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元人虞集《西游記序》，就現存文獻而言，最早見諸清初《西游證道書》。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學界始有人對其真偽進行爭議。其實虞集未必偽，只是其所序者既非《長春真人西游記》，也非百回本小說《西游記》。《長春真人西游記》是丘處機西行歷程的“報告書”，與唐僧取經故事無涉，而“虞序”則明顯提及唐僧取經故事。虞集是元代中葉學者，自然不可能預為明代小說《西游記》作序。虞集所序者當為那深藏在歷史帷幕中的《西游記》平話。《西游記》平話歷來被學者視為元末明初之物，我則考定它為宋末元初之作品。 【關鍵詞】 虞集 《西游記》序 《西游記》平話

虞集《西游記序》，就現存文獻而言，最早見諸清初汪象旭評本《西游證道書》。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說：“自象旭此書始冠以虞集序”。《西游證道書》，孫楷第先生于三十年代尚稱：“極不多見”，現存少數珍本都被束之高閣，凡人是難睹其芳顏的。而國內解放前后所出版的諸種小說史料選本，亦均未收錄此序。今則先將虞序全貌披露，再作考辯。 西游記序

余浮湛史館，鹿鹿丹鉛。一日有衡岳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來謁，余于流連浹月。道人將歸，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國初邱長春所纂《西游記》也，乞公一序以傳。”余而讀之，見書中所載，乃唐玄奘取經事跡。夫取經不始于唐也，自漢迄梁咸有之，而唐之玄奘為尤著。其所跋涉險遠，經歷艱難，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無俟后人贅陳。 而余竊窺真君之旨，所言在玄奘，而意實不在玄奘；所紀在取經，而志實不在取經：特此以喻大道耳。猿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陰陽；魑魅妖邪，亦人世應有之魔障。雖其書離奇浩瀚數十萬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蓋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則為妄心，妄心一起，則能作魔，如心猿之稱王稱圣而鬧天宮是也。此心收，則為真心，真心一見，則能滅魔，如心猿之降妖縛怪而證佛果是也。然則同一心也，放心則其害如彼，收之則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與神則異也。故學者但患放心之難收，不患正果之難就。真君之諄諄覺世，其大旨寧能外此哉？ 按真君在太祖時，曾遣侍臣劉仲祿萬里訪迎，以野服承圣問，促膝論道，一時大被寵眷，有《玄風慶會錄》，載之詳矣。歷朝以來，屢加封號。其所著詩詞甚富，無一非見道之言，然亦有如是書之鴻肆而靈幻者，宜紫瓊道人之寶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井蛙夏蟲，何足深論？夫《大易》皆取象之文，《南華》多寓言之蘊，所由來尚矣。昔之善讀書者，聆周興嗣“性靜心動”之句，而獲長生；誦陸士衡“山暉澤媚”之詞，而悟大道，又何況是書之深切著明者哉？ 天歷已巳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集撰 [1]

一、虞集《西游記序》真偽考

關于“虞序”，實則自清代之吳玉搢（《山陽志遺》）、阮葵生（《茶余客話》），到近世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傅惜華（《內閣文庫訪書記》）都眾口一詞地肯定這篇序言的存在，而無人謂之為偽。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學界對虞序的真偽才有爭議。準確的說，關于這個問題，大陸學界在拙作之前尚無人涉及，倒是日本與港臺時有人討論。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認為虞序為真，并據此推斷元代有一本偽托邱長春所作且富道教色彩的《西游記》（《西游證道書考》，《神戶外大論叢》第21卷5號）。新加坡學者柳存仁認為虞序雖有種種“疑竇”，卻“含有一部分真實的材料”（《全真教和小說西游記》，香港《明報月刊》1985年5━9期）。而臺灣學者鄭明利在其《西游記探原》（臺北文開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出版）中，則力證其偽。其論點轉見容镕《臺灣學者鄭明利對〈西游記〉的探討》（《中外文學研究參考》1985/1）。容文介紹： 鄭明利舉出六條理由證明最早出現于《西游證道書》的所謂元虞集的序（該序聲稱《西游記》作者是丘處機），乃出于汪象旭的偽造：（1）此序不見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2）序中虞集自署“天歷己巳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集”，然而虞集并未任職翰林學士，作序年應官翰林直學士，此外自稱臨川人，僅見于此序。（3）從序中可以看出虞集對丘處機所知不多，這與虞集對丘處機知之甚深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4）序中說“一日有衡岳紫瓊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來謁”，然今存虞集未見危敬夫與紫瓊道人，二人顯系臆造。（5）虞序僅見于《西游證道書》，對其出處未作交代，且象汪象旭曾偽造《呂祖全傳》，因此再偽造虞序，自亦可能。（6）虞序不見收于汪本以外的《西游記》及其他載籍。因此鄭明利肯定虞序既屬偽作，丘作之說自可銷聲匿跡。 鄭氏所舉六條理由，乍看似頗充分。若作認真考察，則發現其殊難成立。恕我分解如次。其一、此序雖“不見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卻不見得不是虞集所作。因為“今虞集的任何文集”，并不等于“虞集的任何文集”，更不等于虞集實寫的全部文章。虞集著述甚豐，歐陽玄《雍虞公文序》有云：“一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稱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人，得所贈言，如獲拱璧。”而其文集即使是集大成的《道園學古錄》（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本），也遠非全璧。其門人李本對此有“識”云：“在朝稿二十卷，應制錄六卷，歸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蓋先生在朝時為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遺六七，歸田之稿間亦放軼，今特就其所有者而錄之，所謂泰山一豪芒也。” 于今雖不能在僅存的“一豪芒”中尋得《西游記序》，孰謂此序不在那隱沒的“泰山”之中呢？ 其二、關于虞序文末之署名問題。虞集祖籍四川，先祖允文在南宋以丞相被封于雍，宋亡虞家僑居江西臨川，虞集晚年亦“病歸臨川”，死后被贈封為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因而虞集“自稱臨川人”，毫不奇怪；其：“平生為文萬篇，稿存者十二三”（《元史》），難說“自稱臨川人僅見與此序”。虞氏“早歲與弟槃同辟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元史》），故有臨川邵庵云云。唯天歷己巳（1329），虞氏為“翰林直學士”，而非“翰林學士”料是轉輾反復或手民誤植所造的失誤。大凡作偽之難在文章之風格，而不在文末之署名。文章之風格是作者個性之流露，作者有其個性，做偽者亦有其個性，兩者殊難融洽。而署名是死板的，有據可查的，不能設想偽造虞序者連《元史》都不會翻閱。因而以署名之小誤來證作品之偽，總是乏力的。 其三、丘處機（1148—1227）與虞集（1272—1348）間距幾半個世紀，到天歷己巳（1329）作《西游記序》時，已逾百年。丘處機本是個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虞集對他自然談不上“知之甚深”。即使虞集對丘處機“知之甚深”，也未必就對《長春真人西游記》“知之甚深”。書與人有聯系卻畢竟不能等同，更何況《長春真人西游記》又是部富有神秘色彩的書，其載之《道臧》，秘藏于宮、觀，局外人不能輕易見到。清代史學大家錢大昕有《跋長春真人西游記》云： 長春真人《西游記》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風俗，頗足資考證，而世鮮傳本。予始于《道藏》鈔得之。村俗小說有《唐三藏西游演義》，乃明人所作。蕭山毛大可據《輟耕錄》以為出丘處機之手，真郢書燕說矣。 清代尚且如此，元代更可想而知。虞序指斥“俗儒不察，（將《長春真人西游記》）或等之‘齊諧’稗乘之流”，殊不知正是自己將“‘齊諧’稗乘之流”的古本《西游記》（平話）誤認為《長春真人西游記》，并張冠李戴地為之作序了（關于《西游記》平話容后討論）。 其四、對衡陽紫瓊道人，日本學者太田辰夫在《西游證道書考》中早具有考索，指出他就是元代道士張模。據《上陽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道臧 》738）記載，張模屬全真道士體系中人；宋有道（即黃房公）傳李玨（太虛真人），李傳張模（紫瓊真人），張傳趙友欽（緣督真人）。《列仙志》又記趙友欽“己巳之秋寓衡陽，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陽子”。據柳存仁先生考證，這“己巳之秋”，正是虞序所署之年份。從趙友欽寓衡陽知，紫瓊道人此時尚健在，虞集此年也有五十八歲，兩人相見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危敬夫是否是虞集之友人危素（太樸，1303—1372）之別號或誤植，尚無定考。無定考只當繼續探考，卻不可因此斷為“顯系臆造”。 其五，關于《呂祖全傳》，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數目》卷三有著錄，云：“讬呂祖傳。卷首題云‘奉道弟子汪象旭重訂’。象旭字澹漪，原名淇，字右子，里居未詳。此傳口氣為呂仙自述，然實是小說。”這里至少有兩種情況：一是有某氏托呂祖之名撰寫在先，汪象旭為之“重訂”在后；一是象旭托名撰寫之，又不忍失己名，于是再署“重訂”字樣以志。不管是那種情況，汪氏并沒徹底掩飾自己的身份。從“此傳口氣為呂仙自述，然實是小說”云云，則知這部小說以第一人稱（呂仙自述）為之；以第一人稱為之，在作者是“自神其教”——增強作品的真實性，在小說史上卻是個創舉。如果《呂祖全傳》果為汪氏所作，那他之托名呂祖，則是其創舉的必然產物。今天我們陳述此事，只能與孫先生心平氣和地說：“托呂祖撰”，而不可感情用事地以“偽”冠之其首。因今人視托名故事主人公而寫作，為文人慣用“伎倆”，不足為奇。如魯迅托名“昔日在中學校時良友”病中日記而作《狂人日記》，茅盾托名“得之與某公共防空洞”誰氏日記而作《腐蝕》，孰謂二公為偽托呢？《呂氏全傳》既不算“偽造”，就不可指控汪氏有作偽之癖，更不能以《呂祖全傳》之例去推斷《西游記序》屬汪氏之“偽造”。自元至清，與《西游記》干系較深且有跡可尋者，大有人在，汪氏既要偽造一序，則大有選擇余地，何必一定要偽托虞集呢？ 其六，虞序之全文雖首見諸汪本《西游記》，然他的片段或精神，卻如幽靈般早就跟蹤著吳承恩的《西游記》。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記》卷首有陳元之序，云： 舊有序，余讀一過，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豈嫌其丘里之言與？其序以為：孫，猻也；以為心之神。馬，馬也；以為意之馳。八戒，其所八戒也；以為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為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藏也；以為郛郭之主。魔，魔；以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即心無可攝。 世德堂本是吳承恩《西游記》現存的最早版本，陳序作于萬歷二十年（1592），是吳氏謝世后十年之物，它之前的“抄本”面目不清，無法證明其有“舊序”。以其言辭稍異而精神酷似推斷，這“舊序”當是那流浪的“虞序”。這以“舊序”面目出現的“虞序”，在世德堂本后不久，又被竄入謝肇淛的筆記著作《五雜俎》之中，謝云： 《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舊序”、謝說雖追蹤著吳本《西游記》，而實與之精神不合（詳見另文），這就反證“虞序”是同一部與之精神相符的《西游記》共存。 從容文介紹看，鄭氏之證“虞序”之偽的目的在破百回本《西游記》“丘作之說”，用心可謂良苦。應當說，刊于《西游證道書》卷首之“虞序”，對張揚 “丘作之說”影響極大，然“丘作之說”并不首創于 西游證道書 。歷來學者只說《西游證道書》是“清初刊本”，未指確年；竊以為，其與《呂祖全傳》都為汪刊本，若以《呂祖全傳》之刊年——“康熙元年”限之，大概不大離譜。在這之前伍守陽就在《天仙正理·煉已直論五》中說：“丘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記》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禪宗言‘獼猴跳六牕’，狀其輪轉不住，其劣性難馴，惟煉可制”，顯然，這伍某已將寫“心猿”——孫悟空的《西游記》的著作權，廉價送給了那位丘真人。此則文字作于崇禎十二年（1639），較《西游證道書》大概要早二十余年。 凡此種種，足見鄭說不僅不能證明“虞序”為偽造，而且無補于破除“丘作之說”。好在“丘作之說”早在魯迅、胡適的考證鋒芒前“銷聲匿跡”，無待今日勞作。

二、虞集所序者當為《西游記》平話

其實“虞序”所序者，既非《長春真人西游記》，也非吳承恩的《西游記》。《長春真人西游記》是記丘處機西行歷程的“報告書”，與唐僧取經故事無涉，而“虞序”則明顯提及唐僧取經故事。虞集是元代中葉學者，他自然不可能先知先覺地為明代中葉的吳承恩（1504-1582）的《西游記》作序，況且虞序中宗教唯心主義的說教，與吳承恩旨在“紀人間變異”（《禹鼎志序》）的創作傾向亦無共同處。那么，“虞序”所序者到底是部什么樣的書呢？ 眾所周知，在宋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與吳承恩《西游記》之間，除《西游記雜劇》之類戲曲外，至少還有一部作為吳承恩《西游記》祖本的小說，即朝鮮《樸通事諺解》所收片段與《永樂大典》第13139卷所收《魏征夢斬涇河龍》一節的古本《西游記》。 應當指出，《永樂大典》與《樸通事諺解》所收古本《西游記》片段，在語言形態上差異相當大。《永樂大典》的修撰開始于明成祖（朱棣）永樂元年（1403），定稿于永樂五年（1407），其“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方法，“上自古初，迄于當世，旁搜博采，匯聚群書，著為奧典”。 [2]所謂“匯聚群書”，即對所收典籍基本上是整段、整篇，乃至整部地抄入。因而有理由說，《永樂大典》所收“夢斬涇河龍”，基本保存了古本《西游記》文字的本來面貌。從現存片段看，古本《西游記》文白夾雜，遠勝《三國志平話》，而近似《三國志通俗演義》。前段寫涇河龍故意“錯了時辰，少下些雨”以刁難神相表守成，結果弄巧成拙遭到天譴的情節，這里從略；僅錄魏征夢斬涇河龍一節： 玉帝差魏征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游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個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王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征來日午時斷罪。”唐王曰：“事若干魏征，須教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卻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征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宮宣丞相與朕下棋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棋一日。”唐王故遲延下著，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卻醒。帝曰：“卿為何？”魏征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棋。未至三著，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云端吊下一只龍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征曰：“怎生來？”魏征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征斬了涇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棋。” [3] 而《樸通事諺解》作為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 [4]，其間所敘《西游記》故事，是以對話加注釋的方式出現的，對話敘述情節，注釋說明背景。對話與注釋所引皆非古本《西游記》原文，相對而言，對話中的語言可能更接近古本《西游記》原文風格。其中敘述得較完整的唯“車遲國斗圣”的故事。先敘道人伯眼大仙，被車遲國王拜為國師，并煽惑國王毀佛崇道。唐僧到達時，伯眼大仙們正在做羅天大醮，被孫行者奪吃了祭星茶果還打了兩鐵棒。于是伯眼要唐僧與他當著國王的面斗圣，一決輸贏，拜強者為師。于是有下面“斗圣”場面： 伯眼道：“起頭坐靜，第二柜中猜物，第三滾油洗澡，第四割頭再接。“說罷，打一聲鐘響，各上禪床坐定，分毫不動，但動的便算輸。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頭發，變作狗蚤，唐僧耳門后咬，要動禪。孫行者是個胡孫，見那狗蚤，便拿下來嗑了。他卻拔下一根毛衣，變做假行者，靠師傅立著，他走到金水河里，和將一塊青泥來，大仙鼻凹里放了，變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聲，跳下床來。王道：“唐僧得勝了。”又叫兩個宮娥，抬過一個紅漆柜子來，前面放下，兩個猜里面有甚么。皇后暗使一個宮娥，說與先生柜中有一顆桃。孫行者變做個焦苗蟲兒，飛入柜中，把桃肉都吃了，只留下桃核，出來說與師傅。王說：“今番著唐僧先猜。”三藏說：“是一個桃核。”皇后大笑：“猜不著了！”大仙說：“是一顆桃。”著將軍開柜看，卻是桃核，先生又輸了。鹿皮對大仙說：“咱如今燒起油鍋，人去洗澡。”鹿皮先脫下衣服，入鍋里。王喝采的其間，孫行者念一聲“唵”字，山神土地鬼神都來了。行者教千里眼、順風耳等兩個鬼，油鍋兩邊看著，先生待要出來，拿著肩膀日侯在里面。鹿皮熱當不的，腳踏鍋邊待要出來，被鬼們當住出不來，就油鍋里死了。王見多時不出時：“莫不死了么？”教將軍看。將軍使金鉤子，搭出個亂骨頭的先生。孫行者說：“我如今入去洗澡。”脫下衣裳，打一個跟頭，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卻早不見了。王說：“將軍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將軍用鉤子搭去。行者變做五寸來大的胡孫，左邊搭右邊躲，右邊搭左邊去，百般搭不著。將軍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沒了。”唐僧見了啼哭。行者聽了跳出來，叫：“大王有肥棗么？與我洗頭。”眾人喝采：“佛家贏了也！”孫行者把他的頭，先割下來。血瀝瀝的腔子立地，頭落在地上，行者用手把頭提起，接在脖項上依舊了。伯眼大仙也割下頭來，待要接，行者念金頭揭地、銀頭揭地、波羅僧揭地之后變做大黑狗，把先生的頭拖將去，先生變做老虎趕，行者直拖的王面前日侯了，不見了狗，也不見了虎，只落下一個虎頭。國王道：“元來是一個虎精，不是師傅。怎生拿出他本像？”說罷，越敬佛門，賜唐僧金錢三百貫，金缽盂一個，賜行者金錢三百貫打發了。這孫行者正是了的。那伯眼大仙那里想胡孫手里死了。古人道：“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5] 不難看出，這段文字，近似《三國志平話》，而遠遜于《三國志通俗演義》，亦遠遜于上文所引《永樂大典》本《西游記》。但其敘述故事詳略程度，又與“夢斬涇河龍”相當。不過，即使如此，將其二者置于一處，同作為古本《西游記》來考察，實嫌勉強，其間可能有許多環節被省略。然而，在尚無文獻去填充從《樸通事諺解》本《西游記》到《永樂大典》本《西游記》的中間環節時，也只能勉強將它們扭結在一起，視之為古本《西游記》的基本形態。 這本古本《西游記》長期隱匿在歷史的帷幕之中。即使是上述兩個不怎合轍的片斷，也是晚近才被重新發現的。《永樂大典》中的“夢斬涇河龍”的被重新發現，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發表于1933年的《西游記的演化》說： 原來，在北平圖書館所收藏的許多傳抄本永樂大典中，有一本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韻的一部分，在許多“夢”的條文中，有一條是 魏征夢斬涇河龍。 引書標題作“西游記”，文字全是白話，其為小說無疑。誰能猜想到，殘存的永樂大典一冊之中，竟會有西游記小說的殘文存在呢？在吳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記小說！魯迅先生的論點是很強固的被證實了。這一條，雖不過一千二百余字，卻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國小說研究者雀躍不已！ [6]

注釋： [1] 虞集《西游記序》，原載清世德堂刊本《西游真傳》卷首；又見朱一玄等編《西游記資料匯編》第64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按，朱一玄等編《西游記資料匯編》中州書畫社1983年7月版未收虞序；朱一玄編《明清小說資料匯編》齊魯書社1990年2月版始收虞序。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也收了虞序。 [2] 明成祖朱棣《永樂大典序》，轉見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第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版。 [3] 《夢斬涇河龍》，《永樂大典》卷1319送字韻夢字類，（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 [4] [5] 《樸通事諺解》，《奎章閣叢書》第八種，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昭和十八年（1943）影印本；又朝鮮亞細亞文化社編《老乞大·樸通事諺解》1973年版朝漢文對照本。（朝鮮）李聃《樸通事諺解序》：“蓋漢語之行于國中者，有《老乞大》，有《樸通事》，所謂《輯覽》，即匯二冊要語而注釋者。自得是本，窒者通、疑者解，不啻若醒之呼寐，燭之遇幽。”可見其于朝鮮傳授漢語之功。 [6] [8] 鄭振鐸《西游記的演化》，《文學》一卷四號。又見劉蔭伯編《西游記研究資料》第62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7] [9] [14]趙景深《談〈西游記平話〉殘文》，《文匯報》1961年7月8日第3版。 [10] 游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4冊第93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2月版；蘇興《西游記及明清小說研究》第1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1] 參見劉蔭柏《〈西游記〉與元明清寶卷》，《文獻》1987年第4期。 [12] [13]胡適跋《銷釋真空寶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5卷第3號（民國20年5—6月）。 [15] 郁博文《瓷枕與〈西游記〉》，《光明日報》197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