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羞恥心/恥辱刑/監獄矯正

內容提要: 古人對罪犯羞恥心的培養是從積極的教育和消極的教訓兩個維度并舉的。本文從屬于后一維度的恥辱刑入手，探討它以“人皆有羞恥之心”為邏輯起點的教化功能；進而又從“勞動改造”和“罪犯人權保障”兩方面切入，對當前監獄改造中存在的羞恥心缺失現象進行剖析，指出今天的監獄矯正同樣需要立足于人們的社會心理、文化習俗、價值觀念等來培育服刑人的羞恥之心，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刑罰的改造功能。

一、引語：追根究底“土政策” 報載：為打擊城中村賣淫嫖娼行為，廣州冼村村委會和冼村街派出所聯合推出一項“村規民約”：凡有賣淫嫖娼行為之男女，一經抓獲，即張榜公布。此招一出，村內“站街女”跑了不少，該村治安也大為好轉。（注：蘇中杰：《廣州冼村將賣淫嫖娼者上榜公示》，《京華時報》2002年8月1日，第A12版。） 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頒行雖近20載，無奈賣淫嫖娼仍大有人在；村委會的一個“土政策”（注：我們無意于探討冼村村委會和派出所的做法是否合法。） 卻如此有效，這到底是誰的尷尬？比較《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與“土政策”，一個是立足于通過外在的人身、財產措施進行規制，一個則是在前者基礎上，落腳于社區輿論，讓賣淫嫖娼者內心感到羞恥。人身財產強制可謂治身，讓過錯主體內心感到羞恥是為治心。比較的結果，治身不如身心兼治。因為治身只是治標，身心兼治才是治標兼治本，如同治病一樣，標本兼治才能藥到病除。那么，何以治心呢？上述案例中“土政策”的治心之術就在于抓住并利用了人的羞恥心。 如若回首中國幾千年文明史，談及身心兼治，談及羞恥之心，則我們的古人是睿智的，對之他們早已認識并應用于現實的法律制度設計中。如果具體到刑罰體系，極為典型的當屬恥辱刑。倘使立足現在，找尋實施身心兼治之處，找尋達成羞恥之心之境，具體到刑罰的落實之地，我們便會很自然地把視野投向監獄，因為那里是自由刑的執行機關，罪犯將在監獄里服刑。但是，我們真的能在此找到身心兼治后的羞恥之心嗎？談談過去的恥辱刑，看看今天的監獄矯正，希望能從中得到點什么。 二、說三道四“恥辱刑” 對罪犯“羞恥之心”的培養，古人是從兩個維度并舉的——積極的教育和消極的教訓。對于前者，是從正面提升個體的人格和尊嚴，這可從唐太宗釋死囚的典故中略見一斑。《后唐書》記載：“十二年辛未，親錄囚徒，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應期畢至，詔悉原之。”（注：《二十五史·舊唐書·太宗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3490頁。） 于此，我們不得不佩服太宗深諳為政之道、育民之策。其實，羞恥心的培養，不見得非得一個刑字，相反的手段，有時候反而更能提升一個人的恥辱感。想那些死囚，本已是必死之人，卻能夠得到高高在上的一國之君的尊重與信任，他們的內心將會受到多么大的震撼——震醒了他們的羞恥心，撼通了他們的棄惡從善路。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知恥而近乎勇”（注：梁海明譯注：《大學·中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頁。） 吧。對于后一維度，恥辱刑是其代表作，它通過對罪犯施加外在的恥辱表征來達到教訓罪犯的目的。但即使是這一維度，也蘊含著教化的功能。如果能探討出恥辱刑的教化功能，那前一維度的教化意義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恥辱刑為何物 中國古代的恥辱刑是指通過對受刑人施加恥辱，使其名譽受損，精神遭到痛苦和折磨而達到教化、改造罪犯目的的刑罰。恥辱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象刑。象刑是對違反氏族共同生活規則的人采取異其章服的做法，以示與其他氏族成員相區別，使其在氏族成員面前感到羞辱的習俗。嚴格意義上的恥辱刑主要有髡刑（剃去頭發和鬢須）、耐刑（只剃鬢須）（注：髡刑、耐刑見曾憲義主編，鄭定、趙曉耕副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劓刑參見該書第29頁。）、明刑（將犯罪人的姓名、罪狀寫在板上，掛在背上，公之于眾，以示羞辱）、枷號（強制犯人在監獄外示眾，使之羞辱和痛苦）。 但從廣義上講，在中國古代的刑罰設計里，統治者在肉刑中也已注入了相當多恥辱刑的因素，兩者如影隨形。如墨刑（刻皮膚以墨實之）（注：明刑、枷號參見吳平：《我國古代的恥辱刑》，《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6年第2期，第45頁，墨刑參見該文第46頁。），作為一種肉刑僅僅損害受刑人皮膚，給人帶來的肉體痛苦是暫時的，而其刑辱的印記卻永遠使其遭受內心恥辱之苦。又如劓刑（刀割鼻），受刑人臉上不見其鼻，用現在的話就是“臉都沒地兒擱”。商鞅變法時，太子師父公子虔因反對變法而受劓刑，他羞于見人，十年杜門不出。可見其中的恥辱刑因素之大。 在我們今天看來，恥辱刑這一制度設計似乎不免過于迂腐，但在當時卻能反映出古人特定的刑罰邏輯。以髡刑為例。頭發對今人來說其意義主要在于保護及美觀，然而于古人遠非如此簡單。古人認為須發乃是人身精氣之所在，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注：《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第2545頁。），因而除非出家當和尚，頭發是不能剪也不能剃的。所以古代男女皆蓄發戴簪，唐代著名詩人杜甫的“白頭騷更短，渾欲不勝簪”（注：[唐]杜甫：《春望》，載《增訂注釋全唐詩》（第二冊），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頁。） 就是例證。三國時曹操率軍經過麥地，下軍令凡踩踏麥地者，一律處死。不巧，曹操自己的馬受驚誤入麥地，依令當死，但因曹操是軍帥不可殺，所以就拔劍割發置于地，來代替死刑，可知頭發的意義的確非同一般。正是因為古人如此看重自己的頭發，所以由于犯罪被剃去頭發，對罪犯來說將是極大的恥辱，其效果有時甚至超過傷其性命。所謂“士可殺，不可辱”（注：《二十五史·新唐書·張源裴傳》，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版，第4586頁。）。 法隨時易，而非泥古。今天我們重提恥辱刑，其意絕非是對古刑罰的簡單模仿，而是在于尋找恥辱刑這一制度設計的合理內核。 （二）恥辱刑的合理內核何在 恥辱刑是一種刑罰設計，表面看來它是冷酷肅殺的，但實際上，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它還具有一種意味深長的教化功能。 第一，羞恥之心是恥辱刑具有教化功能的邏輯起點 知恥，或者說人有羞恥之心，是人區別于動物的特征之一，是人性的內容，它由質與量兩方面構成，是質與量的統一體。從質上看，知恥是生而固有的，是普遍的；從量上看，在一定限度內，它又是后天習得、不斷變化的，是特殊的。（注：王海明：《人性概念辨難》，《人文雜志》2003年第5期，第4頁。） 這使得統治者試圖通過作用于人的羞恥之心來進行制度設計以達到教化的目的成為可能。而恥辱刑正是以“人皆有羞恥之心”為邏輯起點的一個制度設計。 第二，道德要求是恥辱刑具有教化功能的思想基礎 中國法律傳統以“天道”觀念為哲學基礎。道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它對中國法律傳統的影響是“大道無形”、隱而不顯。（注：龍大軒：《道與中國法律傳統》，《現代法學》2004年第2期，第55頁。） “道”是由自然之道推及人事的學說，其目的在秩序，其方法在“無為”，用節欲自律的方法達到萬物有序的目的，即所謂“天人合一”。“無為”并非是要“無所作為”，而是要求人將欲望與行為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而“知恥”正是其內容之一。 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思想，它極力提倡人應有“羞恥之心”。《詩經·録風·相鼠》記載：“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注：陳戍國：《詩經校注》，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63頁。） 是說，連老鼠都有一張皮，人豈能沒有尊嚴廉恥？管仲把“恥”字提高到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說：“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注：黎翔鳳：《管子校注》（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1頁。） 孟子說：“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注：《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第2691頁。） 顧炎武也講“廉恥，立人之大節”。（注：[清]顧炎武：《日知錄集釋》（上），[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呂字力點校，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602頁。） 這些說教貫穿于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并被人們普遍接受，固化在古人頭腦中，成為德的要求。 由上，知恥既是“道”的內容，又是“德”的要求。道德教化古人要遠離“不知羞恥”，敦促他們以“不知羞恥”為恥。古人又強調人要有德，否則就是小人，為世人所恥笑。而恥辱刑所施加于罪犯正是外在的恥辱表征，這對受刑人來說是一種極為難堪之事，是無德的表現，留給他們的將是不盡的羞愧與痛苦。所以人們會盡量遠離犯罪。恥辱刑具有的教化功能昭然若揭。 第三，仁恕恤刑是恥辱刑具有教化功能的刑罰理念 中國正統思想主張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認為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刑罰要仁恕，要恤刑。而恥辱刑正是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使受刑之人“自省”，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同時，可單獨適用的恥辱刑作為一類直接作用于罪犯思想的刑罰，有利于從心理上預防和控制犯罪，從而間接地減少生命刑和肉刑的適用。而且作為一類重刑的替代刑或候補刑，恥辱刑還起著減少重刑被使用的頻率和機會，遏制古代社會刑罰重化，從而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注：李曉明、李可：《恥辱刑與刑罰寬和之歷史進步作用》，《河北法學》2000年第6期，第61～63頁。） 第四，身份社會是恥辱刑具有教化功能的社會結構 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的，這養成了它身份社會和倫理法律的特征。在這樣的社會里，“名分”是受到極其推崇的。從天子到百姓，中間有無數的級差，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則飲食、衣飾、房舍、輿馬、婚儀、喪葬、祭祀等皆有等差，其中每一項又有許多細微差別，如衣飾一項，顏色、質地、皮毛、冠履佩飾都因身份而異。即或是公服朝服，由于品級不同，冠式、冠飾、服色、花樣、腰帶、佩綬、朝笏等也各不相同。（注：梁治平：《身份社會與倫理法律》，http://bj2.netsh.com/bbs/91497/messages/1452.html.2005—3—15。） 而恥辱刑不僅辱沒受刑人的人格，而且降低其社會地位。在這樣的一個衣食住行、婚喪嫁娶， 無處不體現出名分的差異社會里，名分的降低對受眾來說，代價將會是何等的高昂。首先他不僅要受到自我羞恥之心的煎熬，還要承受來自他人的鄙視。而且，在講究名分的中國古代社會里，名分地位決定著他的權利義務，同各種實際利益相結合。因此，恥辱刑在使受刑人遭受精神痛苦時，也遭受著物質損失。為了免遭身份的降低及其所附隨的損失，古人會選擇盡量遠離犯罪。 第五，連帶責任是恥辱刑具有教化功能的責任形態 家族主義和集體性責任，是中國古代家國一體制度的主要特點，是古代中國法律的重要特征。在古人觀念中，集體對其成員的犯罪負有不可分割的責任，而與罪犯最為直接的集體就是家族。中國老早就有“子不教，父之過”的經文。所以說，家中一人犯罪受辱，他的整個家族都會受到牽連，會因之而蒙羞。恥辱標記看似僅是施加于一人之身，實際是烙在整個家族心里。 有位哲人曾經說過：存在即為合理。那么“恥辱刑”作為一種橫亙中國數千年文明史的制度設計，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基礎的變遷，人們的價值評判也會隨之而改變。在當時可謂合理的一些東西，在今天也許只能歸于不合理。但是這并不等于說，那其中的合理內核也不能為我們所借鑒。我們關注的是“恥辱心”，即“羞恥之心”，是要針對人們的社會心理、文化習俗、價值觀念達到教化世人的目的，而決非留戀恥辱刑的侮辱人格等消極因素。我們認為恥辱刑所蘊含的以羞恥之心為邏輯起點的教化功能正是它存在的合理內核。 正面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第2461頁，“道”皇本、高麗本作“導”。） 與反面的“恥辱刑”這兩個維度交相作用，大大提升了古代罪犯“羞恥之心”的量，并進一步轉化為自身生起的防惡止非之力，敦促他們不斷知罪、悔罪、改過自新。于此，刑罰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