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歷史中，“生產勞動”是一個很重要的范疇。在堅持“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過程中，“生產勞動”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回顧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生產勞動演變的主要形式，反思不同歷史時期所采取勞動形式的原因及其經驗和教訓，對于現階段貫徹落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堅持政治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生產勞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演變；反思

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貫徹“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方針時的主要生產勞動形式

（一）公益社會勞動

主要是組織學生參加義務勞動、綠化學校和街道、在實習園地工作等，以此來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后，曾經掀起了“紅專問題”與“參加體力勞動”的辯論，引出“參加體力勞動是不是知識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等爭論，并使得大學生紛紛走出課堂，在公益勞動中積極改造自己的思想。

（二）勤工儉學

隨著報刊、雜志發表的大量宣傳勤工儉學文章，勤工儉學活動在高校開展起來，形式主要有組織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農村副業和手工業生產勞動、基本建設工地和運輸業的勞動、校內外的服務性勞動和工業生產勞動等。[1]

（三）校辦工廠

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和《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大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一切有條件的大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高校六十條”中還明確規定校辦工廠必須安排學生勞動，并規定了學生每年參加勞動的時間。由此，校辦工廠成為這一時期學生進行生產勞動的另一種形式。

（四）大煉鋼鐵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擴大會議后，形成了全民煉鋼的高潮。同年9月26日《山西日報》的社論《以鋼為綱大搞教育革命》，號召教育也要以鋼為綱。與此同時，全國普遍停課，有的高校還建立起小煉鋼爐、小煉鐵爐，各地高校師生投入到大煉鋼鐵運動中。

反思這一時期的生產勞動形式，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們黨非常重視勞動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育中的作用。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錢俊瑞就提出，為了有效地進行政治思想教育，應當把學習與參加勞動生產等結合起來，才能收到大的成效。通過學生參加生產勞動加強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高等學校應抓住三個東西：一是黨委領導；二是群眾路線；三是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2]其次，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的關系上，還存在勞動過多、勞動時間過長的問題，直接影響到高校教學的質量以及師生的身體健康狀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我們黨逐漸認識到擺正教育與生產勞動關系的重要性，出臺了一系列文件糾正高校師生在生產勞動上過多、過長的問題。

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提出“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過程中的主要生產勞動形式

（一）“半工半讀、半農半讀”

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被當作一種教育同勞動相結合的新型學校，“就是一種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一種半工半讀的工廠勞動制度。”形式主要有：隔周輪換、隔雙周輪換、隔三天輪換等辦法，后來還補充了“四四制”的形式，即“四小時工作，四小時讀書，這是廠校完全結合的”，“工廠即學校，學校即工廠”。高等學校是半工半讀試驗的重點，有的通過廠（農場）校合一的途徑實行半工半讀；有的創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并確定大學的辦學方針為“兩個結合”，即學習與勞動相結合、政治與業務相結合；有的文科院校附設工廠，或者遷到農場，辦成半工半讀或者半耕半讀的學校。截止到1965年底，全國66所高等農業院校中，已經試行半農半讀的37所，半農半讀學生數占在校學生數的15%。

（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同吃同住同勞動”

這一時期城市和鄉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一律稱為“四清”運動。自浙江省委組織1963年大學畢業生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后，從1964年冬季開始高等學校文科師生分批下去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5年高等學校理工科師生從暑假起分期分批參加“四清”運動。有的高校利用原定當年的勞動時間、社會調查時間進行，有的高校利用兩年的寒暑假時間進行。

反思這一時期的生產勞動形式，半工半讀和半農半讀學校是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的試點產物，“學習與勞動相結合，政治與業務相結合”的辦學方式，在當時被認為是培養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最佳方式，代表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究其實質，一方面帶有濃厚的“左”的指導思想色彩，過高地估計了當時高校尤其是文科院校所受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嚴重，錯誤地認為文科畢業生將來會掌握國家的上層建筑，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危險；另一方面，在這場由高校文科生為重點、理工科生后來也加入進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采取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形式，促使大學生積極參加實際斗爭和生產勞動，在實踐中提高了大學生的社會主義覺悟。 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生產勞動形式

（一）“七·二一工人大學”里的“兩化”

“七·二一工人大學”源自毛澤東1968年7月21日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清樣中加寫的一段話：“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同年9月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各地紛紛效仿。至1976年7月，全國“七·二一工人大學”增加到一萬五千多所，學員發展到七十八萬多人。“七·二一工人大學”被當作實現“兩化”的重要途徑，即：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按照規定，整個大學期間，學員既要進行脫產學習，又必須定期回到車間參加勞動。

（二）朝陽農學院的“幾上幾下”

反思這一時期的主要生產勞動形式，無論是“七·二一工人大學”里的“兩化”，還是朝陽農學院的“幾上幾下”，都帶有深深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歷史烙印。首先，它們與這一時期“開門辦學”的教育思想相吻合。早在1966年7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七名學生給中央和毛澤東的信，建議實行“嶄新的文科大學學制”，提出“學生每年要有一定時間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同年底，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認為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勞動、一起學習。1968年底《人民日報》轉載《紅旗》第五期發表的調查報告《“土專家”和農業教育革命》，提出農業院校要統統搬到農村、要從“土專家”中招收、教學內容要聯系各地區農業生產的具體情況。從1969年起，包括高等學校在內的全國各級學校以“五七指示”為綱領，組織師生下廠、下鄉參加勞動，實行“開門辦學”。生產勞動，成為轉變學生思想的主要手段。其次，它們最終給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帶來負面影響。“七·二一工人大學”“不是什么單純傳授知識的場所，而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它首先是政治大學。”最終淪為破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陣地。在學習朝陽農學院經驗的過程中，朝農經驗被散布為“大學就是大家來學”、要把各類大學辦成“政治大學”等謬論，一些農、林、醫、師范等類院校紛紛遷往農村，或建立分校、教學點等，不少農林院校幾經搬遷，一些工科院校也在農村建立分校，不僅耗費了大量物資和資金，而且大批校舍被占、大量圖書和儀器等設備被毀壞，造成很大損失。

四、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至今，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主要生產勞動形式

（一）“以知識服務社會”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教育部號召大學生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群眾和社會服務，“只有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才是青年知識分子成長的唯一正確道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各級各類學校把組織學生適當參加一定的物質生產勞動作為必修課，列入教學計劃。各地高校掀起了“以知識服務社會”的多種勞動形式，例如，清華、北大等首都14所高校的學生代表利用暑假期間，組成“好兒女志在四方參觀團”；南開大學團委組織學生利用寒假期間開展“讓南開校徽在祖國各地閃光”的為民服務活動；遼寧省各高等院校組織大學生開展“把知識獻給人民”的活動；上海高校發起大學生勤工助學活動，鼓勵大學生結合自己的專業優勢，為社會提供技術性勞動服務；有些高校激勵大學生結合自己所學專業，積極進行自主創新創業；還有些高校積極組織學生到社會企事業、部隊、農村或機關服務社會。

（二）社會實踐基地

社會實踐是促進理論與實際、學生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有效途徑，高等學校把勞動教育、軍政訓練等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各類社會實踐活動，既重視課堂教育，又注重引導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這一時期，部分高校開展了“社會實踐周”活動，更多高校與社會企事業、部隊、農村和機關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積極探索社會實踐與專業學習、與服務社會、與勤工助學、與擇業就業以及與創新創業等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引導大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接受教育，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反思這一時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肯定課堂教授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學的主要環節和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仍然強調學生參加生產勞動的必要性。不過，相對于此前的勞動形式而言，這一時期的生產勞動已經拋開單純的體力勞動形式，更強調學生結合自己所學專業來服務社會。同時，為了加強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繼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時，提出了“堅持政治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把生產勞動作為社會實踐的形式之一，與社會調查、志愿服務、公益活動、科技發明和勤工助學等一起納入教學計劃，并在爭取和借助社會各種教育力量的基礎上建立起社會實踐教育基地，為包括生產勞動在內的實踐活動形式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不過，如何在新世紀新階段充分發揮包括生產勞動在內的社會實踐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既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理論難題，更是一個急需解答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