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達幾千年以來，都生活在皇權之下，誠惶誠恐地生活在帝王文化之下。所有的文化，說穿了都是為皇帝服務的。為皇帝服務的文化也不能一直吹捧皇帝圣明、罪臣當誅，也要來一點調味品。這個調味品就形成了兩大支流，一是清官文化的支流，宋代有包拯，明代有海瑞，每一代我們老百姓都要崇拜幾個清官；另一個就是武俠文化，因為靠清官還不夠，所以人們自然幻想那些武功蓋世，能夠除暴安良的大俠，武俠文化就這樣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金庸可以說是中國武俠小說的集大成者。從清末以來，中國的武俠小說大致上有三個高峰：第一個高峰的出現以《三俠五義》、《包公案》等小說為標志。這個時期的小說中，清官與武俠是結合在一起的。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武俠小說的第二個高峰期。它出現的歷史背景是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這個時期，人們幻想著有武功蓋世的人出來，所以就產生了還珠樓主、平江不肖生這么一代，寫出了很多以技巧取勝的武俠小說。金庸受他們的影響非常大，從八歲開始就接觸這些人的作品。第三個武俠小說的高潮不是出現在大陸。因為大陸在1949年以后，武俠小說也好，言情小說也好，都被作為有害的文學作品禁止了，所以大陸不可能出現武俠小說高潮。這個高潮主要是在香港，余波涉及臺灣。臺灣國民黨專政時期對武俠小說控制也是很厲害的，在60年代，金庸的武俠小說在臺灣曾經也被禁，一夜之間，臺北的警察四處搜查武俠小說，全部沒收、銷毀。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武俠小說才在臺灣有所發展。所以武俠小說的大本營還是在香港，以金庸（包括梁羽生等）為主要代表。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里注入他自己的人生體驗。他經歷過亂世，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三次幾乎面臨被學校開除、沒有地方讀書的危機。中學兩次，大學一次，都是因為他骨子里有一些反叛的性格。在他上高中時，因為在壁報上發表了一篇《愛麗絲漫游記》，諷刺了當時學校里權勢在校長之上的訓導主任。這個訓導主任是代表國民黨的，所以他肯定是要被開除的，但是校長是一個非常好的教育家，網開一面，轉學了之。換了個學校以后，他又卷入了一個反對訓導主任的學潮，上了黑名單，差點被開除，也是校長覺得不要這么大面積開除人，所以保了下來。大學時代，他在重慶的中央黨校，那時叫中央政治學校，后來改成中央政治大學，是為國民黨培養干部的一個學校。他是學外語的，學成以后本可以實現他的夢想，環游世界，做外交官的。但是他讀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一個月，就因為仗義執言，遭到了勒令退學這樣一個處分，失去了學業。后來，他在上海有過一個東吳大學法學院的學歷，不過在那里的時間也很短，一年都不到。所以可以說他沒有受過完整的大學教育。就他這樣一個人，再加上他在整個中學和大學階段，完全靠政府當時對淪陷區學生的補助金生活，所以到冬天穿草鞋沒有襪子。草鞋、校服是官方供應的，短褲和襪子是要自己出錢買的。他沒有錢。他家那時已經中落了，家被日本人燒掉了，母親死了，父親流亡在錢塘江南岸的一個小鎮上，他得不到家里的救濟。

金庸的弟弟和母親都是因抗日戰爭缺醫少藥去世的，還有他的同學因日本人打細菌戰得了麻風病。在衢州中學，他親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學——一個體育健將被送上一條木船，讓他去等死。經歷了這些生離死別的痛苦，包括家人，包括同學，包括抗戰八年生活的艱辛，使他的武俠小說跟過去的有了一點點的不同。就是這一點點的不同，使他的武俠小說成了風靡整個世界，讓千千萬萬的華人都忘不了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這些還是表面現象，更深層的意義上，是因為我們漢文化圈對武俠文化、清官文化的一種近乎本能的追求。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金庸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他的武俠小說，而是他在香港創辦了《明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金庸在國際上有地位，在兩岸政要心目中有地位，不是因為他寫了幾本武俠小說，而是因為創辦了《明報》，寫了那些有影響的、甚至令世人震驚的社評。

但是金庸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其現代人格是不及格的。

現代人格起碼要破除兩個觀念。第一個就是剛講到的要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結。一個社會不能以權力的是非為是非，以皇上的是非為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這個觀念都沒有破除，還是依附在權力情結下面，那是談不上現代人格的。第二個要破除的是成王敗寇的觀念。我們中國幾千年的觀念里只有成敗，沒有是非。任何事只問成了沒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總裁、執行官，要擁有億萬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個社會就會仰望你，像眾星捧月一樣。如果你失敗了，就只有跳樓。這個導向就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劉邦勝了，那就是漢家的天下；如果項羽勝了，就是西楚天下。兩個觀念如果都沒有破除，要想成為現代人格的知識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這兩個問題上，顯然都沒有過關。

我想從金庸思想世界的幾個方面來看一下他這個人。首先，我們可以看一看他的權力觀。金庸寫過一篇不太為人注意的作品，叫做《三十三劍客圖》。這不是一篇武俠作品，帶有半小說半歷史的成分，隨筆式的，70年代在他自己辦的《明報晚報》上連載過。在這個作品里，他說了一句話：幾千年來人類的生活變化很大，有些東西變化不大。什么東西變化不大？比如說那些政治人物對權力的欲望，那種爭奪的方式，這些都沒什么變化（大意如此）。他的武俠小說幾乎都可以看作是一種權力的解讀。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就是一部講江山和江湖恩仇的作品。他利用家鄉海寧的一個民間傳說去寫乾隆和虛構人物陳家洛的故事。在書中，乾隆為什么跟他的親兄弟陳家洛在六和塔上盟過誓不殺他，在海寧潮前擊過掌也是說不殺他，但是到了宮里，又要用毒酒把紅花會的兄弟都置于死地呢？是誰說出了其中的奧秘？是最美麗的香香公主，在臨死前用她的鮮血寫下了六個字“不要相信皇帝”，這六個字就是金庸對權力的否定。從他的開篇之作，一開始他對權力是否定的，他把整個不可一世的帝王權力否定了。第二本作品《碧血劍》寫到農民造反領袖李自成進城以后的作為。李自成進城后還不是要美女、要金錢，而是要那把金鑾殿上的椅子。他的部下劉宗敏這些大將要的也是這些東西。金庸這部作品其實說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阿克頓勛爵那句話“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腐敗”。他后面的作品從《笑傲江湖》到《天龍八部》都是通過一系列江湖上的故事來演繹形形色色的人對至高無上的權力的無邊欲望?！短忑埌瞬俊吠ㄟ^一個人物，就是慕容復一定要恢復他的大燕江山，為此踐踏了包不同這樣的生死之交的兄弟情誼，也不惜踐踏王語嫣對他忠貞不渝的愛情。在他看來，權力高于一切，愛情也好，兄弟情誼也好都是不值一提的。只要能恢復江山，一切都有了，而其他東西都可以不要。他最后的下場是什么呢？發瘋！通過慕容復發瘋這一個結局，金庸也是對權力作了辛辣的嘲諷?！缎Π两肥撬麑嗔Ψ穸ǖ慕浀渥髌?，這一作品最初連載的時間，正好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有人就反復地問金庸：你這個作品是不是影射大陸的“文革”？他表示不是。是不是影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這些故事里讀出他自己的東西：無論東方不敗也好，任我行也好，誰掌握了黑木崖至高無上的權力，誰就必然地腐敗?！耙唤y江湖，千秋萬代”，這幾個字不僅是他們的口頭禪，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命脈所在。無論是失敗了的那些“寇”，還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一樣都是東方不敗和任我行。通過這些，金庸就得出一個自己的結論，他在《笑傲江湖》后記里寫了一句話：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壞人當道。這句話不是一句簡單的話。為什么是壞人當權？他沒有說。因為他寫的是武俠小說，寫的是傳統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只有否定，沒有新的建設性的探索。 如果僅僅如此的話，金庸的武俠世界差不多達到了現代社會的認識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記》把他前面十幾部作品的這條線一刀砍斷了。他寫的《鹿鼎記》表面上主角是韋小寶這么個丑角，但實際上，它的主角不是韋小寶。金庸有一個很欣賞的部屬，這個人在香港也是一個著名的報人、法律界名人，一個女人，叫葛藹儀，她說《鹿鼎記》真正的主角不是韋小寶，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寫了那么多武俠，他覺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蒼生，只能靠開明君主來救國。于是他就在書中寫了康熙這么個人物，把他拔高成一個非常好學的、非常有雄才大略能夠一統山河的人物。金庸在1994年訪問臺灣時，對記者也親口講過，康熙是一個很好的皇帝，好學，愿意學習外國的知識，有能力，愛民如子，他認為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講到這里，我就覺得金庸跟今天活躍在大陸的二月河對上了號。二月河把歷史上康熙、雍正、乾隆這三位皇帝寫得是多么英明，寫的康乾盛世也是這么光輝燦爛，幾令人希望時光倒轉五百年，活到那個世界去，那我們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后得出了跟二月河差不多的結論，認為靠開明君主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否則無論怎么好的蓋世武功，怎么好的智慧都解決不了那些社會問題。在武俠小說這一層面，可以說他已經完成了從最初的否定權力到最后肯定權力、從否定皇權到肯定皇權這樣一個輪回。

金庸在60年代之前是一個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一個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創辦《明報》，前三年苦不堪言，幾次面臨關門的危機，撐不下去，發行量始終徘徊在一萬份以下，也沒有什么廣告。它的轉機出現在1962年，大陸發生了歷史上說的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金庸就借了這個大陸的災難，一下子搖身一變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陸的災民特別是廣東人，發了瘋一樣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個彈丸之地，當時的人口是380多萬，如果再擠進來，人那么多的話，大家日子都不好過，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針是絕不報道，但是在他手下的記者、編輯們再三的懇求下，他最終決定，孤注一擲，全力去報道這一次難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時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邊界去。這樣一來，在短短幾天時間，他的小小的《明報》就成了香港一個人道主義的救援中心。很快《明報》發行量翻跟斗一樣翻了幾番，樹立起一個具有人道主義導向的報紙形象，很快就有了一點大報的風范。經過這一事件，他嘗到了甜頭，懂得了介入政治的好處，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時間，在香港發展出了一個明報王國，除了《明報》這一家報紙之外，還有《明報月刊》、《明報周刊》、《明報晚刊》等，還有一些武俠小說的刊物，還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其他商人合資創辦了《新明日報》。這樣一來，整個明報集團就在香港站穩了腳跟，金庸也成為一個國際級的報人，然后就有很多機會參加國際新聞界的活動。那時他的社評也聲譽鵲起，港督把他作為座上客，他就有機會參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員會，一些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帶有公益性質、榮譽性質的政治活動。

金庸對權力的判斷主要依據是一種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懷。從否定權力到肯定權力，對金庸來說是一個回歸，最終沒有能擺脫幾千年中國知識分子依附皇權、站在強者一邊的奴性。

我記得杭州高級中學，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為他曾經在浙江麗水的當年抗日戰爭時期的浙江臨時聯合中學讀過書。那個中學是杭嘉湖的7所學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興中學等等。杭高把金庸的畫像放在校史陳列室，我去看過，掛得很大，那是它的貴人校友。學校里有一個學生前兩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萬元治療費，社會紛紛捐資，甚至聽說楊振寧也都捐了錢。他的同班同學都是武俠小說愛好者，想到一個辦法，全班同學聯名給大俠寫了一封信。大俠很慷慨，大筆一揮，送了他們一套武俠小說作品集。很值錢的。2003年杭州抗擊“非典”，要搞一個雕塑，社會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俠遠在臺灣，也聽到這個消息，趕緊送了一套香港出的大字本的《書劍恩仇錄》，后來據說賣了一千多。2003年7月26日大夏天40度高溫，他來杭州為他的《金庸茶館》做宣傳、推銷。《都市快報》一個記者當面就問：金先生，聽說你捐的都是書，你是不是認為捐書比捐款好？請談談你的金錢觀。金大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后，他說：“我其實造了一個房子，1400萬港幣，我都給了杭州市政府?！敝鞒秩笋R上給他打圓場說：“金大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當院長這么多年，一分工資都沒要。這次來，我們要給他出場費，他也不要。”還有一個記者馬上問了，那個記者來自天津，是一個非常新銳的記者：“金大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讀者。我覺得你80歲了，還飛來飛去，挺辛苦的，到處奔波，我就想問你一個問題，是缺錢花呢還是名氣不夠大？”他沉思了一會就說了八個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關于“金庸”產業，他說這些都是被動的，自己不是主動的。他這樣的回答，主持人臉上掛不住了，因為主持人剛說過這些產業金庸是顧問，而且占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這些東西就難以被動、主動而論。通過這件事，基本可以透視他的金錢觀。1979年他到臺灣去，他找了李敖。李敖當面就問他，你不是說現在是佛教徒了嗎，很虔誠，進了什么境界，什么佛經都讀過了，但是你錢那么多，又不捐掉一點。佛教好像要將四大皆空，起碼要講舍棄錢財嘛，你那么多錢怎么解釋??？大俠紋風不動，置之不理。

金庸信仰佛教，一開始確實是出于尋求生命答案的這樣一個內在需要。他的兒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離婚時，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一年級，19歲，選擇了自殺，吊死了。金庸不承認他是為了父母離異自殺的，只說他從小就神神道道，10歲的時候就追問人生為什么，想得很深，跟他母親關系不好，反而跟我的關系很好。19歲就選擇自殺是因為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說是要分手，其實也沒那么嚴重，就上吊了，這是金庸的說法。跟他比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還有其他人，他們都說主要是他媽媽要跟他爸爸離婚，他勸說無效，決定用放棄生命的方式表達抗議。金庸覺得兒子的死對他打擊非常大，一開始他找的是《圣經》，讀了很長時間，《圣經》解決不了這些問題，所以去讀佛經，讀了一年的佛經，他說讀通了，我已經跟我兒子的心相通了。后來他對外宣布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辦一個佛教雜志，據說后來花五年時間寫了大量以佛教為題材的詩歌，還沒有公開發表。從他的金錢觀看他的宗教觀，可以想見，他所謂的宗教信仰只不過是一種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一種對神的追問，對生命答案的追問。所以他自己講過一句話：要我舍棄錢我做不到，要我舍棄兒女我做不到，要我舍棄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這三句大實話一講，金庸還是一個有幾分真誠的人，說了實話，“做不到”本來是常事?？墒撬f自己不是常人，他信仰佛教，這中間就有了矛盾。

金庸的文化密碼里面帶有傳統中國讀書人往往無法超越的皇權情結，而清官情結、武俠情結無非只是它的補充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