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過渡時期，由于大一統王朝的建立，隋時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新的開拓。但隋朝的開拓往往沒有來得及展開，這與它統治時間太短有關。承繼隋代的開拓而展開的是代之而起的唐王朝，唐王朝在各方面都在隋代開拓的基礎上持續發展并達到高潮。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也是如此，其成就不容忽視。唐朝是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輝煌時期，隋代的開拓和發展是唐朝中外文化交流興盛的前奏曲。

(一)

隋朝建立，西有吐谷渾、黨項羌，西北有突厥，皆與隋朝對抗。突厥東起遼東，西至西海（今里海），勢力強盛；吐谷渾以今青海為腹地，北及鄯善、且末。吐谷渾、突厥都地遏絲路要沖，對隋西北邊境屢有侵擾，時戰時和。因此，隋初與西域雖有交通，但規模不大。據《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581）三月，曾有白狼國“貢方物”。據杜佑《通典》卷187《邊防三》，白狼國在“蜀郡之西。”南方因有陳朝的存在，更無可能利用海上交通發展與海南以西各國的關系。當時與隋進行友好交往的主要是東北的高麗、百濟、靺鞨、契丹、倭國等。南北朝以來，西域諸國脫離中原政權的控制，先后陷于鐵勒、柔然、突厥。由于長期隔絕，隋初對西域情況不甚明了，《隋書·西域傳》云：“暨魏晉之后，互相吞滅，不可詳焉。”

至開皇四年（584），突厥由于內訌，加上隋朝的軍事打擊而勢衰，隋與突厥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東突厥臣服于隋，隋又賜突厥沙缽略可汗妻千金公主為楊姓，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從而與東突厥建立了和親關系。此后又先后有安義公主、義成公主出嫁東突厥，信義公主出嫁西突厥。隋與西域諸國的交通始有開展。開皇四年，黨項羌“千余家歸化”[1]，五年（585），其諸部落內附。六年（586），女國入隋朝貢。開皇九年（589），隋滅陳，與海南諸國始有交通，林邑遣使貢方物于隋[2]。不僅如此，隋之聲威亦及于四鄰。《隋書·西域傳》“吐谷渾”條記載：

（隋）平陳之后，（吐谷渾主）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

這對中西交通的開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同傳同條記載：

（開皇）十一年，呂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后庭。

文帝未依其請，但在十二年（592），遣刑部尚書宇文弼出使吐谷渾慰撫之。十六年（596），以光化公主妻伏，從而與吐谷渾建立了和親關系。第二年，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伏允“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3]。開皇十六年（560），會州之戰之后，黨項羌“自是朝貢不絕。”[4]仁壽三年（603）六月，文帝下《令州縣搜揚賢哲詔》，中有“方今區宇一家，煙火萬里，百姓乂安，四夷賓服”之語[5]。不過由于西突厥、吐谷渾的存在，絲路交通仍存在很大阻礙。

隋煬帝即位，有經略四方之志。一方面進行軍事擴張，開拓疆域；一方面遣使與海、陸兩道絲路沿途國家進行交通。《隋書·地理志》云：

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于此也。

這為擴大中西經濟貿易與文化交流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出使西域各國，展開了與西域的聯系和交往。《隋書》卷83《西域傳序》記載：

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

王舍城（Rājagriha）即羅閱，古印度摩揭陀國悉蘇那伽王朝（前六至四世紀）的都城，城西南佛陀伽雅為釋迦牟尼成道之地。關于韋節等人的出使，同傳“安國”條又云：

煬帝即位之后，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

韋節回國后撰有《西蕃記》一書，已佚。韋節等人的出使，擴大了隋對西域的了解，打破了中原地區與西域的長期隔絕狀態。

為了增進對西域的了解，擴大與西域諸國的貿易活動，經營西域，在韋節等出使西域不久，煬帝遣裴矩往張掖主持互市。裴矩是隋煬帝時對西域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

隋朝建立以后，“西域諸蕃款張掖塞與中國互市”[6]。張掖成為當時中西貿易中心，興盛時有四十多個西域國家的商人集中在這里經商。當時裴矩已經屢立大功，揚名朝廷，并擔任吏部侍郎。煬帝派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去張掖，其經營西域的目的是很明顯的。《舊唐書·裴矩傳》云：“矩知帝方勤遠略，欲吞并夷狄，乃訪西域風俗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裴矩又“尋討書傳，訪采胡人”（《西域圖記》序）[7]，了解各國的地理形勢、氣侯物產和風俗習慣，并把這些材料積累起來，于大業四年（608）撰成《西域圖記》一書，入朝奏之，受到煬帝贊賞。《隋書·裴矩傳》記載：

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

《西域圖記》共三卷，記44國事，且附地圖畫像，已佚。其序保存在《隋書·裴矩傳》中，是中西交通史的寶貴資料。據其序文，可知其書內容的大概。

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逾積石；秦兼六國，設訪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后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蔥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余國。其后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余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

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既詳眾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亙，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遍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余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鈸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唱磐陀，度蔥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并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泛礞汜而揚旌，越昆侖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愿為臣妾。圣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

序文敘述了西域各國的變遷，記載了從敦煌出發西行至西海（地中海）的三條路線，分析了擊滅吐谷渾、突厥，渾一華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對西域征、撫并用的方針。對于研究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史來說，最重要的材料是自敦煌至地中海的三條路線，比之《魏書·西域傳》所記更加具體，代表了隋時對西域各國的認識水平。

后來煬帝經營西域，就是貫徹了裴矩本序中闡述的征撫并用方針。在隋煬帝開拓西域的過程中，裴矩做出了杰出貢獻。

首先征服突厥、吐谷渾，開拓西部疆界，擴大了隋之勢力范圍。吐谷渾與突厥成為隋與西域交通的兩大障礙，所謂“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隋書·西域傳》“吐谷渾”條記載：“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裴矩趁機“諷令（鐵勒）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即勒兵擊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裴矩建議煬帝同時出軍，從而擊潰了吐谷渾。于是“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所有。”隋于其地設立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對西突厥，裴矩建議煬帝實施分化離間，以減輕西突厥對隋西部疆域的威脅。大業六年（610），煬帝將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處羅不能從命，煬帝大怒，但又無如之何。《隋書·北逖傳》“西突厥”條記載：

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愿厚禮使者，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

煬帝依其計而行，果然造成射匱與處羅的失和，射匱既與隋通好，又擊破處羅，迫使處羅入朝，后來處羅還從征高麗。所以煬帝說：“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

其次，裴矩貫徹對西域諸國進行招撫的政策，擴大了隋與西域諸國的交往。《隋書·西域傳序》云：

帝復令聞喜公裴矩于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余國，帝因置西域校尉（按：《通典》卷191《西戎總序》作“西戎校尉”）以應接之。

由于史書記載缺略，“事多亡失，”《隋書·西域傳》所載有二十國。除吐谷渾、黨項、女國之外，與隋進行官方交往的西域國家與政權，見于記載的如下。

鐵勒，“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隋書·北狄傳》）。

高昌，“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隋書·西域傳》）。大業八年“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隋與高昌建立了和親關系（《煬帝紀》）。據杜佑《通典》卷191，“煬帝大業五年，（高昌王）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藩。”

康國，“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杜佑《通典》卷193云：“唐居，……至隋時，謂之康國。”

安國，“即漢時安息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隋書·西域傳》）。

石國，“（國王）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后不復至”（同上）。據《通典》卷193《邊防九》，“石國，隋時通焉。”

焉耆，“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杜佑《通典》卷192云：“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

龜茲，“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于闐，“大業中，頻遣使朝貢。”（（《隋書·西域傳》）。

吐火羅，“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米國，“大業中，頻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史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杜佑《通典》卷193云：“大業中，始通中國。”

曹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據《煬帝紀下》，事在大業十年七月乙卯）

何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烏那曷，“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穆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波斯，“煬帝遣云騎尉李昱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隋書·西域傳》）。

漕國，“漢時罽賓國也，……大業中，遣使貢方物。”（《隋書·西域傳》）。

附國，“大業中，來朝貢”（《 隋書·西域傳》）。《通典》卷187《邊防三》云：“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煬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

據《通典》卷193《邊防九》，煬帝曾試圖交通天竺，“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

由于隋朝的積極的外交活動，因而隋與西域各國保持著頻繁交往和友好聯系。大業四年（584），煬帝祠祭恒岳，西域十余國皆來助祭。[8]大業五年（609），煬帝西巡，至張掖附近的燕支山，“伯雅、吐屯設等及西域二十七國，謁于道左。”[9]“大業十一年（591）春正月甲午朔，（煬帝）大宴群僚。突厥、新羅、末曷、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俱慮建、忽論、訶多、沛汗、龜茲、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國并遣使朝貢。”[10]

第三，裴矩對西域的經營，保證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西域諸蕃，往來相繼”[11]。中原地區與西域各國重新加強了經濟貿易方面的往來。

煬帝時，西域三十余國頻至中原“朝貢”。西域諸國商胡也紛紛來長安、洛陽等地經商。煬帝在京城長安設立四方館，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隋書·百官志下》記載：

煬帝即位，多所改革。……鴻臚寺改典客署。初，煬帝置四方館于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后罷之，有事則置，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護錄事、敘職、敘儀、監府、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錄事主綱紀，敘職掌其貴賤立功合敘者，敘儀掌小大次序，監府掌其貢獻財貨，監置掌安置其駝馬船車，并糾察非違，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軍事出入交易。

裴矩令帝又在洛陽東市舉行盛會，邀請諸蕃酋長、各國使者和胡商參加，集娛樂、貿易為一體。當時，“帝令都下大戲，征四方奇技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繡、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12]這長達一個月的貿易盛會具有國際性質，顯示了隋時中外交流的盛況。

第四，韋節的出使和裴矩的經營，使隋擴大了對西域的認識。韋節著《西蕃記》其書已佚，其書的內容，《通典》卷193《邊防九》中有片斷節錄，記載康國情形，是不見于前史的材料，說明這次出使，確實擴大了隋對西域的了解。據《通典》卷193《邊防九》，“劫國，隋時聞焉。在蔥嶺中。”“施羅伊國，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余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二)

隋代禁止民間私人從事海上貿易，據《隋書·高祖紀》載：

（開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吳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

煬帝亦無解禁之舉。但煬帝時，隋朝對南海諸國也展開了積極的外交活動。隋代以前，中國本早已向海外發展。據《漢書·地理志》，漢武帝時，漢使已遠至黃支國（在今印度）、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三國時吳國孫權曾遣朱應、康泰等出使海南諸國，據《梁書·海南諸國傳》記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最遠他們到扶南（今柬埔寨一帶）。但此后久不見有如此規模的沿海西行的活動。煬帝注意通過海路與西域國家進行交往。《隋書·南蠻傳》“赤土”條云：“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沿海路出使赤土，常駿、王君政等人應募請使。

常駿出使的時間，《隋書·南蠻傳》云在大業三年（607）十月，《隋書·煬帝紀》云：大業四年（608）三月“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剎。”當以后說為是。據《隋書·煬帝紀》記載，大業四年三月，“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并遣使貢方物，”于是，煬帝即募人出使赤土以報聘，隨其使同往赤土，并“致羅剎”；但從南海郡（今廣州）出發的時間，當在十月。其年三月下詔，然后常駿等當隨赤土國使從洛陽出發，至廣州啟航當在十月。“致羅剎”當為“至羅剎”，《通典》卷188《邊防四》有“羅剎”條，云：“羅剎國在婆利之東。……隋煬帝大業三年，遺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剎。”

赤土國在現在的馬來半島，[13]但具體的位置則有不同的說法，有人認為在泰國的宋卡（Song khla）、北大年（Patani）一帶；有人認為在馬來西亞的吉打（kedah）、吉蘭丹（kelantan）或彭亨（pahang）。此外尚有新加坡、蘇門答臘巨港（palembang）、加里曼丹、斯里蘭卡等說法。

《隋書·南蠻傳》記載常駿等人的行程云：

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賚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今越南中部峴港）而過，東南泊陵迦缽拔多洲（今越南占婆島）。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當今越南南岸昆侖島Condore，或其附近島嶼）。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此時航行已抵馬來半島東岸）。于是南達雞籠島（或云大雷丹島，或云吉蘭丹，或云今泰國春蓬海中島），至于赤土之界。

常駿等人受到赤土國王的熱情接待。同傳詳細記載了赤土國人對隋使殷勤恭謹的迎接和招待：

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愿為大國意而食之”。后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并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鱉、豬、玳瑁之肉百余品，延駿升床，從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鐘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

本傳記載常駿等歸國的情況：

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海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東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闊千余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于六年春與那邪迦于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常駿等撰《赤土國記》二卷，《舊唐書·經籍志上》載錄。常駿出使赤土國是中國古代見諸記載的一次重要的航海與外交活動，其行程比之三國吳時朱應、康泰更遠，為增進中國與南海諸國的了解和友誼作出了貢獻。此后，赤土國多次遣使朝貢，南海諸國與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從而打破了中國與海南諸國長期隔絕的狀態。李延壽《北史·蠻獠傳論》云：“至于林邑、赤土、真臘、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篡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加林邑，威振殊俗，過于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禍。……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余國。”

《通典》卷188《邊防四》“海南序略”云：“海南諸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逾于前代。”《隋書·南蠻傳》記載海南諸國：“大業中，南蠻朝貢者十余國，其事跡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四國而已。”即林邑、真臘、赤土、婆利。此外尚有丹丹、盤盤等。

林邑，“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后朝貢遂絕。“仁壽末年，文帝出兵征服林邑，“（林邑王）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于是朝貢不絕。”（《隋書·南蠻傳》）。

赤土，自大業四年來朝，常駿等出使赤土，此后大業五年、六年皆遣使朝貢（見《隋書》之《煬帝紀》、《南蠻傳》）。

真臘，“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帝禮之甚厚”（《隋書·南蠻傳》）

婆利，“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婆利國，“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隋書·南蠻傳》）。據《通典》卷188《邊防四》，婆利“自古未通中國，（梁）武帝天監中來貢，隋大業中，又遣使貢獻。”

丹丹、盤盤，《隋書·南蠻傳》云：“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

另據《通典》卷188《邊防四》，扶南，“隋時其國姓古龍……隋代遣使貢獻。”

隋與赤土的友好交往，擴大了隋對海南諸國的認識，為唐代發展海外交通創造了必要的條件。《通典》卷188《邊防四》記載投和國，云：“投和國，隋時聞焉，在海南大洲中，真臘之南。”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羅國西北。”“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并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薄刺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余里。……’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這里提到的《扶南土俗傳》當為隋時著作。“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余里。”據王應麟《玉海》卷16《地理·異域圖書》“唐西域記”記載，唐高宗時，達奚弘通曾泛海西行，橫渡印度洋，便是從赤土出海。他途經三十六國，抵達虔那。學者認為虔那在今阿拉伯半島南部。達奚弘通西行，應該說是建立在隋時擴大了對海南諸國認識的基礎之上的。

(三)

經過數年的經營和努力，隋朝擴大了對海南、西域諸國的認識，擴大了中西交通的規模，發展了中西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正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方興未艾之時，隋朝由于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全國各地，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也進入白熱化，于是中原地區進入戰亂時期，海南、西域諸國與隋剛剛興起的交往和交流又陷于中斷。史書中記載不少國家都是與隋始一交通，便“其后遂絕”了；對海南、西域不少國家則僅聞其名，也來不及進行接觸和交往。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大約要到唐代貞觀中，才又恢復到煬帝統治時期的規模和水平。

由于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強盛最先進的國家，廣大人民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隋朝統治者逐漸形成了大國天子之心態。因此隋時采取貢賜形式的對外貿易。這種貿易的目的是為了揚其聲威，其特點是厚往薄來，為了贏得皇威遠被，四夷順服的虛名，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因此，隋朝特別是煬帝時期，發展了對外貿易，而隋朝卻沒有從對外貿易中獲取經濟上應得的實際利益。加上煬帝意欲開疆拓土，對外頻年用兵，每歲巡邊，招撫四夷，造成人力財力的大量耗費。《隋書·食貨志》云：

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縣，疲于送迎，縻費以萬萬計。

《舊唐書·裴矩傳》云：

及滅吐谷渾，蠻夷納貢，諸蕃懾服，相繼來庭。雖拓地數千里，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動焉。

為了吸引西域諸國朝拜于隋，則不惜以利相誘，同上書同傳記載：

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

為了顯示隋朝的富強，則大事鋪張，虛張聲勢，同上書同傳記載：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屯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盛服珠玉錦罽，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于道左。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帝見之大悅。

《資治通鑒》卷181，“煬帝大業六年”條記載：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丁丑，于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帝許之。先命整飾店肆，檐宇如一，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胡客或過酒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嘆。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慚不能答。

東突厥歸附隋朝后，隋與東突厥之間的貢賜乃不等價交換。僅以啟民可汗為例，《隋書·北狄傳》“突厥”條記載：

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后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二千段。

這還不算，“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啟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煬帝“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煬帝大悅，則又“賜啟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明年，（啟民）朝于東都，禮賜益厚。”

《隋書·五行志下》云：

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

所以隋煬帝時的對外政策和舉措，受到后人的不少批評。《隋書·西域傳》后史臣評曰：

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于前，班超投筆于后，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遠見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于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筑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域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饉相望，或戶口減半。隋時恃其強盛，亦狼狽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侯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東之禍乎！

根據這一段論述，隋朝的滅亡，幾乎就是煬帝的對外政策造成的。

《隋書》由唐初宰相魏征等奉敕編撰，其著史之目的是“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唐王朝是在隋朝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唐初統治者目睹隋王朝大廈土崩瓦解的過程，深以為誡。為了謀求長治久安之術，他們時時處處以亡隋為鑒。在貞觀君臣的論議中，經常展開對隋朝滅亡的原因的探討，他們常常把煬帝的各種舉措施為與其身死國滅聯系起來。于是煬帝的對外政策和開疆拓土自然也成為其亡國的原因之一。特別是唐初經濟尚未恢復之時，貞觀君臣更反對“以四夷勞中國”、“以無用害有用。”上引史臣評論，就代表了貞觀之初太宗君臣的這種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編撰隋史，煬帝、裴矩等在開拓疆域和對外交往方面的過失就被過分強調了。

我們看到，隨著唐朝經濟的逐步恢復，當國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強時，太宗也一樣開始了對四夷的用兵，開展貢賜形式的對外貿易。其舉措施為其實是踵煬帝余緒的。這時盡管太宗的行為受到過臣下的批評，卻動搖不了太宗擴張的決心。《舊唐書·褚遂良傳》記載，太宗滅高昌后，每歲調發千余人防遏其地，褚遂良上疏反對，以為“糜費中華，以事無用”，太宗卻沒有聽從他的意見。

但是認真分析起來，煬帝開展對外交往和經濟貿易，唐初君臣對煬帝行為的批評以及貞觀后期唐朝的對外政策的變化，卻是從不同方面反映出同樣的思想觀念，那就是處理對外關系方面的天朝上國觀念，建立在這種觀念之上的貿易關系必然是朝貢賚賜形式。在統治者看來，與異域各國的交往都是對他們的加恩體恤，這是“上國天子”、“天可汗”對附屬國的安撫之責任，而不是在經貿活動中的平等互利。于是當國力強盛時，則以貢賜貿易顯示其皇威遠被恩加四夷，而國力衰敝時，就視這種貿易活動為負擔，是勞敝中國，以無益害有用。因此認識到這些，當我們評價隋煬帝時的對外政策時，應該注意到貞觀君臣一偏概全的觀點，全面抹殺其積極的方面。既看到其失，也看到它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方面開拓之功，它在客觀上對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動作用，為唐代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個新的高峰的開始。 注 釋

[1]《隋書》卷83，《西域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846頁。

[2]《隋書》卷82，《南蠻傳》，第1832頁。

[3]《隋書》卷83《西域傳》，第1844頁。

[4]同上，第1846頁。

[5]《隋書》卷2，《高祖紀下》，第51頁。

[6]《舊唐書》卷63，《裴矩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2406頁。

[7]《隋書》卷67，《裴矩傳》，第1579頁。

[8][9]同上，第1580頁。

[10]《隋書》卷4，《煬帝紀下》，第88頁。

[11]《隋書》卷24，《食貨》，第687頁。

[12]同[7]，第1581頁。

[13]張廣達《海舶來天方，絲路通大食》，收入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