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對三個國家幼兒園教育的影響，特別是表現在 “隱含的文化邏輯”。在文化實踐中，在面對變革時，在變化壓力下對持續性的詮釋，有著比經濟決定論、現代化和全球化所預言的那樣更具有彈性和抵抗力。本文基于《新三種文化下的學前教育》視角，論述了文化的力量及文化和幼兒園教育的關系。 關鍵詞：文化；幼兒園教育；價值 中、美、日國家的幼兒園教育的價值取向 中國、日本和美國都把他們的學前教育課程改革作為使未來勞動力更具有競爭力的理由，但是，三個國家在早期教育做法的方向上是非常不同的。中國所持的觀點是，為新的全球經濟準備公民，因此認為早期教育課程應以兒童為中心，鼓勵創新性和主動性；日本所持的觀點是，為信息化經濟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靈活性的勞動力，因此認為教育不應再是說教的，而應有更多一些自由。最近日本在國際的教育成就測驗上表現出成績下降，又有呼聲說要跟隨美國，在中小學強調學業成績和績效。（Bjork & Tsuneyoshi 2005; Takayama 2007）。然而至今這種呼吁仍沒有改變日本大多數幼兒園中建構主義的、以游戲為導向的課程；美國所持的觀點是，培養專業素質的勞動者，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強調早期教育從建構主義向學業準備轉變，同時還呼吁基于標準的課程、有科學支持的教學、更高水平的績效、系統的學習評價、更經常性的評估和基于科學的實踐支持。 中國和美國的早期兒童教育的目標和實踐存在著戲劇性的不同。起初，中國的模式側重于管教和紀律，而美國側重于游戲和選擇；二十年后，中國早期兒童教育目標已經轉向兒童發起的活動和創造性的培養，而美國卻向著相反方向轉變，變得更加側重于學業成果和教師的教導作用。這可以作為一些推崇全球化的學者所斷言的文化趨同的證據。但是，美國的學前教育已變得更加注重學業而中國則更加以游戲為導向，這個事實不能說明這兩種教育模式正在趨向共同的終點，相反，它們恰似黑夜里各自航行的兩條船，有著各自的目標和航向。 日本幼兒園課程的價值取向是讓日本兒童保持日本人的品質特征。日本學前教育工作的核心結構特征的作用是在教育中支持幼童在日本傳統價值觀方面的發展，如omoiyari（同理心）、kejime（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適應環境的能力）以及Sbudan sbugi（社會意識）。這些價值觀在其他國家的文化中有對等的詞，但它們不是同樣的內涵，不能在別的文化中得到平等的重視。日本早期兒童教育的做法深植于文化，這也使其很少從外面借鑒。日本把它的學前教育作為文化傳承而不是文化改變的一個途徑。幼兒園雖然不是日本的傳統文化機構，但日本希望它能夠成為基地，使成長在后現代社會的兒童接受傳統的價值觀。這也就是日本的幼兒園在近二十年里變化的最少的原因之一。但是，隨著日本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他們社會的變化，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全球化，日本學前教育保持現狀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早期兒童教育理念的全球化并非在時空的長河中一帆風順。相反，在每個國家，向外來思想開放的時期和向內轉變的時期總是交替更迭（Schriewer，2000；Steiner-Khamsi 2000;2004）。90年代是美國早期兒童教育的外向時代，受到的影響主要來自意大利城市瑞吉歐艾米利亞的學前教育。今天的美國，教師和管理者們抱怨道，幼兒園在服從外界政府的和專業組織的標準下有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他們的課程、教室布置、學習效果都要符合標準，所有的教師和管理者都要從正規的機構獲得早期教育證書。以游戲為中心的課程，讀寫的全語言教學法，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這些在二三十年前當我們首次做研究時，被認為是好做法，現在卻被一部分人評價為過時的、受意識形態驅使的、不科學的方法。 中、美、日國家幼兒園教育的背景 在1985年和2003年，中國的幼兒園改變了許多，日本的幼兒園變化不大，美國的在某種程度上居于中間，那么三個國家幼兒教育體系中所發生的是否與其所處的社會背景是相關聯的？ 始于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然影響到了中國的早期教育，經濟改革帶來了合資、外資產業和民族企業的迅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臺灣和其他國外連鎖企業紛紛進入國內市場，開辦一些幼兒園推廣雙語（漢語和英語）教育，24小時看護制（寄宿學校的回歸），和其他一些科技技術輔助的課程。中國的許多新公司紛紛加入了這個私有化進程所創造的市場空間，與國外企業相互競爭。在過去的十年里，公立幼兒園的數量驟減而私立幼兒園的數量迅速增多。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決定加入世界經濟體系，而這種新的經濟形勢需要新的公民。對幼兒教育的新方法顯然是培養這類公民的重要策略。依照這種邏輯，中國幼兒教育快速地、義無反顧地朝著更加注重建構主義的、以游戲為主的和兒童自發的活動方向發展，并且從西方國家借入了大量的、先進的思想觀點。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出于經濟的考慮和使社會機構（包括教育）理性化的必要性，驅使著美國的早期教育發生改變。在過去的一個年代中，面對生活的開銷工人階層和中等階層的收入、支付能力在下降，更多的幼兒母親加入到了勞動力的隊伍中，需要有更多的幼兒園來照顧孩子。福利改革開始于克林頓，小布什政府繼續施行，使得那些貧窮幼兒的母親參與培訓項目或在家庭之外工作，這樣就增加了對早期看護和教育的需求。20世紀90年代工商界采取支持早期教育的立場認為，投資在教育幼兒是在未來社區勞動力方面好有的投資。評估顯示，投資在早期教育中的每一個美元都會產生顯著的經濟和社會回報。美國采用的是要提高國家經濟競爭力的信念，推動著早期教育從建構主義向強調學業準備轉變，同時還呼吁更高水平的績效、更經常性的評估和基于科學的實踐。當前美國的教育改革要求的是基于標準的課程，有科學支持的教學，有專業素質的勞動者，系統的學習評價，學校的績效，支持和接納落后的學校。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繁榮后的經濟衰退，使日本幼兒園的經營狀況益顯飄搖。經濟的衰退以直接或間接地方式影響著幼兒園，降低了他們的持有的土地的價值，限制了他們提高學費的比率，并且改變了婦女們的工作模式。機會出生率的下降迫使幼兒園以競爭來保持他們教室的兒童數量，并保證園內各項事務能繼續進行。為了吸引顧客，幼兒園延長時間；服務多樣化；增加像英語對話和網球這樣的附加服務；有一些園為了在市場中立足走到極端，強調他們嚴格的學業準備和能以高的比率把孩子送進有聲望的小學，他們有獨特的教育哲學。當“泡沫破裂”、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直線下降，使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遭受到了嚴峻的經濟危機，雖然不是直接地，但卻在一些方面對整個國民情緒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充滿著一種悲觀、責備和反控制的氛圍，例如，由于觀察到了當前一代孩子們的性格特點，教師和家長彼此責備。在日本，有些責難是指向教育的，日本幼兒園被要求傳遞給幼兒當代高度現代化的社會里所需的那些重要的價值觀、立場及社會技能。同時，又被要求有一種固有的保存傳統的功能，能保護孩子們遠離（后）現代化的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