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亞克西姆·納德考(Joachim Radkau)不僅是德國最重要的環境史學家，而且代表了一代人對1970年代環境事件的看法。本文意欲從更加年輕一代的觀點出發，補充亞克西姆·納德考的觀點。1970年代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經常用他們那個時代的議程作為自我證據，但是年輕一代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傾向于采取一種更加批判的態度來看待此問題，即從后來發生的事實的角度來看待。因此，過去的環境議程常常被年輕的一代看作是強迫的和錯誤指導的議程。環境保護主義者經常從一個寬泛的環境問題中選擇幾個問題給予特別的關注，而歷史學家需要仔細地研究是什么指導了環境保護主義者的選擇。因此，不僅僅將環境保護主義看作是知識分子的事業，而且看作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并且進一步考察環境議程與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聯系起來的。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此外，環境史學家需要注意環境爭論中不同的國家特色。許多國家都發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具有國家特色的環境保護主義，盡管近年來世界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了趨向一致的傾向，但是這些不同的國家發展道路還沒有褪色到足以被忽視的地步。最后，本文呼吁，要對環境意識從一代向下一代的轉變給予更多的關注。將來的環境保護主義也許與今天的環境保護主義有相當大的區別，或許環境保護主義將來根本就不存在了。進一步仔細觀察，環境保護主義是一個不穩定的、脆弱的事物。

[關鍵詞]環境保護主義 環境保護主義者 環境史學者

一 環境保護主義是當今社會的一種全球性力量 自從1992年7月在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世界范圍內的環境保護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水平。與20年前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召開的政府首腦會議不同，里約峰會(很快又被稱為“地球峰會”)被看作是人類對環境問題的全球責任。“可持續”成為這次會議的戰斗口號，更多的行動者加入到支持這個議程的呼聲之中。今天，每一個有責任心的國家都設立了環境部長，制定了環境保護行動計劃。許多國家還包容了數量眾多的民間協會，這些協會對各種各樣的環境問題進行游說以試圖影響決策者。今天，我們打開報紙時，不發現一篇涉及環境問題的文章幾乎是不可能的。很明顯，環境保護主義已經被看作是一種全球力量出現了。 在21世紀，人們很容易忘記一點，即環境保護主義并不總是國家政策固有的一部分?？梢源_信，環境史學家很早以前就已經證明了“直到當今的環境保護運動開始之前，沒有環境意識也沒有關于環境問題的政策”的觀點是錯誤的。恰恰相反，在查尋檔案文件的時候，經常會發現一大堆久已被遺忘了的抱怨和關于環境問題的會議記錄。這說明，對空氣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或者土壤侵蝕的關注并不僅僅是當今的現象。同時它還顯示出，反對這些環境問題的運動是多么地難以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并且公眾的興趣經常會發生戲劇性的轉變，這已經成為環境運動的一個特點。例如1900年前后，美國的許多民間組織起來反抗城市里的煤煙，但是在激烈的運動之后，不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已經放棄了這個議題。這不僅僅是單一的歷史現象。即使是在著名的1970年美國慶祝的“地球日”(這是今天美國集體環境意識中一個顯著的事件)之后，人們對環境的興趣在幾年甚至幾個月之后就下降了①。早在1972年10月，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的環境保護主義者就抱怨說“許多環境保護主義者缺乏對空氣污染問題的興趣”②。很明顯，進一步觀察之后就會發現，環境保護主義是一個相當脆弱的事物。 二 過去和現在的環境議程 越從較長的時間角度來觀察環境運動的歷史發展，越令人懷疑今天環境保護主義的前途。如上所述的環境運動由行動向冷漠甚至背叛的戲劇性轉變僅僅是這種懷疑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事實上以今天的知識背景來看，過去的環境議程常常是令人懷疑的。例如，美國城市長久以來對煤煙的強烈關注即與今天關于眾多城市空氣污染源的知識不同。然而，眾多的民間組織，甚至一些特殊的“煤煙消除協會”四處游說，以期制定有效的措施來反對城市的煤煙之禍，而對其他空氣污染問題視而不見。數十年來，很少有人關注過汽車尾氣的有毒影響，直到1960年代末，大部分美國的州都沒有權威的控制氣體排放的法規，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去控制這些有害氣體③。為什么自1905年開始巴爾的摩(Baltimore)就有反對煙霧之禍的組織，但是在同一時間卻沒有一個運動來反對城市范圍內銅熔爐排放出來的有毒硫磺呢?為什么在19世紀晚期美國沒有人關注化學工業，而諸如德國等其他國家卻對化學工廠進行嚴格的監控呢④?很明顯，長達數十年的與惱人的煤煙作斗爭是基于強迫性的環境議程進行的，因此我們無法確信今天的環境議程在數十年后不被看作是不認真的議程。 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即判斷一個環境問題重要性的標準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環境的”。很少有幾個環境保護組織是在看了科學的出版物并且討論了不同污染的危害性之后才開始活動。通常，一個重要環境問題的界定是融合了物質的和文化的力量之后的產物。如果沒有認識到大量煤煙的存在與中產階級的莊重和清潔原則不一致，煙霧消除運動就永遠不可能出現⑤。很少有幾個煙霧消除組織的成員會認為煙霧是一個健康問題，“正如所看到的那樣令人奇怪，家庭主婦對她的帷帳被弄臟、對她碰了鄰居的家具是否會弄臟她的手等問題的關注遠遠超過對健康問題的關注”，1928年巴爾的摩市衛生部長如是說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On the Earth Day Celebration， see Robert Gottlieb，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1993， pp.105—114. ②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Portland， Mss 2386 Box 19 Folder 10， Coalition for Clean Air， Oregon/Washington，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December 14，1972. ③Cf. Frank Uek?tter， Von der Rauchplage zur?kologischen Revolution. Eine Geschichte der Luftverschrnutz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1880—1970， Essen，2003. ④Cf. Ralf Henneking， Chernische Industrie und Urnwelt. Konflikte urn Umweltbelastungen dutch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arn Beispiel der schwerchernischen， Farben- und Diingemittelindustrie der Rheinprovinz(ca.1800—1914)， Stuttgart，1994. ⑤Cf. Suellen Hoy， 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1995. ⑥ Baltimore Sun April 29，1928， p.3 c.7. 此外，將煙霧消除運動看作是純理想主義的運動也是錯誤的。大部分煙霧消除運動的推進者都有現實的不動產利益，他們認識到市區中過多的煙霧不利于他們位于市區的不動產的價值。最明顯的是，前文提到的巴爾的摩市的反對煙霧組織是由一位市民發起的，他在這個組織成立的當年所交的不動產稅不低于165585美元①。環境問題的行動主義常常是在具體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并沒有必要因此而將環境事業視為不合理的。 環境保護主義是有選擇的，過去也是如此。環境史學家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察促使社會選擇某個環境主題或忽視某個環境主題的確切背景是什么②。將環境保護運動的議程與其他運動(如和平運動或女權運動)進行對比具有啟迪作用。和平運動有一個評價其目標的相當簡單的標準，即世界范圍內的戰爭規模和軍費開支的減少。同樣地，女權運動通常以經過努力之后的相對勝利作為評價其目標的準繩，即某一職位上婦女人數的增加。與此相反，環境運動缺少這種簡單的判斷標準，它不得不處理大范圍的相互獨立的參數：空氣、土壤和水的污染濃度、能量的消費量、瀕危及滅絕物種的數量、城市中心綠地面積的減少、自然資源儲量、面積和數量的減少等。即使有可能，要將這些完全不同的參數整合為統一的標準也是非常困難的。而經濟學家用國民生產總值(GDP)來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環境保護主義者就是缺乏這樣一個簡單的判斷標準。

五 國家特色的環境保護主義與全球意識：融合的跡象? 有趣的問題是，不同國家環境保護主義者的分歧近年來是否減弱了，減弱到了何種程度?這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梢源_信，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國家特色的環境保護主義依然存在。1980年代，當報導說德國的森林瀕臨消失時，在西德的公民中引起了恐慌。而法國的觀察家帶著稍加掩飾的輕蔑態度來看待這場討論，將之視為其東臨國家不理性的、歇斯底里的民族特性③。與此相似，1990年代美國的環境史學家比爾·科諾(Bill Cronon)由于批評對荒野的崇拜為“返回了錯誤的自然”而攪動了整個美國環境保護領域④，而歐洲的觀察家(他們生活在數個世紀以來被人類強烈利用了的景觀之中)則需要奮力理解美國所發生的關于荒野觀念的沖突。但無可置疑的是，與此同時也存在著環境議程的融合、超越國界的交流與合作逐漸增加的跡象。在西德，第一個寬泛意義上的環境政策是由內政部長漢斯德里斯·根斯切爾(Hans—Dietrich Genscher)策劃的，他后來長期擔任了德國國務秘書一職，這個政策受到了美國經驗的強烈影響⑤。也許最好的證據是，國際協約已經以一種主要的環境保護力量出現了。關于環境問題的國際協商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早期，數十年間它們一直保留著非義務的特征⑥。只有到了所謂的“能源時代”之后，國際協約才被看作是一種力量，著名的協約如1973年的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協定(CITES)或者14年后關于臭氧層空洞的蒙特利爾協定等。國際間的協商依然存在著一些重要的障礙(正如京都協定不確定的未來所顯示的那樣)，但是即使是強有力的懷疑論者(如美國的布什政府)，也表現出對這些協定的認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Sara B. Pritchard， "Reconstructing the Rh?n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ature and Nation in Contemporary France，1945—1997”，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27，2004， pp.765—799. ②Cf.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2001. ③Cf. Kenneth Anders and Frank Uek6etter， "Viel L?rm urns stille Sterben: Die Debatte üiber das Waldsterben in Deutschland"， Frank Uek?tter and Jens Hohensee(eds.)， Wird Kassandra heiser? Die Geschichte falscher?koalarme， Stuttgart，2004， pp.112—138. ④William Cronon，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William Cronon(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1995， pp.69—90. ⑤Kai F. Hünem?rder， Die Friihgeschichte der globalen Umweltkrise und die Formierung der deutschen Umweltpolitik (1950—1973)， Stuttgart，2004. ⑥Cf. Kurkpatrick Dorsey， The Dawn of Conservation Diplomacy. U. S. —Cana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Treati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Seattle，1998. 然而，沒有證據表明環境議程的全球融合趨勢強于國際環境組織出現的趨勢。例如，德國自然與環境保護同盟(BUND)不但是德國強有力的環境組織，同時也是國際地球之友的成員組織之一。國際地球之友由全球71個環境保護組織組成。綠色和平組織的發展史更令人瞠目結舌：自1971年以來，綠色和平國際組織已經成長為一個多國組織，它由40個國家的姐妹組織構成，其中包括中國。更有甚者，綠色和平組織已經開始尋求在不同的國家采取同一個戰略計劃，這是近年來環境意識和行動主義都已經超越國家界限的強有力的象征。從另一個角度看，綠色和平組織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據，它說明了環境史中一種意想不到的力量。綠色和平組織是1971年由12人成立的，其中一些來自范庫弗爾(Vancouver)的嬉皮士團體，這個組織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抵制美國在阿留申群島的核試驗，希望使之遠離阿拉斯加海岸，而建立一個國際環境聯盟的概念是最后一個閃過他們的腦海的。但是，當他們回到范庫弗爾，這個團體的成員發現他們成了英雄，他們被視為一小群獻身于理想主義的人，他們站起來反對不可戰勝的權力，為高尚的事業而冒著生命危險①。不經意間，綠色和平組織辦到了一個在過去數十年來被無數次討論的問題之結上。綠色和平組織發現它在美國起到了作用，同時在德國、英國、法國也起到了作用，實際上在所有的西方國家都發生了作用。 六 作為“全球角色”的環境組織：以綠色和平組織為例 為什么盡管依然存在國家特色的環境保護主義，綠色和平組織的國際性環境策略工作還可以繼續開展呢?部分的解釋是，綠色和平組織對環境力量問題的關注是經過篩選的，它沒有包括寬泛的環境議題，而是主要集中在具有國際意義的少部分環境議題之上。它強調反對核試驗和保護鯨魚。綠色和平組織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培養這樣的感情，即大部分人都喜歡巨鯨的雄壯，而只有很少的人喜歡核武器。然而同樣重要的是，綠色和平組織一直可以指望從媒體那里得到支持。可以確信，這樣的力量已經成為環境保護倡導者最可依賴的力量之一，即將新聞記者認為自己代表了廣泛的公眾，而他們常常帶著善意的同情心來報道環境議題。但是，綠色和平組織將他們與新聞記者的合作帶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令人驚奇的行動之前，新聞記者常常提前得到通知，并且被邀請登上綠色和平組織的船只，現場報道他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綠色和平組織還提供生動的圖片，這符合了媒體的胃口。在電視發明之后，他們現在越來越重視圖片，而不是文字或者口頭報道了。很少有人抓到過海洋生物，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如果一個俄國捕鯨船將它的捕鯨叉對準一艘正在鯨魚群中以試圖為它們提供人類保護的綠色和平組織的小船的話，那必定是錯誤的②。 近年來，綠色和平組織變得特別沉寂。可以確信的是，這個組織依然存在，而且一直從它眾多的成員組織那里得到財政支持。然而，前幾年一場戲劇性的運動已經使它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誠信。它的最后一場引起廣泛的國際關注的運動是發生在1990年代中期的布倫特司帕(Brent Spar)運動和反對法國在南太平洋進行核試驗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選擇一個令人懷疑的環境議題的結果，特別是在布倫特司帕運動中。這個危險的環境議題是關于英國殼牌石油公司計劃將石油鉆井平臺沉入北大西洋海底的事。以綠色和平組織傳統的辦事風格，和平組織占領了石油鉆井平臺，拍了一些足以喚起公眾的大聲疾呼的生動的圖片，最終迫使殼牌公司改變它的計劃，拆卸并且在陸地上重新利用了布倫特司帕鉆井平臺，而沒有按原計劃將之沉入海底。然而，這個環境保護議題打擊了很多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的旁觀者，因為就海洋污染源而言，石油鉆探設備顯然是第二位的環境議題。此外，后來的事實證明綠色和平組織給媒體提供了關于布倫特司帕石油鉆井平臺上污染負荷的錯誤數據。這點正擊中了綠色和平組織獨特性的心臟，就是因為這一特性，綠色和平組織將自己視為是反抗特權利益、守護真理的化身③。 然而，綠色和平組織除了最近這些具有可質疑的優點的運動之外，它還有很多問題?？傮w來講，綠色和平組織的目的總是要喚起某種意識。其方式是，在公眾還沒有充分產生興趣之前，他們通過某種生動的方式強調環境問題，以喚起環境意識。但是，綠色和平組織在提供對問題的解決方法方面十分薄弱，協調性的方法和管理的概念在這個組織的文化中是被痛斥的。通常，綠色和平組織的運動提倡一種徹底的禁止：禁止核試驗!禁止捕鯨!禁止將石油鉆探設備沉人海底!然而，大部分環境問題都不能以這種徹底的方法解決。甚至，這些更加復雜的環境問題在近幾年來已經明顯地被排到了環境議程的前列。例如，綠色和平組織很少談及郊區化，盡管它的嚴重后果是改變了交通和土地利用的模式，因為這個問題需要復雜的土地利用調整計劃。對于全球性的主要環境問題之一——過度捕魚的問題也是如此。一個政策很難用簡單的好與壞來判斷。綠色和平組織又怎樣來看待現代工業社會對化石燃料難以置信的需求(這是眾所周知的導致全球變暖的因素之一)呢?很難想象會有一個虔誠地關注全球變暖的綠色和平組織，因為其運動所關注的壞人在世界上隨處可見。每一個人都在使用化石燃料，所以每一個人都有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Cf. Frank Zelko， Make It a Green Peace.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Ph. D.， University of Kansas，2003). ②Cf. Karen Oslund， "Protecting Fat Mammals or Carnivorous Humans?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hal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9，3，2004， pp.63—81. ③Cf. Anna—Katharina W?bse， "Die Brent Spar— Kampagne. Plattform für perse Wahrheiten" Frank Uek?tter and Jens Hohensee (eds.)， Wird Kassandra heiser? Die Geschichte falscher ?koalarme ， Stuttgart，2004， pp.139—160. 七 21世紀的環境保護主義：環境史學家的一個機會 西方國家的環境議程已經發生了明顯的改變。那些要求完全禁止的環境議題變得越來越稀少了，而那些需要長時期管理戰略的環境議題的重要性正在逐漸增加。因此，環境保護組織的挑戰性也改變了：短期的環境保護運動被替代了，環境保護組織需要深呼吸才可以在今后幾年和數十年間追隨著政策的變化及政策執行的情況。此外，環境保護組織需要更加忠實于他們成員的環境保護足跡。通常，環境運動從遠處關注問題，在那里特權的利益被遠遠地隔離在他們的成員基礎之外。保護熱帶雨林的運動提供了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但是，許多環境保護組織的成員對環境問題產生的貢獻與其他人一樣多，有時甚至更多。正如乘坐飛機全球旅行所產生的極大的環境影響所表明的那樣。不可避免地，致力于環境問題的一個環境保護組織會冒著背叛它的成員基礎的危險。但是他們似乎只有很小的選擇：畢竟，二者擇一的做法是要么關注于缺乏實際意義的符號性問題，要么違背他們自己的環境主義信條。簡而言之，世界范圍內的環境保護主義需要改變，并且也為環境史學家打開了一個更加豐富的活動領域。很長時間以來，環境史學家將自己與環境運動視為一致，采用他們的思維模式而不是向他們發起挑戰①。然而，這種一致性在近幾年已經明顯地減弱了，并且沒有必要因此而遺憾。畢竟，還未決定向哪個方向轉變的環境保護運動需要認識自己的過去：認識環境運動已經走過的道路、認識已經解決了的問題、認識過去環境運動沒有解決或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也許最顯著的是，環境保護運動將需要這樣的認識，即當前的環境保護主義并不是最好的環境保護主義類型，或者僅僅是可能的一種，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一個時代的產物。在許多西方國家，環境保護運動被那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進入這一領域的激進分子統治著。那時，許多政治家和商人正奮力地盡他們所能嚴肅地對待環境問題。但是這一代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現在逐漸地退休了，并且正在被具有新理念的新一代接替。對于新的一代來說，環境已經被作為一個議題，他們面對的挑戰不是喚起人們的環境意識，而是區分什么是解決問題的真正責任和什么僅僅是綠色的花言巧語。強調這些代際之間的差別，實際上顯示了不同的一代總會產生不同類別的環境保護主義，這是環境史學家面對的一個挑戰，這一點可能會對將來的環境保護主義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比較其他類型的運動，環境保護主義者已經表現出對歷史只有很少的興趣。大部分環境保護主義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將討論歷史視為娛樂，最壞的情況下將其視為一種負擔，尤其是在擁有棘手歷史問題的國家更是如此。如德國，任何一個對歷史的探尋都要包括對環境保護運動親善納粹政權的討論②。然而，歷史是第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經驗寶庫，環境保護主義者顯然能夠而且也應該更多地、更經常地從歷史中學習經驗。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文已經提出了很多建議，但是最明顯的一點是，環境保護主義是一個脆弱的事物。它不是已經存在過的那樣，而且將來也不會一直那樣，但是它現在是近35年來西方社會完成的最重要的成就。全球的社會已經進入了環境時代，但是并沒有人擔保它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不會離開環境時代。畢竟，環境保護主義依賴于那些在每個社會都稀缺的事物：理想主義、承擔義務、有遠見、耐性、隨時準備向權利說真話等等。從世界范圍內的環境保護主義歷史所得到的最基本的教訓是，它是一種值得保持活力的激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For the author’s take on these tendencies， see Frank Uek6etter， "Confronting the Pitfall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rgument for an Organisat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4，1998， pp.31—52， and "The Old Conservation History — and the New: An Argument for Fresh Perspectives on an Established Topic"，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9，3，2004， pp.171—191. ②Cf. Uek?etter， The Green and the Brown.

Environmentalism in the World A Different Views

Abstract：Joachim Radkau is not only Germany’s foremost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but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a generation that took up the environmental cause in the 1970s. This article seeks to complement his perspective with the views of a member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ists of the 1970s often took their own agenda as self—evident， younger environmentalists tend to take a more critical look；past environmental agendas often look constrained or ill—directed in hind- sight. Environmentalists are always selecting a few problems worthy of special attention from a broad ran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istorians need to study carefully what is guiding the environmentalists choice. In doing so， it is often rewarding to see environmentalism not only as an intellectual enterprise but also as a way of life， and to look how environmental agendas relate to what environmentalists were doing on a daily basis. Furthermore，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ional peculiarities of environmental debates. Many countries developed a distinct national style of environmentalism， and in spite of convergence in recent years， these national paths have not faded into obliv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shifts i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Future environmentalism may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oday’s environmentalism — or it may not exist at all. Looked upon closely， environmentalism is a precariously fragile thing.

Key words：Environmentalism；Environmentalists；Environmental histor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