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使用同時帶有長期約束和短期約束的SVAR方法，識別了中國經濟波動的三種沖擊源，即供給沖擊、財政沖擊和貨幣沖擊。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來源是供給沖擊。總供給沖擊對產出波動的貢獻率為90%左右，對通脹波動的貢獻率為65%左右。以財政沖擊和貨幣沖擊為代表的總需求沖擊雖然不是經濟波動的主要驅動力，但是我們發現了貨幣供給沖擊在短期內產生產出下降和通脹下降的宏觀經濟異象。 〔關鍵詞〕沖擊；中國經濟波動；SVAR方法

一、引 言 什么是導致中國經濟波動最主要的原因？是供給沖擊還是需求沖擊？這是研究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在理論上，它可以作為標準之一來衡量RBC理論和凱恩斯理論在經驗上哪個更接近中國現實，為建立反映中國經濟周期特征的經濟周期波動的理論模型提供一個方向或評價方式；在實踐上，它可以使人們根據不同沖擊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的相對重要性，選擇恰當的時機和力度來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而更有效地熨平經濟波動。然而，對此問題學者們顯然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 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來自總需求沖擊。Zhang和Wan［1］認為，需求沖擊是導致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而供給沖擊在一段時間后則顯示出更大的重要性；在不同時期，需求沖擊的不同部分對波動的貢獻率是不同的，在1985—1990年間，需求沖擊的推動力是消費和固定資產投資，但在1991—2000年間，推動力則是固定資產投資和世界需求，而宏觀經濟政策在引發或阻礙周期性經濟波動方面并沒有發揮重要作用。也就是說，固定資產投資一直在經濟波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些觀點與Brandt和Zhu［2］的觀點類似，他們強調投資在中國經濟波動中的重要作用。林毅夫和龔剛［3-4］認為，過度投資引起了中國經濟的波動。過度投資不僅在未建成生產能力前創造了過度需求，從而加速了通貨膨脹，而且在建成后突然增加了大量的生產能力，所以當政府通過需求管理采取反通脹政策時，生產能力就會過剩，從而產生通貨緊縮。此外，劉金全、范劍青和劉志剛［5］-［7］以及郭慶旺和賈俊雪［8］等人也都認為，中國經濟波動與投資相關。宋國青［9-10］認為，利率在解釋中國經濟波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基本原因是對名義利率的控制導致真實利率的大幅波動，而中國的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對利率的變動都很敏感，所以真實利率變動引起總需求的大幅變動，進而引起產出的波動。 還有很多學者認為總供給沖擊才是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龔剛［11］認為，總需求沖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經濟波動，但是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是總供給沖擊。卜永祥和靳炎［12］的研究表明，技術沖擊可以解釋76%的中國經濟波動。龔敏和李文溥［13］的經驗研究表明，1996—2005年間驅動中國經濟波動的主要力量是總供給。他們認為，高儲蓄導致的快速資本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引發的微觀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近年來針對生產者的一系列減稅政策產生的對高新技術企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激勵等，是供給能力擴張的重要原因。劉瑞明和白永秀［14］研究發現，由于政府保持著經濟的控制權，政府組織中晉升激勵體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共同構成了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主要成因，中國的經濟周期本質上是“晉升體制周期”和“宏觀調控”結合的產物。 已有的文獻對理解中國經濟周期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起點。從理論上說，任何一種經濟現象都可能存在多種對其進行解釋的內部邏輯自洽的模型，這些模型在解釋經濟現象時可能是互補的，也可能是相互排斥的，但重要的是能夠從中找到解釋力最強的模型和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某種理論并不能解釋相應的經濟現象，就應當進行修正或舍棄［15］。 本文使用結構向量自回歸（SVAR）方法，該方法是在對Sims的向量自回歸（VAR）方法的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SVAR方法通過使用經濟理論對VAR模型施加約束來識別結構沖擊，在國外被學者們廣泛地用于經濟周期波動研究中，如Bernanke［16］、Blanchard 和 Quah［17］以及Gali［18］等等。我國學者Zhang和Wan［1］、龔敏和李文溥［13］以及徐高［19］都也使用SVAR方法來識別不同沖擊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影響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是對這些已有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發展。第一，本文識別了三類沖擊，分別為供給沖擊、貨幣沖擊和政府支出沖擊，而已有研究只識別了供給沖擊和需求沖擊。同時識別三種沖擊的好處在于可以更明確地區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第二，本文發現了中國經濟波動中的“產出之謎”和“價格之謎”，并對此進行了初步解釋。第三，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本文不但對SVAR模型施加了與已有研究相同的長期約束，而且還同時使用了短期約束，這是對中國經濟波動源識別方法的進一步完善。第四，本文使用中國2004年經濟普查后經過調整的季度數據，不僅數據更精確，而且比年度數據有更大的樣本容量，增加估計的準確性。 二、模 型 SVAR方法是在對VAR方法的批判性發展中建立起來的。VAR方法產生于Sims（1980）開創性的研究。VAR方法在建立之初主要用于預測，由于缺乏經濟理論基礎，所以受到了Cooley 和 LeRoy［20］等的很多批評。作為對這一批評的回應，Sims、 Bernanke［16］、Blanchard 和 Watson［21］以及Blanchard 和Quah［17］將VAR方法發展為結構VAR方法，即SVAR方法。SVAR方法通過施加長短期約束來識別經濟波動的不同沖擊源，并確定各個沖擊源的相對重要性。

本文在一個4變量的系統中研究4個不同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4個沖擊分別為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供給沖擊和貨幣需求沖擊。變量的選擇遵循兩個標準：一是在多數宏觀經濟模型中這些變量是內生變量；二是要非常有助于識別結構沖擊。 可以把包含上述4個沖擊的SVAR模型寫為： A0ZtA1Zt-1+…+At－pZP+et（1） 其中，Zt（yt，it，pt，mt）′為內生變量的向量，變量yt、it、pt和mt分別表示產出、利率、價格水平和貨幣供給，A（L）是4×4的矩陣多項式，L為滯后算子，et為4×1的矩陣，包括4個不可觀察的結構經濟沖擊，e（eas，ef，emd，ems），eas為技術沖擊，ef為政府支出沖擊，ems為貨幣供給沖擊，emd為貨幣需求沖擊。

假設4個結構沖擊之間是獨立的和序列不相關的，et方差協方差陣為∑e。經濟波動的原因可以通過估計et及其4個元素對產出和通脹的貢獻來獲得。 此模型也可以寫為： A（L）Ztet（2） 其中，L為滯后算子。 為得到結構沖擊et對Yt的影響，我們需要把SVAR轉化為相應的SMA形式： ZtA（L）-1etC（L）et（3） 其中，L為滯后算子，C（L）≡A（L）-1，C0A-10≠I。 在獲得SMA形式后，就可以求得1單位第i個沖擊eit變動對向量Zt中的某個變量yjt的動態影響Cs，計算公式為： Cs（4） 當s0時，C0表示1單位沖擊et對Yt的即期影響；當s→ Cs表示1單位沖擊et對Yt的長期影響 但是，由于因變量的系數陣A0≠I，所以我們無法直接估計SVAR，也就無法寫出SMA形式，更無法求得沖擊ei對Yt的動態影響。我們可以直接估計的是VAR模型，因此我們通過估計VAR模型，并對估計結果施加一定的約束來獲得SVAR的表達式。 在（1）式的SVAR表達式兩邊同乘A-10，可得一個SVAR的簡化式，即相應的VAR形式: ZtA-10（A1Zt-1+…+ApZt-p+et）B1Zt-1+…+BpAtZt-p+vt（5） 其中，A-10A1B1，…，A-10ApBp，vtA-10et。 此時，由于A-10AjBj，j1，2，…，p，如果已知Bj和A0，即可求得Aj；由于vtA-10et，如果我們已知vt和A0，就可求得et。在求得A1至Ap以及et后，我們就獲得了（1）式的SVAR表達式。為得到A1至Ap以及et，需要已知Bj、A0和vt的值，我們可以通過（5）式得到Bj和vt的值的一致估計值。因此，下一步就是要求得A0的值。 由于Eete′tI，vtA-10et，所以有： ΩEvtv′tE［（A-10et）·（A-10et）′］A-10（A-10）′（6） 由于方差協方差陣Ω為對稱陣，它只能為A0施加10個約束，A0中共有16個元素，所以還需要施加6個約束。 在使用SVAR方法的過程中， 不同的學者往往使用不同經濟理論對A0施加不同的約束。這些約束或是對A0施加零約束，或是對et中不同沖擊對zt中變量的不同長期影響施加約束。 為了識別總供給沖擊，我們使用Blanchard 和 Quah［17］曾使用的長期約束。為了識別三種不同的總需求沖擊，即政府支出沖擊、貨幣供給沖擊和貨幣需求沖擊，同時借鑒Gali［18］等人的方法，對這個4變量系統又施加了短期約束。因此，本文同時使用了方法論部分提及的長期約束和短期約束，表1概括了這些約束。 表1在SVAR模型中施加的結構約束 為了將總供給沖擊與其他三種需求沖擊區分開來，我們施加了長期約束。長期約束表明，貨幣需求沖擊、貨幣供給沖擊和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沒有長期影響，只有總供給沖擊能夠對GDP產生長期影響，也就是說，總供給沖擊是使GDP具有單位根特征的惟一沖擊源。對此可能會存在一定爭議，一些增長模型表明，永久的政府支出沖擊對產出有長期效應，因為它會影響到穩態的資本存量。在存在通脹非中性（即Mundell-Tobin效應）情況下，任何導致貨幣增長率永久性增加和通脹的沖擊都對產出有永久性影響。然而，即使這些效應存在，相對于總供給沖擊，總需求沖擊對產出的影響也是很小的，因此也幾乎不能影響到模型的估計［17］。 因此，3個長期約束可表示為： C12（1）0，C13（1）0，C14（1）0 為了區分政府支出沖擊和兩種貨幣沖擊，施加的短期約束是兩種貨幣沖擊對產出沒有同期影響。在使用季度數據進行研究時，施加的約束是貨幣沖擊對產出的影響在1個季度后發生。這一約束的合理性在于：與政府支出沖擊相比，貨幣沖擊不會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產生直接影響，貨幣沖擊需要一定的傳導機制，即通過改變實際利率或實際匯率才能對總需求產生間接影響，所以貨幣沖擊對總需求的影響要慢于政府支出沖擊對總需求的影響。 為了區分貨幣供給沖擊和貨幣需求沖擊，我們施加了表1給出的3個短期約束。這3個假設成立的基本前提是：當產出和通脹等宏觀變量發生變動時，由于信息滯后或決策時滯，貨幣當局當期不會系統地對所有變量的變動做出反應。在第1個假設下，貨幣供給在幾個宏觀變量變動的當期，可以對名義利率或GDP的變動做出反應，但不會對價格水平的變動做出反應。在第2個假設下，貨幣供給對價格水平和名義利率的變動做出反應，而對GDP的變動沒有反應。因此，兩個假設都使貨幣供給量隨名義利率而發生同期變動，這與向上傾斜的貨幣供給曲線（給定基礎貨幣）一致。在第3個假設下，給定利率和產出，對實際貨幣余額的需求不受價格同期變動的影響。

我們使用季度數據，與徐高［19］的研究相比，本文使用的觀測點個數從29個增加到50個，但也不能排除結果不穩健的可能。如果能夠使用月度數據進行研究，增加觀測點個數可能是個較好的方法。但是無法獲得公開發布的GDP月度數據，只能通過頻率轉化或其他估計方法來獲得，如何得到一個可信的月度數據還是一個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問題。 如果數據沒有問題，也可能是識別約束存在問題，我們的理論約束假設共有6個，這可能有與中國的現實情況不一致之處。雖然這些假設基本都是所有宏觀理論所認同的假設，但是是否與中國的現實一致，還需要通過大量的相關經驗研究來證實或證偽。 如果數據和約束假設都沒有問題，那可能的情況就是中國經濟波動中的沖擊傳導機制有其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可能源自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經濟市場化程度之間的差異。那么，我們后續的研究工作就是建立能夠反映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經濟波動模型。基于林毅夫［3］為建立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理論框架所做出的開創性工作，我們認為中國的技術進步與投資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經驗研究［31］表明，中國以設備形式體現的技術進步在1990—2005年間至少在5.1%—6.0%以上，還有經驗研究表明，FDI為我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所以持續的技術進步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加，而投資的增加會引起價格水平的上升，所以在現象上表現為正向技術沖擊引起價格水平的上升。 正向貨幣沖擊引起通脹的下降，我們沒有找到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但是如果可以確定正向貨幣供給沖擊引起了通脹的下降，那么由于中國名義利率基本不變，所以通脹下降引起實際利率的提高，由于中國的消費和投資對實際利率的變動都比較敏感［10］，所以實際利率的提高引起消費和投資的下降。因此，正向貨幣沖擊相當于一個負向需求沖擊，引起產出的下降。 六、結 論 在一個4變量SVAR系統中，我們使用Gali、 Blanchard 和 Quah等人的研究方法，將1996年以來影響中國真實GDP和通脹的沖擊分解為供給沖擊、財政沖擊和貨幣沖擊。我們模擬了經濟單獨受到某一種沖擊時的動態變化路徑，同時給出了不同沖擊對產出和通脹貢獻率的相對大小。 中國經濟波動主要來源于供給沖擊。總供給沖擊對產出波動的貢獻率為90%左右，對通脹波動的貢獻率為65%左右。因此，保持平穩增長和平穩的通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減少總供給沖擊，但是這要以犧牲高速增長為代價。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凸現的國有企業的巨額呆賬壞賬、提高國有企業效率引起的大量下崗工人和社會保障賬戶的空轉等問題，都需要高速的增長來解決和消化。 因此，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減小經濟波動的合理方式還是需要采取總需求管理的政策，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我們認為，我國應該采取總需求管理的政策不是基于凱恩斯主義所假設的總需求不足的基礎上，而是根據我國經濟運行中所面臨的問題（如我們前文提到的失業和社會保障等問題）形成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約束，因此，使用總供給管理政策來熨平經濟波動的代價可能超過其得益。 由于貨幣供給沖擊效果的非對稱性，如果采用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宏觀經濟，在經濟過熱時，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來抑制經濟過熱是比較有效的；而在經濟衰退期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效果可能就十分有限。 財政政策在短期內可能存在比較大的擠出效應，政府支出的增加在初期甚至引起產出的下降，同時引起通脹的迅速上升。因此，在衡量財政政策效果時，要特別重視時滯問題；否則，認為財政政策無效，而加大政府支出力度，可能造成后期的高通脹。 檢驗結果發現，供給沖擊和貨幣沖擊對產出和通脹影響的動態路徑與已有宏觀經濟理論的預測不一致，我們將此概括為“產出之謎”和“價格之謎”。“產出之謎”為正向總供給沖擊引起產出下降，正向貨幣供給沖擊引起產出下降；“價格之謎”為正向貨幣沖擊引起通脹下降。其中，“價格之謎”與徐高［19］的研究具有相似性，他的研究發現，正向的總需求沖擊引起了通脹的下降，但與此不同的是，由于我們研究了兩種需求沖擊對經濟的影響，發現只有正向貨幣沖擊引起通脹的下降。而龔敏和李文溥的研究結果與主要宏觀經濟理論的預測結果一致。所以，“產出之謎”和“價格之謎”是本文對中國經濟波動現象的一個新發現。 對于“產出之謎”和“價格之謎”，我們只是進行了初步的解釋。后續的研究工作應是對此結果的穩健性進行深入的研究，如果此結果是穩健的，則需要修正已有宏觀經濟理論甚至重新建立一個完全不同于已有理論的宏觀經濟理論，用于分析中國的宏觀經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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