個漂亮老婆”,“掙大錢,吃好穿好”也是一種個人的志向一樣。正是在這種“無大志”、“失大志”的心態下,文人轉向了對個人自身的思考和追求,用詩歌唱出了心靈的希望,追求美的享受。如錢穆先生所說:“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無意于施用。其至者,則僅以個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抒寫性靈,歌唱情感,不復以世用攖懷。”(轉引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古詩十九首為文學在魏晉時期的自覺唱出了先聲。

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是不懂得什么“愛與死是文學的永恒的主題”之類的高論的。他們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各自抒寫內心的感受和追求,而“愛”與“死”則在無形中把他們歸攏到一起而引起后世多少纏綿悱惻衰怨動人篇章的產生。這正是漢末建安前甚至建安魏晉后的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皭邸鼻也徽f。面對死亡,十九首的作者們采取的種種舉動,在今天看來,有人會覺得太消極,太可笑了。實質上這是一個任何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古詩十九首之前,傳統的儒家對“死”是采取回避態度的?!白硬徽Z怪、力、亂、神?!保ā墩撜Z·述而》)“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唬骸覇査??!唬骸粗芍馈!保ā墩撜Z·先進》)連孔夫子都是這種態度,儒家無法對死亡作正面的解釋。但儒家重視生命過程中道德價值的實現,主張以個體的人向集體、社會之德靠攏,強調道德價值要高于個體生命。即孔子所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保ā墩撜Z·衛靈公》)儒家的生死觀解答不了人們對死的困惑。哲學上的道家把生死看作是萬物之規律,人應與其他生物一樣任其自然。只有達到“逍遙游”方能與天地共存而不朽。世俗的道教則以服藥求仙為務。而長生不死的神仙誰也沒有見過。所以無論是哲學上的道家還是世俗中的道教,都無法回答死亡的問題。我們知道,佛教正是在東漢時期漸入中土的。在回答生死問題上,佛教有其獨特的理論體系。佛教認為,世上一切皆由因緣和合而成,有前因必有后果,人有前世現世來世,人的生死是輪回的,你現世的苦是前世造成的,只有現世向善,來世才有好報。如能一心向佛,廣結善緣,才有可能超脫生死輪回而成佛成菩薩。東漢后期人們對死亡的普遍關注,無疑為佛教在中原的傳播奠定了社會基礎。而古詩十九首對死亡的思考,正是這種社會心態的真實寫照。它予示著人們對人自身終級價值的思考與實踐將出現一次普及與高潮。

《毛詩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背湟缰古嫉墓旁娛攀鬃匀荒芨袆雍蟠?,(參閱錢鐘書《詩可以怨》)它也從一個側面揭示了漢末這一時期之亂、國之將亡的歷史事實。毛詩序說亡國之時“其民困”,東漢末年不唯民困,整個社會都困,人們不知如何才能實現人的價值,也不知要實現的是人的哪一種價值。馬斯洛曾從人本主義出發揭示了人的自我實現的五個需要層次,第一層次是生理的需要,第二層次是安全的需要。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漢末文人僅能達到第一層次的需要,安全這一層是誰也保證不了的,更不用說往上的歸宿、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了,高峰體驗只能在性生活中得到滿足。亂世人不如太平犬,東漢末年幾乎無人可達到馬斯洛的自我實現,連皇帝都未能達到,更不用說他們能否對人類命運、痛苦進行思索進而尋求解脫之路了。因此,如果我們說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的人文精神已經低落了,這是事實,他們無法維系高昂的人文精神。因為人文精神應是人們對“人”的價值,“人”的生存意義的積極的關注,是對人類命運、人類痛苦與解脫的積極的思考與探索,人文精神將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不作這樣的理解,是很容易把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看成是人文精神高揚的表現的。從這一點出發,古詩十九首作者的人文精神的低落是歷史的必然,它是人文精神發展歷史中的一個低潮,但它為魏晉時期人文精神的發展和文學的自覺成熟開拓了深厚的領地,蓄積了足夠的力量。

至于在語言文字、人物形象、言外之意等諸方面探討十九首之價值的,前人之述備矣,不復贅言。鐘嶸在《詩品》中把古詩十九首列為上品第一,并評之曰:“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舜?,而清音獨遠,悲夫!”可謂精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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