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水利建設統計資料和有關水利史志資料為準(全國、省市資料，包括部分地、縣區，乃至公社、生產隊)，在建國40年的全過程中選出第三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水利建設經濟效益進行分析，認為這一階段的農業水利建設，對于增強國家的總體減災抗災能力，改變落后的生產條件，鞏固國民經濟基礎，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也為以后的經濟政策調整、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物質基礎。從中國的傳統農業水利歷史的全過程看，這是最輝煌的一個階段。

關鍵詞： 水利建設 經濟效益 “三五”—“五五”

如何正確認識過去的水利建設的整體意義，對于客觀地總結經濟建設的全過程和生產斗爭的經驗、教訓，是非常重要的；也直接關系到認識我們曾經參與和創造的共和國水利歷史的科學性和嚴肅性。水利歷史的研究，應當首先重在歷史事實的尊重，從事實而不是從概念和所謂的“是非價值”評判出發，去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肯定成效，去愛護與珍視億萬人民平凡而又非凡地年年月月創造的歷史，她的物質和精神成果；同時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從中國水利史的高度去研究傳統農業水利的局限性和歷史教訓，探討水利建設變革的方向。在古代，封建的、唯心主義的史學方法，在水利史研究上歷來表現為偏重和夸大政治派別、集團的斗爭和個別人物、集團的主觀意圖對于水利興衰的作用，嚴重地輕視和忽略千百萬普通人民群眾從事的生產斗爭、經濟建設的偉大活動。這種方法的重大局限，也在于它無視歷史上任何水利建設，都是當時自然環境與人類互動關系的產物，都是植根社會經濟需求的產物；在于無視人類的經濟建設和自然改造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性，有其客觀存在的歷史價值。鑒于此，本文從統計資料出發，分析第三個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水利建設的經濟效益，至于其整體社會效益及環境效益和實際的負面問題，留待今后進一步深入探討。

一、水利建設經濟效益的概況

水利部在1987年組織全系統，以較科學的、統一的經濟計量的方法統計、分析建國以來的建設效益，根據其研究成果《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1] 提供的基礎統計和分析數據，在各省市各項事業經濟效益序列中，篩選出各項指標的前五強，現將五強統計分列如下，大致反映出水利重點省市水利建設效益情況。

注釋： 水力發電僅系省市管理部分，按水電中心影子價格計算。各項價值均按1980年不變價格換算統計。

統計說明，39年全國水利事業經濟總效益為1.2萬億元，水利工程和勞力折資總投入為3301億元，投入與產出比例為3.64:1.00。水利建設的經濟利益是十分顯著的。從統計資料中遴選出各類累計效益前五強省市列入表—1，可見以上前五強的單項效益，分別占全國同項統計總和的38—86%，其經濟效益足以代表全國水利效益的大勢。其中又以江蘇、山東、湖北、河南、湖南五個水利大省和安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概略地看一些綜合分析成果：

1） 黃淮海流域的防洪經濟效益 表—2

流域區劃、統計年代 防洪效益小計（萬元） 年平均效益（萬元） 說 明 黃河流域 1975-79 /80-85年 1715888/2192152 343177/365358 已扣去負效益 淮河流域 1966-79 /80-8年 1174653/ 1182958 83903/197159 未計入負效益 海河流域 1966-79 /80-85年 1543625/565903 110258/94317 未計入負效益

流域區劃、統計年代

防洪效益小計（萬元）

年平均效益（萬元）

說 明

黃河流域 1975-79 /80-85年

1715888/2192152

343177/365358

已扣去負效益

淮河流域 1966-79 /80-8年

1174653/ 1182958

83903/197159

未計入負效益

海河流域 1966-79 /80-85年

1543625/565903

110258/94317

未計入負效益

黃河流域在“三五”、“四五”期間洪水較少，但中水、豐水的“五五”、“六五”期間總效益和年平均效益，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這一時期黃河面臨了第二次、三次加高堤防工程；顯然60-70年代的投入，黃淮海流域都在當時和80年代得到了顯著的回報，保障了大江大河未出現重大決溢。

2） 四大水利省的分析成果

江蘇的效益在水利大省中最突出。其主要經濟、水利指標都在60-70年代大幅度增長，保證了80年代以來人口增長和土地銳減下的農業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

江 蘇 省 農 業 經 濟 統 計表—3

指標名稱 1962年 1971年 1975年 1980年 1987年 耕地 萬畝 7524.3 7176.8 7056.3 6962.1 6869.7 人口 萬人 4333.7 5360.9 5636.1 5938.2 6348.0 灌溉面積 （萬畝） 3883.0 4522.1 5445.9 5910.8 6082.2 旱澇保收（萬畝） 2960.8 3088.9 3609.6 4179.9 治澇面積（萬畝） 2901.1 2305.7 3640.1 4011.6 4152.0 治堿面積（萬畝） 266.9 343.0 644.5 866.4 890.0 糧食產量（萬噸） 482.7 963.8 1028.5 1209.0 1628.9 棉花產量（萬噸） 8.2 32.9 45.3 41.6 44.4 人均糧食（公斤/人） 223 360 365 407 513

指標名稱

1962年

1971年

1975年

1980年

1987年

耕地 萬畝

7524.3

7176.8

7056.3

6962.1

6869.7

人口 萬人

4333.7

5360.9

5636.1

5938.2

6348.0

灌溉面積 （萬畝）

3883.0

4522.1

5445.9

5910.8

6082.2

旱澇保收（萬畝）

2960.8

3088.9

3609.6

4179.9

治澇面積（萬畝）

2901.1

2305.7

3640.1

4011.6

4152.0

治堿面積（萬畝）

266.9

343.0

644.5

866.4

890.0

糧食產量（萬噸）

482.7

963.8

1028.5

1209.0

1628.9

棉花產量（萬噸）

8.2

32.9

45.3

41.6

44.4

人均糧食（公斤/人）

223

360

365

407

513

《當代江蘇簡史》概括“三五”和“四五”的十年：“廣大農村堅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進行‘旱改水’等耕作制度改革，普遍培育和推廣雜交稻、抗病棉等高產品種。先后完成江都水利樞紐、入江水道水利工程，進一步改善了生產條件，擴大穩產高產農田，糧食產量年平均增長3.5%，全省農業總產值年平均遞增2.7%。蘇南農村不斷開拓新的生產領域，率先創辦社隊工業，開始改變江蘇農村經濟結構”。對水利建設的意義給予恰當的評價。

水利大省河南，在研究時段完成水利投資26.75億元。各個年代水利事業的農業效益(流域平均)統計，顯示出水利建設對40年農業主要作物增產的巨大作用，而各種措施的增產幅度在60-70年代都取得最大。

湖北省在同期完成水利投資25.5億元。長江、漢江大堤使得近40年減少江漢平原淹沒耕地5018萬畝，按80年價格計，效益為513.39億元。灌溉除澇方面，湖北通過數理統計、總產分攤系數、典型攤算多種分析方法，結合地市上報數字，采用了增產糧食8762萬噸的效益值。湖北省以排澇與灌溉為中心，在65-80年階段，大興機電排灌站建設，使澇漬深重的江漢平原，從根本上解除威脅，成為糧棉油商品基地。以荊州地區為例，這一階段建成大型機電排灌站36座，總裝機約16萬千瓦，占荊州全部大型排灌站的83%，排灌面積1100多萬畝，占全部大型排灌面積的98.3%。

湖南在研究期內完成水利投資13.24億元。其實際灌溉面積在70年代取得突破性發展，這和韶山灌區、歐陽海灌區、洞庭湖灌區等的建成配套有關。灌溉糧食單產和增產幅度都在76-85年間獲得較大發展。《當代湖南簡史》也概述了這一階段的實情：“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努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在‘農業學大寨’的推動下，湖南連續幾年組織幾百萬人在冬、春兩季開展農田基本建設，聲勢十分浩大……山區初步建成了以塘、壩為基礎，以水庫為骨干的‘長藤結式瓜’的灌溉系統；湖區防洪大堤進一步加固，排灌渠道和田園化建設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農業生產條件的改善，為湖南農業的連年豐收奠定了基礎……這一時期，湖南農業生產形勢一直比較好，呈穩定發展態勢”。

安徽與河南、山東情況類同，是歷史上和50-60年代水旱困擾的省份，在研究時段，完成水利投資17億元。這一時期全省灌溉面積以3.1%的年均速率遞增，以灌溉、農業加工為主的農業耗電用量以14.4%速率遞增，糧食產量以3.6%速率遞增。在這一基礎上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中的第一產業也以6.8和5.8%的年均速率獲得增長，效益是十分顯著的。

3）引黃灌溉

“三五”到“五五”期間，河南、山東引黃灌溉恢復及大發展。山東荷澤等五市，引黃水量從69年的6.66億立方米，增加到80億立方米；灌溉面積由580萬畝擴展到1988萬畝。灌區農民贊揚，因為有了好政策，有了黃河水，才保證了好收成。河南人民勝利渠是著名的老灌區，由于堅持引黃，糧食單產從65年的414斤/畝，發展到82年的1128斤/畝。僅新鄉市區，引水量從71年的2千萬方激增到76、77年的7.8、7.2千萬方。開封市也從65年的3.4千萬方，增加到79、83年的7.9、8.0千萬方。引黃灌溉較大的改善了沿黃地市的生產條件，多年的鹽堿、風沙地經淤灌改造成良田。地下水得到回補，增進井灌的能力。72年到81年，河南四次向天津調黃河水，累計輸水8.8億立方米，緩解天津燃眉之急。

4）其他地區、事業的效益實例

北京在效益分析中，對水利投資占全市基建投資的比例，經濟效益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作出統計。投資比例在文革以前是很大的，為5.15--8.13%，66-80年，為1.59-3.29%，平均是2.22%，81-87年，僅為0.62%。50-80年的投入，奠定了首都城市水利的工程基礎。北京的城市供水體系保證了首都生活、生產和一切活動的正常運行。水利發揮的效益，則是63-75年時期較高，占同期工農業總產值的4.68-8.74%，“五五”期間為3.36%，相當于40年平均值，81-87年是2.52%，低于總體平均值。

陜西從糧食、林果、飼料、攔泥和其他方面分別統計水土保持成果，60年代較50年代增加效益幾近一倍，70年代是60年代的3.8倍，80年代是70年代的2倍。

廣東70年代灌溉效益從60年代的7.2億元，發展到20.6億元，80年代為54.6億元。防洪效益60年代為32億元，70年代為66.7億元，80年代為47.2億元。從1965年開始的東深供水，（到87年）累計為香港供水36.86億立方米，改革開放以后，為深圳供水2.86億立方米。

大農業灌溉的新疆，糧棉油綜合效益在60年是3.2億元，70年是7.9億元，80年是9.2億元，87年由于棉油收購價格的提高，猛增至38.4億元；但灌溉面積80年最高，達到3.4千萬畝，87年只有2千萬畝了。

南方水力發電在70年代有較大發展。以云南省為例，1965年，水電裝機容量占水火總裝機的1/4，72年水電裝機超過火電，到80年是火電的2倍；年發電量在73年二者持平，80年以后，水電發電總量一直為全省發電總量的59%左右。云南成為水電為主的邊疆省份。從58年以后，云南水電建設一直處于上升狀態，而70年代以禮河、綠水河各梯級電站加緊建設，一一竣工發電并網。同時，就高水頭建筑、發電、電網建設、隧洞施工積累了豐富經驗，完成了魯布革水電站的設計等前期工作，為1982年我國（水電工程）首次采用國際招標的魯布革電站開工，創造了條件。云南水電邁入改革開放的前列，是二十多年艱苦建設量與質的積累之必然。

廣東省是70年代小水電發展較突出的。1975年，全省乙類小水電發電量，超過了同年農業用電總量，基本滿足當時農村照明、動力需要，為農村電力發展奠定基礎，從而有力地支持了全省電網，支援了80年代改革初期城鄉工業的發展；1987年，小水電年發電量超過當地用電量50%的縣，達到55個，大大減輕了網電的壓力。廉價的水電使偏遠山鄉的工農業迅速發展，特別是促進地方工業的發展，這是廣東80年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一個實力條件。10個小水電試點縣到1987年，工業產值比重上升到54.5%。

南方許多省份，首先是本研究時期的農田排灌需要，由水利部門組織興建農村電網，推進農村排灌—農產品加工—農村照明—鄉鎮企業用電的發展，小水電的發展提供了能源，在大電網建設之初，靠農電網和農村小水電保證了縣區的工農業和人民生活用電。

二、從60—80年代抗災能力的檢驗看水利建設的起伏

由于自然災害自身規律、社會減災抗災組織機能和水利系統的減災抗災能力的提高和衰減，全國水旱災害的成災率變化呈現一定規律，這是社會綜合抗災能力的重要標志。

按照全國水旱災害逐年統計資料[2]，劃分出成災率發展變化的階段。認為劃分為60-65年（即大躍進后期及水利及國民經濟恢復階段），“三五”—“五五”，80年代三個階段比較符合致災程度的客觀實際情況。統計說明，從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無論是全國還是水利建設大省，對于水旱災害的成災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對是最低的。西北以干旱為主的幾省區成災率變化趨勢也完全一致。這一變化規律，顯示了水利建設的起伏變化趨勢，也從另一角度佐證了本文研究時期水利建設對穩定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突出貢獻。

注：成災率系旱澇成災面積與受災面積的比值

出現這種情況不是偶然的。原水利部部長錢正英曾實事求是地回憶過這一過程。60年代初，水利部門通過調查研究，沉痛地和較為深刻的總結了前一個時期水利建設的經驗和教訓，在1965年提出“三五”的治水方針，該方針在周恩來總理主持之下形成，概括為“大寨精神，小型為主，全面配套，加強管理，更好地為農業增產服務”。66年2月，周主持北方八省市抗旱會議，確定每一省市由一位副總理任抗旱組組長，他兼任北京與河北的組長，農林水等部長分任各副組長。雖然文化革命發動后，對剛剛興起的水利建設高潮有很大沖擊影響，但水利領域在文革期間基本上是按“三五”這個方針辦的，特別是華北機井建設，發展灌溉和農田基本建設，以學大寨為契機搞以治水、改土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小型水利，坡地改梯地，平整土地。這一基本思路，確定了“三五”到“五五”的水利農業格局。當時強調“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恰如其分。

以歷代水旱災害深重的淮河流域為例，國務院1969年成立治淮規劃小組，10月，李德生主持第一次會議，李先念、余秋里、紀登奎等參加會議。會議提出治理淮河近期標準是：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即能抗御普通水旱災害，做到“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糧棉產量實現“綱要”水平，在特大洪水下保安全。次年北方農業會議期間，國務院召集豫魯蘇皖有關人員研究各治淮規劃文件，研究大搞農田基本建設與發展灌溉。后提出設想，用十年或稍長的時間，基本實現“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心愿。正是這樣，淮北平原連續進行了以除澇泄洪為目標的新汴河等11條平原河道的開挖，71、72年茨淮新河、懷洪新河開工，同期，洪澤湖大堤加固、入江水道整治也得以開展。淮河干支河道的泄水減災能力大有提高。截至1988年統計的安徽98座中型水庫，有70座是66-79年建成的，安徽的中型灌區279萬畝有效灌溉面積，有196萬畝建于同期。淮北和淮河的建設得到豐厚的回報，以1978年大旱為例，水利工程發揮巨大作用；河南11座大型水庫全年供水30億立方米，安徽大別山區5大水庫，在入庫水量只有18億的情況下，為灌區放水34億；江蘇新建的江都抽長江水63億立方米支援淮河抗旱。1978年抗旱、1991年抗洪，證明災害深重的淮河流域，正在改變著歷史面貌。當年荒沙鹽堿的黃泛區，災情嚴重的皖北、蘇北、魯西南，逐步成為商品糧棉基地。

1970年8月，在國際國內特定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周恩來主持北方農業會議，提出“四五”奮斗目標是：盡快扭轉南糧北運局面，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的要求。到70年代后期，每年投入水利資金100多億元，是基本建設的大戶。“三五”—“四五”階段，海河水系得到大力治理，排洪能力是1963年底倍。北方13省市，66-71年新建機井數，為前17年的三倍，冀魯豫三省機井灌溉面積占總灌溉面積的一半，糧食基本實現自給。“三五”方針盡管和后來水利方針比較，尚無什麼新意，而且是傳統農業水利思維模式在新的經濟躍進指導下的產物，從而在治水中也出現了違背自然和經濟規律的失誤。但在那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用這個方針統一了全國在水利建設上的思想，15年基本上是這樣去做的。特別是，在70年代，我國防止水旱災害的能力大大加強，也結束了南糧北運的局面——隋唐以來所謂糧賦仰給江南的局面。這對于調整南北經濟結構，提高人民生活，提高整體國力，促進南北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現代化，都有深遠的意義。誠然，這一基本格局的調整，依靠社會組織、政策層面和農業技術綜合投入及水利措施的集合（水利總效益量只占同期農業總產值的16%）。同時，在70年代初業已注意到農業的整體發展，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報”社論《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就批判了極左思潮、提出落實政策。但是到80年代初期，水利落入低潮，在批判文化革命時，有人認為這一期間的水利建設也是左的產物。億萬干部群眾興修水利的精神和實踐，被簡單地作為文革政治的附屬物和大躍進的再現來看待。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水利再次下馬，資金再次被大大削減，中央下撥地方的農田水利資金很多被挪用。從成災率看水利抗災能力的變異，客觀地說明了這一次水利低潮的負面作用。

80年全國統一進行農業水利區劃工作，查清和落實現有水利設施家底。反映出1979年底的水利建設實力，成果匯編于《中國農業水利簡明區劃》 [3]。1988年進行水利經濟效益統計時，也計入各省市的水利工程實力。兩下相比，水利大省的部分統計數字有所下降。江蘇省情況較正常發展，有效灌溉面積和旱澇保收面積緩慢增加。山東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3.3%。湖北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2.3%，旱澇保收面積減少3%。湖南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7.8%。，而河南省則減少了18%，水土流失治理面積減少19%。河北省有效灌溉面積減少1.4%，安徽則減少10.4%，旱澇保收面積減少了7%；在淮北地區，80-85年機井減少19.4%，設備完好的減少71.4%，輸電線路減少67%，井灌渠道被平毀85%。水利大省的這次低潮，是全國大勢的反映。水利設施完好量統計的下降，是80年代減災率下降的一個主要動因。

胡鞍鋼在《中國自然災害與經濟發展》中分析了建國四十年水利基建投資比重變化及其影響。他指出，由于工程老化失修、基建占地以及人為破壞，80年以后全國灌溉一直徘徊，81-90年灌溉面積保有量凈減282.9萬公頃。1970年以前，基建投資一般具有2-3年滯后，1970-1980年，滯后變為1-2年，即投資第二年成災率下降。1980年以后這種滯后效應消失，投資比重變化當年就會反映在成災率的變化上，“說明農業水利基本建設已十分脆弱，對災害的緩沖能力已很低”。本文的統計分析也得出類同的結論。

60年代，我們剛剛從饑荒中走出來，廣大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尚未解決，國家和水利、農業部門基于解決穿衣吃飯根本問題，從第三個五年計劃所致力的水利事業，必須歷史唯物的去認識。至于當時的治水方針和具體措施存在何種局限，如何不適應市場經濟、如何缺乏資源水利的現代概念，那是90年代——甚至更后人們才開始去真正認識和宣傳的水利模式問題，嚴肅的歷史科學者不應該去苛求過去，水利模式也不是本文闡述的范疇。實際上，研究時期的水利建設，開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洪澇嚴重威脅，改變農業靠天吃飯的落后局面，直接支持了同期國民經濟建設，是新中國第二次現代化的努力，第二次引進高潮的同期產物和物質基礎。公正地說，正是這一時期農業水利打下的宏大基礎，才保證了在水利投入巨減，工程老化、被破壞，水旱災害日臻嚴重時，農村體制改革和城市改革開放興起（和基建資金大幅度轉移）成功。沒有70年代的農業物質基礎，80年代的城鄉改革就可能成為一紙畫餅。

三、水利大省河南的歷史典型

在“大躍進”時農業和水利曾遭致重大創傷的河南省，1969年政治和社會形勢開始穩定下來，當時省革委致力于發展經濟，制定了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發展綱要，要求在3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內，建設穩產高產田5千萬畝，完成10大灌溉工程和機電井配套7萬眼任務。1970年8月，國務院主持召開全國北方14個省、市農業會議，總結交流各地學大寨的經驗，要求盡快扭轉“南糧北運”局面，在“四五”期間作到人均一畝穩產高產田；河南的想法與中央、國務院精神是完全一致的。1972年8月、1973年7月，國務院又兩次召開北方抗旱會議，要求在三、五年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周恩來提出“四五”“五五”的糧食產量目標；分配給河南的任務是到1980年糧食產量達到250億公斤。為貫徹中央決定，河南省水利會議初步制定了旱澇保收田的6條建議標準，關于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10條規定。在“四五”期間，河南大規模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運動。1971-1975水利年度冬春4個月，最高上工人數達到800—1600萬人，占全部農業整、半勞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億立方米。機井從70年的25.4萬眼增至75年的52.7萬眼，已配套42.7萬眼。旱澇保收田從70年的2172萬畝發展到75年的3146萬畝，有效灌溉面積從70年的3768萬畝增至75年的5374萬畝。平心而論，河南農村的面貌正是在70年代開始發生改變，河南主要農作物的產量、工農業產值、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為80年代改革開放積累了物質力量。（詳見附表）

不宜用類似“苗”和“草”的概念化辦法為水利建設貼政治標簽。《河南省志—水利志》[4] 認為，文化革命時期，“水利工作雖然受到一定影響，但由于治水方針沒有改變，加上前3年的調整、整頓、修養生息和群眾要求改變面貌的強烈愿望，全省水利建設邁出了新的步伐”。大躍進留下多座有問題的尾巴工程，在“三五”—“六五”期間逐步解決，在66年至74年間完成的大中型水庫，占現有全部工程的一半；且大型水庫的效益發揮，在全國是較快較好的省。顯示河南艱苦奮斗精神的林縣紅旗渠，主要工程在70年代完成，66-85年共引水61.3億立方米，解決了灌溉和人畜飲水問題。引沁灌區興建于65年，75年完工。長江流域的鴨河口灌區、引丹灌區，也在“三五”“四五”時期建成，后者重建了古代的南陽灌溉，為南水北調作出嘗試。豫皖邊界的梅山灌區在河南境內的分干工程，都是“三五”“四五”修建配套的。可以說，河南的十大灌區，主要都是這一時期建成配套的。同期的引黃灌溉恢復、發展，促進了1980年的全面引黃規劃，到1987年，全省設計引黃面積達到559萬畝，有效面積295萬畝，并對引黃濟津、放淤改土、抗旱補源發揮效益。這一時期，省境黃河系列堤防進行建國來第二次、三次大復堤工程，保證了全國的重點防洪。1968年大水后，開展淮河干支堤防培修加固，進行圩區提排試點，并對豫東、豫南平原眾多河道進行綜合治理。1974年，省委總結沈丘縣蓮池公社經驗，提出平原治水方針，河道建閘形成高潮；66-76年間，共建成14座大型水閘，形成一系列平原重點排灌區域。河南農業、水利面貌的變化，是諸多工程、事業的綜合結果。這一階段，河南農民群眾為水利化作出重大貢獻；僅以浩大的基建土方工程為例，當年基建投入的土方概算每立方米為0.45元，而筆者在豫東實際調查，大隊、生產隊由于勞力投入、出工補助、糧食柴草、生產器具消耗，每方土需付出一元左右。（以上兩段大部分資料見文獻 [5] ）

和80年代相比，70年代實際完成的工程實物量是非常突出的，在建國40年的水利建設中，本文研究時期的實際完成量占了舉足輕重的地位。水利的投入直接推動了河南的農業經濟發展。下表統計了“三五”到“五五”末河南逐年主要社會經濟統計狀況。

河 南省 農 業 及 國 民 經 濟 統 計表—8

年 份 糧食（億公斤 ） 棉花（萬公斤 ） 農業總產值 農林牧漁產值 工農業總產值 國有企業產值 集體企業產值 財政收入 1965 116.6 13591 36.87 42.17 42.24 36.86 5.38 10.14 1966 122.8 24080 43.10 49.65 49.30 42.12 7.18 12.72 1967 138.2 25830 51.66 58.02 46.15 38.39 7.76 11.43 1968 133.5 22572 47.89 54.95 42.37 34.94 7.43 9.42 1969 132.2 22189 50.29 57.73 54.25 45.57 8.68 13.51 1970 155.6 28295 57.26 67.18 73.68 63.71 9.97 21.15 1971 164.6 23900 60.57 71.21 91.54 78.32 13.22 25.44 1972 162.7 23514 60.74 72.50 100.75 84.82 15.93 27.17 1973 187.2 33182 71.76 83.31 106.07 87.19 18.88 23.81 1974 186.2 30069 71.84 83.21 115.62 92.83 22.79 23.76 1975 199.1 26265 74.35 85.98 130.46 101.04 29.42 23.06 1976 212.2 21592 75.24 87.17 107.99 73.43 34.56 15.52 1977 194.8 21607 71.07 82.70 161.99 113.85 47.84 22.62 1978 209.8 22422 81.74 95.38 170.82 126.48 44.34 33.73 1979 213.5 19836 96.91 113.48 193.49 146.61 47.08 32.80 1980 214.9 40615 113.17 134.62 209.23 155.97 53.20 31.86

年 份

糧食（億公斤 ）

棉花（萬公斤 ）

農業總產值

農林牧漁產值

工農業總產值

國有企業產值

集體企業產值

財政收入

1965

116.6

13591

36.87

42.17

42.24

36.86

5.38

10.14

1966

122.8

24080

43.10

49.65

49.30

42.12

7.18

12.72

1967

138.2

25830

51.66

58.02

46.15

38.39

7.76

11.43

1968

133.5

22572

47.89

54.95

42.37

34.94

7.43

9.42

1969

132.2

22189

50.29

57.73

54.25

45.57

8.68

13.51

1970

155.6

28295

57.26

67.18

73.68

63.71

9.97

21.15

1971

164.6

23900

60.57

71.21

91.54

78.32

13.22

25.44

1972

162.7

23514

60.74

72.50

100.75

84.82

15.93

27.17

1973

187.2

33182

71.76

83.31

106.07

87.19

18.88

23.81

1974

186.2

30069

71.84

83.21

115.62

92.83

22.79

23.76

1975

199.1

26265

74.35

85.98

130.46

101.04

29.42

23.06

1976

212.2

21592

75.24

87.17

107.99

73.43

34.56

15.52

1977

194.8

21607

71.07

82.70

161.99

113.85

47.84

22.62

1978

209.8

22422

81.74

95.38

170.82

126.48

44.34

33.73

1979

213.5

19836

96.91

113.48

193.49

146.61

47.08

32.80

1980

214.9

40615

113.17

134.62

209.23

155.97

53.20

31.86

應當指出，河南的工農業產值 65-75年每年遞增9.87%，居全國第二，同期國民收入每年遞增7.70%，也居第二位；以1965-1967年，1978-1980年統計的三年平均值分別計算，1965到1980年的年均遞增率：糧食總產量為3.5%，棉花為1.8%，農業產值為5.1%，農村集體企業（社隊企業，后來發展為鄉鎮企業）為14%，全省財政收入為7.3%。說明在“三五”到“五五”期間，農業大省的河南，農業經濟和全省經濟實力發展非常可觀。作為農業水利命脈的水利建設事業，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河南被認為是文革運動的重受災戶，猛烈的群眾運動一度摧毀了黨政權力機構和正常的經濟運作。從水利事業、部門、人員實情看，在運動初期，水利機構被拆散，水利各級行政、技術骨干受到沖擊，水利工作一度受到較大影響。但是，河南省在第一書記劉建勛帶領下，省市縣干部站出來參與、領導運動，河南黨政干部在文革運動中，按當時的路線方針始終發揮了較大的主導作用。1968年夏信陽大水，省革委組織群眾、干部抗災救災。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原副省長王維群在結合后主持農業、水利工作。1968年2月、次年11月，兩名原水利廳副廳長作為領導干部代表參加主持省革委水利局工作，1970年8月到1975年4月，8名原廳處級行政技術老干部進入局領導班子。地市縣水利局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機構改革中，大批水利人員下放五七干校，但廣大水利職工堅持工作，省市“斗批改”干部，69年先后回到原單位恢復工作，以適應水利大發展的客觀需要，部分仍在地縣鍛煉的干部，參加了當地的水庫、灌區及其他的設計、施工，加強了基層的技術力量。省水利廳幾位40年代出身的總工程師，由省委領導在70年代初親自點名“解放”，參加全省水利大計。不過，許多技術骨干，在其后綿延的派性爭斗里，發揮也受到限制和影響。同時應看到，大多數水利干部，特別是技術干部參加了文革群眾組織，有的同志作為中青年或知識分子的群眾代表進入各級班子，但他們主觀動因并不是為了“動亂”、“破壞”去擁護運動的，絕大多數人在70年代投入水利化建設，為河南水利作出貢獻。盡管當時的具體工作有這種或那種的干擾，不盡人意，但河南干部、群眾在“三五”至“五五”期間的艱苦努力，人的基本精神狀態，都不應隨意嘲弄貶低的。筆者參加了“75.8”緊張有序的抗災救災斗爭，看到干部和群眾的實際情況，深深體會到河南黨政干部和群眾的團結、奮斗精神，是不可摧毀的。至于治水方針和具體措施存在的歷史局限問題，其科學性的探討，則是本文以外另一個問題。

70年代末，河南與全國一樣再次出現大上項目，基建戰線過長的局面。79年全省農業會議對當時水利建設攤子大、戰線長、配套差、管理弱、效益慢嚴重認識不足。1980年，水利基建投資大大削減：79年1.68億元，80年0.9億元，81年0.4億元，82年0.38億元，83年0.53億元，84年0.56億元，85年0.72億元，86年0.79億元，87年0.8億元，88年才上升到1.05億元。如果考慮到價格因素和群眾勞力投入銳減因素，“六五”“七五”的水利投入在基建投資中的比重，遠遠小于“三五”到“五五”期間，81年以來一直在1.9-2.0%的水平上下徘徊。草創于經濟實力較弱時的河南水利，還面臨工程標準過低和老化的問題；同時，農村生產資料生產?

四、研究階段在40年水利歷史中的位置

對建國40年歷年全國各省市水利基建投資進行分析統計如下：

統計說明，從“二五‘到“五五”時期，水利基建投資在全國基本建設投資中始終占有顯著優勢地位，所占比例均較大程度超過40年的平均值；“二五”和三年調整階段投入很大，和當時處于大躍進和調整的特殊時期有關，投入的負效益也較大，所存在的問題很多。但“三五”到“五五”時期，水利在全國基建和農林水氣象投入中的持續優勢是不言而喻的。從而也看出農林水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優先地位。

全國和代表省份統計的趨勢完全一致，在70年代是水利投資完成數額最高的時期。

從建國40年各項水利指標統計看，在“五五”的結束年1979年，諸多項指標已經達到或者接近1987年的水平。有效灌溉面積7億畝，是87年的97.3%。除澇面積2.6億畝，為1987年水平的91.4%。鹽堿耕地改良6200萬畝，是1987年水平的86.9%。大中小型水庫8.6萬座，略多于1987年統計數82870座。總庫容4千萬立方米，為1987年的89.4%。各類堤防長度16.5萬公里，達到1987年的82.5%。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占1987年的90%。排灌機械保有量為1987年水平的82.4%。但1980年之后，在解決人畜飲水和水電裝機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公正地說，研究時期的水利建設奠定了80年代的水利大勢。

在這一建設高潮下，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業得到穩步發展，以1965年全國總產量為基數，其后15年，糧食和棉花分別以3.4%和1.7%的年增率遞增。

對歷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實際灌溉面積、機電灌溉面積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總的印象：

全國有效灌溉面積保有量，在1980年達到頂峰，為73332萬畝。水利大省河南、河北、安徽在1978-1979年分別達到最高水平。江蘇省一直擴大發展，在1987年持有數最大。山東、湖北、湖南三省在“六五”期間持續有所發展，在1983-1984年分別達到高峰。全國歷年實際灌溉面積，在1978年達到頂峰，為62572萬畝。“六五”“七五”期間有所下降，但1988年又恢復到61783萬畝的水平。水利大省安徽、湖南，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在1976、1977、1978年分別達到最大值。江蘇省曾在1979年達到最高保有水平，其后與全國變化趨勢相同，但在1988年有恢復到僅次于該年的水平。

對于易澇地區農田的治理，“四五”以來發展態勢較為均衡。1975-1988年，全國除澇耕地治理面積占易澇耕地面積的72.7-78.3%，其間雖有低落年份，但總趨勢是上升的。水利大省江蘇、安徽、山東、湖北、湖南都是呈上升趨勢，河北持平，河南在79年后大幅下降，85年后回調到75年水平。

統計說明黃淮海平原的河北與山東機井始終呈正態上升狀，但安徽、河南在1980年之后，有大幅度下降，機井配套遭到較大破壞。不過全國和有關省的機井配套動力機械持有量都是呈上升的。

五、幾點認識

1） “三五”到“五五”期間的水利建設高潮對于改變農業經濟的面貌，發展國民經濟，增強總體抗災能力和國力，起到重要作用。“五五”后水利的退潮直接地降低了全國的抗災能力。

2)研究時期的水利建設方針，在當時黨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主持下制訂 ，是基于盡快改變“三年自然災害”時低下的農業水利抗災能力的狀態，盡快改變落后的農業經濟面貌，所以，以實現農業發展“綱要”為目的，以扭轉“南糧北運”為目的，在水利農業建設中提倡的“以糧為綱”和“農業學大寨”精神，應當歷史地去評價。廣大干部群眾以追求自然、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的本能，去擁戴、理解和貫徹執行以及詮釋了這一系列中共中央的方針，應當唯物地、準確地去評價群眾創造歷史的行動和實際成果。

2） 農業經濟的發展，自然會有利于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村人民公社的強化，并盡可能地將特定體制和生產關系所可容納的生產力得到特殊的發揮，但不應因此給從屬于計劃體制的水利建設貼政治標簽；以是否屬于計劃經濟來作為水利建設是非價值判斷的標準，在經濟史、技術史研究中不會是嚴肅的。實際上，人民公社產生于1957-1958年水利化建設的契機，而研究階段的計劃體制的農業水利熱潮，強化了公社制度，也迎來了她的終結。

3） 傳統農業水利體制的局限問題，應當通過深入探討，得出科學的，有益的啟迪。這是在本文研討意義之外的另一重大問題。同時，研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并不妨礙我們肯定歷史水利活動的在當時和整個歷史過程中的特定積極意義。如果從幾千年中國傳統的農業水利歷史全過程來看，研究時段有可能是她最后的輝煌階段。

4） 大量材料說明，許多地方從農民的勞動，通過農業的發展積累了預算以外的資金，各地縣區的水利、農田基建熱潮，使得農電、農機和五小工業得到發展，形成地方在80年代農業轉型和鄉鎮企業發展的物質基礎。從而映證當時國務院和國家計委的某種建設方針在中共“九大”以后得到貫徹實施，即企圖以農業為基礎，實現工業現代化；實際上水利化促進地方制造業的發展，也拉動了地方經濟和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從這一角度看，與其說水利建設客觀上去解決生存的基本問題，毋寧說中國農村從這里走向了發展的新起點。

主要

[1]《建國40年水利建設經濟效益》 河海大學出版社 1993

[2]《四十年水利建設成就—水利統計資料》 水利部計劃司1990年

[3]《中國農業水利簡明區劃》 1981年

[4]《河南省志—水利志》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5]《當代河南的水利事業》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6

[6]《告別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東方出版中心 1998

其他

河南省大事記，黃河志，長江志，新中國治淮記略，河南黃河志，山東黃河志，當代江蘇簡史，當代湖南簡史，涇惠渠志，云南省志-電力志，安徽省志-水利志，廣東省水利志，各有關統計年鑒，順德縣水利志，鄞縣水利志，北京市水利志，湖北省大型電力排灌站技術資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