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鴻章作為清政府的重臣，在對日外交中發揮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張與日本建交，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后，李鴻章的“聯日”思想一度動搖。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鴻章開始對日本采取強硬的立場。中日甲午戰爭后，李鴻章無論在外交還是在軍事上都遭到慘敗，他轉而求助于“聯俄拒日”。李鴻章的對日外交由于種種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關鍵詞：李鴻章；聯日防俄；甲午戰爭；中俄密約

國內對李鴻章的研究卷帙浩繁，但對其對日外交思想的研究主要散見于各種傳記和其他研究資料中，缺乏對李鴻章對日外交思想的系統研究。本文試對李鴻章從聯日、防日到拒日的全過程作一系統研究，以使人們更全面地了解李鴻章的對日外交思想。

一、李鴻章的“聯日”思想

李鴻章力主與日本簽訂《中日修好條規》是李鴻章“聯日”的開始。日本明治維新后，李鴻章逐漸認識到其遲早會對中國造成威脅。而當時的日本明治政府企圖首先打開名義上是中國屬國的朝鮮的大門，要求與朝鮮建立排斥中國的“正常關系”。在遭到朝鮮的堅決抵制后，一方面開始大力宣揚所謂“征韓論”，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改變策略，決定先與清政府訂約建交?！叭涨迤降群螅r自然列于下位，從中國回來，路過朝鮮王城，再簽訂日朝條約。利用所謂遠交近攻之策，使清廷無法援助朝鮮?！雹僭谶@種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870年8月派柳原前光等來華議約。日本要求訂約的要求遭到清政府許多頑固派的極力反對，于是柳原前光到天津拜見了剛剛調補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李鴻章第二天便致函總理衙門，表示他的態度說：“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依為外府?！雹谝匀毡緸橥庠统蔀槿蘸罄铠櫿隆奥撊铡钡闹饕?。由于李鴻章力主訂約，清政府改變了原來的立場。1871年9月，李鴻章與日本全權大臣伊達宗城談判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

此時李鴻章主張與日本訂約并提出“聯日”，主要出于以下考慮：一是考慮到日本與中國地緣接近，又日漸強大，試圖“以示羈縻”，防止日本侵略中國。

但是，李鴻章反對援引西方國家之例把種種不平等特權訂入條約，尤其排除了最惠國待遇條款。李鴻章也看到了日本對朝鮮的野心，所以在《條規》第一條寫入“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隱為朝鮮等國預留地步”③。二是避免日本與西方勾結，“若拒之太甚，勢必因泰西各國，介紹固請。彼時再準立約，使彼永結黨援，在我更為失計”④。三是聯絡日本對付西方列強，條規第二條“兩國既經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必須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⑤。隱含了李鴻章聯絡日本對付西方的意圖。但是實際上這一條規并不能構成中日同盟，“必須彼此相助”僅僅意味著道義上的支持，對雙方沒有約束力。由于清朝已經衰落，日本剛剛開始“明治維新”，中日也不可能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同盟對抗西方列強。有人解釋為李鴻章試圖建立東方聯合戰線，甚至“以東制西”，都是不恰當的。李鴻章對此并沒有太大的信心⑥，他頂多希望在再次遭到西方侵略時能與日本互通聲氣，取得日本的支持，而不至于使日本也加入西方侵略的陣營。他提出的“聯日”應該沒有超出以上講到的三點理由。

1874年5月，即《修好條規》批準互換后不到一年，日本即悍然派兵侵略臺灣，對當地高山族人民大肆燒殺擄掠。李鴻章開始認識到日本對中國居心叵測，“聯日”的想法因此有所動搖，并開始意識到要采取措施防范日本。他上《籌議海防折》，強調了海防的重要性，力主興建水師。之后，清廷分別任命李鴻章、沈葆禎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李鴻章開始著手創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水師，提出要與“日本角勝于海上”⑦。

但是日軍侵臺雖然使李鴻章對日本開始產生懷疑，卻仍沒有放棄聯日的想法⑧。在處理日本侵臺的問題上，他采取了退讓的政策⑨。他認為日本的兵力不足與中國為敵，早晚也得撤兵。而且中國即使能夠取勝也不與日軍開戰。李鴻章在臺灣事件中主張對日妥協，主要顧慮的是中日開戰的后果，“恐是中外構亂之始”，“兵連禍結之象”，擔心中日戰爭一起，列強乘機加大對中國的侵略。尤其1871年后沙俄占據伊犁，對我國西北邊疆構成極大威脅，因此主張對日讓步以“聯日防俄”。

二、李鴻章從“聯日”轉為“防日”

1879年4月，日本宣布吞并琉球，改為沖繩縣。日本的行動充分暴露了它在亞洲擴張的野心。李鴻章對此深為震驚，對日本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在回復何如璋的信中，反復表達了他的激憤與憎惡情緒：“遽廢琉球為縣，其無情無理，不守條約，不顧公法，實為地球各國所未有，殊堪痛恨?！雹庥捎诋敃r中俄仍為伊犁問題關系緊張，俄國還派出了一支由兩艘鐵甲艦、13艘快船組成的艦隊開赴遠東，法國正在步步入侵越南，因此李鴻章不敢對日本滅琉一事采取強硬態度，只是請當時經中國赴日本游歷的美國前總統格蘭忒調停中日琉球爭端。格蘭忒的斡旋并未奏效，僅僅導致1880年日本派使來華談判。日本在談判中提出，將琉球南部的兩個荒島還給中國管轄，但是作為交換條件，要求修改1871年簽訂的《中日通商章程》，取消其中關于禁止“內地通商”的規定，給予日本片面最惠國待遇特權，即所謂“分島改約”。總理衙門起初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與日本草擬了《球案條約》。

李鴻章在中日談判之初，也主張分島改約。但后來，他逐漸認識到防日比防俄更重要，中俄關系緊張時日本往往乘機要挾，而且“日人之詭異，斷不肯助我拒俄”。尤其當李鴻章得到確切的消息，中俄關系有緩和的希望，“俄人實為自固門戶起見，尚未蓄意起釁”，同時又意識到日本的侵略野心不小，于是對日本的態度轉趨強硬。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開始反對“聯日拒俄”之說，認為：“與其多讓與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將失之于俄，何如稍讓于俄而我得借俄以懾倭。”主張暫緩批準《球案條約》，對俄稍作讓步而反對日本。1881年6月中俄就伊犁問題簽訂《改訂條約》后，李鴻章立即致信總署，要總署“力持定見”，不要害怕日本的“虛疑恫喝”。由于清政府拒絕批準《球案條約》，琉球問題被長期擱置起來，實際是不了了之。自球案發生后，李鴻章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危害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同時意識到日本下一個侵略目標必將是朝鮮，于是開始籌議朝鮮問題，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日本對朝鮮的侵占與滲透。

李鴻章首先建議朝鮮與各國建交通商。1881年，美國要求與朝鮮通商，李鴻章力促朝美雙方預定了條約內容。之后，德、英等國都效法與朝鮮訂約，肯定了中國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加強了清政府對朝鮮的控制，但是同時，日本也在抓住各種時機將勢力逐步滲入朝鮮，李鴻章對此認識不足，出現了很多重大失誤。

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后，日本以“保護使館”為名脅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規定日本也可以在駐朝使館駐兵。李鴻章在奏報清廷時表示他的意見說，日本未將割地、開礦及陸路通商各事強迫朝鮮接受，除賠款五十萬元稍嫌過多而外，可說“無甚流弊?！睂嶋H上，日本獲得駐兵權，為日后大軍入境對朝鮮進行全面侵略埋下了伏筆，而李鴻章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甲申政變后日本派伊藤博文來華談判，在這次談判中，李鴻章接諭旨，與伊藤博文簽訂天津專條，規定中日從朝鮮撤兵，將來朝鮮若有變亂，中日兩國若要派兵，應先行知照。

天津條約允許日后日本與中國有共同的派兵權，無異于飲鴆止渴，對朝鮮和中國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甲申政變后日本在朝鮮的政治勢力受到極大挫折，沒有也不可能采取戰爭威脅來要求擁有對朝鮮的派兵權，反而是清政府通過天津條約把派兵權送到了日本手里。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就是依據此條約派重兵侵入朝鮮的。

甲午戰爭失敗后，日本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因此李鴻章急于為清政府“結強援”，以抵抗日本。俄國在馬關條約后與德、法出面干涉迫使日本還遼，使李鴻章對“聯俄拒日”寄予了極大的希望。

李鴻章在赴日談判之初，就曾與喀西尼密談，達成俄國干涉中日談判，中國給與俄國在中國東北筑路、開礦的報酬的協議。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后，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直接威脅到俄國在遠東的利益。俄國立即與德、法兩國進行干涉。三國干涉的結果迫使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之后清朝朝野“聯俄拒日”的呼聲四起。兩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紛紛上書主張“聯俄”以抗擊日本。1896年，俄皇尼古拉一世加冕典禮邀請李鴻章參加，李鴻章赴俄并與俄簽訂了《中俄密約》。條約規定俄國在黑、吉兩省修筑東省鐵路，并有駐兵權；中俄兩國日后一經有事，互相支援等。

《中俄密約》簽訂后，李鴻章對此非常得意，認為可為清政府保得至少10年的和平。后來的歷史表明，《中俄密約》的簽訂和“聯俄”政策遭到了徹底的失敗。首先俄國之所以阻止日本侵占東北是因為俄國試圖將東三省劃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而決不容許日本侵入。簽訂《中俄密約》的目的則只在于修路，而“防御同盟不過魚餌，原無誠意，文忠只思借外援而未悟及此。故密約甫簽而俄皇已以膠州面許德皇矣”。其次，從此東三省成為俄國的勢力范圍，“俄人遂建鐵路于東北，勢力亦由之而漸入東三省。及庚子俄人更占東北，于是發生日俄戰爭，馴至于‘九一八’……幕幕層層，莫不導源于中俄密約”，成為東北一系列危機的肇端。最后，各西方列強紛紛效仿，在中國租借地方，代建鐵路和開礦，劃分勢力范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

四、李鴻章對日外交的失敗及原因

從上可以看出，李鴻章的對日外交總的來說并沒有擺脫其總的外交政策如“力保和局”、“以夷制夷”的影響，但是比較而言，其對日外交思想又與對英、法等西方國家的外交有很大的不同。李鴻章認為英、法的侵略是遠道而來，“重在利商”，而主要不是為了攫取領土，主張在信守條約的基礎上，避免與其發生新的沖突，一旦發生新的沖突，也以妥協退讓、息事寧人的態度處之。俄國因在19世紀中葉奪取了中國大片的領土，70年代后又屢次進犯伊犁，曾被李鴻章視為最大的威脅，但是左宗棠平定新疆后，俄國的威脅緩解了，俄國在遠東暫時還沒有力量進行新的侵略，因此一度被李鴻章視為可以聯絡的對象。而日本因為地緣接近，國力又日漸強盛，覬覦的又是作為東三省屏蔽的朝鮮，因此，隨著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漸暴露，李鴻章對日本在外交上還是采取了“積極防御”的政策。但是他過于依賴外交調停，因而對“以夷制夷”寄予厚望。在中日交往之初，俄國在中國西北和東北邊疆都表現出了咄咄逼人的態勢，因此李鴻章試圖聯絡日本以抵制俄國。當俄國的威脅緩解，日本的侵略野心逐漸暴露時，李鴻章開始防范日本，并試圖聯俄制日。同時他也試圖利用英國與日本的矛盾制約日本。但實際上，英俄兩國都不可能為大清國的利益而卷入中日沖突，甚至希望從中獲利。李鴻章的“以夷制夷”實際上“甘墮洋人之術而不知悟也”，不可能不遭到失敗。他自己后來也認識到了這一點，認為“國際上沒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交友，彼此皆有相當的資格，我要聯絡他，他也要聯絡我，然后夠得上交字，若自己一無地位，專欲仰仗他人幫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復無濟于事”。過于依賴列強調停的結果是在軍事上采取了消極應戰的態度。李鴻章軍事上的“消極應戰”是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導致其對日外交的最后失敗。

梁啟超在評價李鴻章主持晚清內政外交的失敗時曾指出：“所以失敗之故，由于群議之掣肘者半，由于鴻章自取者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當者半，由于見識不明者亦半。”這基本上也適用于李鴻章的對日外交。

第一，李鴻章作為總攬晚清對內對外大權的重臣，淮軍和北洋水師的最高統帥，又辦理洋務多年，雖然遭到種種制掣，李鴻章難以盡施其政，但是他始終大權在握，是清政府對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執行者，駐外公使、總理衙門甚至帝后兩黨在決定對日的重大決策時都倚重和聽從他的意見。軍事外交上的連連失利，李鴻章難辭其咎。他創建北洋海軍，力保朝鮮，對日本進行積極的防御，與盲目輕視日本的滿族大臣和只尚“清談”的“清流”派相比，見識已是高了很多。但面對國力日漸強盛、正在全力擴軍備戰的日本，他的見識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現在：第一，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始終認識不足。在馬關議和之前，他從未去過日本，只是根據駐日公使的匯報了解到一些情況，對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和軍事部署都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判斷。而伊藤博文等人多次來過中國，并派出大量間諜全面了解了中國的情況。第二，他對敵我力量的對比沒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甲午戰前，兩國力量對比并不懸殊，清政府并非完全不能一戰。而他總認為“彼之軍械強于我，技藝精于我，即暫勝終必敗”，一味避戰求和，而且往往在形勢有利的情況下也以妥協退讓了事。一旦戰爭爆發，又總想保存實力，不敢全力出擊。日本在發動戰爭前夕對獲勝也沒有太大的把握，還因此面對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但在戰場上始終拼死出戰，并不斷地擴大戰爭。第三，過于依賴“以夷制夷”，不可能得到列強真正的支持，列強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聯合起來共同對中國進行敲詐，或事后索要報酬。第四，在一個弱肉強食、列強爭霸的時代處處堅持“誠信”，認為“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理之事，盡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相信國際公法的約束作用，輕信條約的規范作用，結果條約無法規范別國，自己反而為條約所束縛。第五，戰爭爆發前輕許日本在朝鮮的駐兵權。戰爭爆發后，在軍事部署和指揮上連連出現重大失誤，如平壤戰役有將無帥、鴨綠江防線戰線過長、旅大防衛空虛等。沒有這些失誤，日軍本來很難獲勝。

第二，不可否認，李鴻章在推行其對內對外主張時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鴉片戰爭后，清廷官員視“夷務”為“畏途”，不愿與列強打交道。李鴻章身處外交要沖，首先要聽命于慈禧太后，又要奉清帝的圣旨，同時總理衙門、軍機處政出多門，還要時時受到保守派和“清議”派的指責。他是清政府對外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和執行者，但并不是最后的決策者。光緒帝一心主戰，但并沒有實權，只能連下圣旨催促李鴻章調軍備戰。慈禧太后則大權在握，在戰爭爆發之初她雖然也主戰，但很快就轉為主和，并為了爭奪朝廷的最高統治權而與帝黨明爭暗斗，李鴻章實際上是主戰和主和兩種政策的雙重執行者。上則“和戰不定”，下則不服調遣。李鴻章在朝廷，始終是一“外臣”，除了淮軍和北洋水師，他對自己權力范圍之外的將帥和軍隊往往調動困難。因此，戰爭中救援不力導致孤軍奮戰的情況多次發生。為此，他也覺得無可奈何?！拔┲袊w，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慮其始必不能善其后……前興之而后毀之，此信之而彼疑之?！痹谶@種情況下，“內政不修，外交實無可辦之理”，不可能不遭到失敗。

第三，李鴻章對日外交的敗因還來自很多方面。他總結為“四難”：“人才之難得，經費之難籌，畛域之難化，故習之難除。”具體則表現在清軍戰斗力低下、經費緊張等方面。

1.清軍的戰斗力確實十分低下。一方面，清軍中雖然也有如左寶貴、宋慶、依克唐阿等勇將，但大部分將領不懂近代化戰爭的打法，缺少謀略，因而戰場上屢屢失利。李鴻章曾對受過西洋訓練的陸海軍人才寄予厚望，但是他們又“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另一方面，清軍中又有很多貪生怕死之輩，在平壤之戰中，日本的軍隊一萬二千多人，李鴻章的淮軍達一萬四千多人，實力大體相當。但是葉志超作為平壤戰場統領，臨陣退縮，棄城逃跑。其他將領除了一兩位堅持抗敵之外都是一擊即潰。日軍攻入中國后，清政府調集了大量的兵力應戰，卻不斷有守將不戰而逃，以致日軍不費吹灰之力攻城掠地。丁汝昌作為北洋水師提督，多次違背朝廷旨意，寧愿被動挨打，拒不出戰，應對北洋海軍的全軍覆滅負主要的責任。李鴻章重用葉志超、丁汝昌，有用人不當之責。但是清軍統帥素質低下，清軍虛弱不堪一擊，也是事實。將帥已是如此，清軍士卒更是戰斗力差，訓練多年的老兵不是很得力，大部分新募的農民則根本不會打仗，加上槍炮笨重且嚴重缺乏，清軍只能節節敗退。

在中日交往之初，兩國都被迫開國，成為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對象。面對民族危機，中日都主張變法自強，學習西方。但在對待鄰邦的態度上，兩國迥然不同。中國試圖“聯日”，共同抗擊西方列強。而日本一開始就提出“脫亞入歐”，甚至要“失之于歐美，取之與鄰國”，毫不掩飾其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野心，并制定了具體的侵略政策，大力擴張武備，一步步將侵略構想予以實施。李鴻章主張“聯日”，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成功，防日的結果也是外強中干，中日戰爭的慘敗宣布了對日外交的徹底失敗，中國進一步衰落下去，而日本憑借從侵略中國中獲取的巨大利益，國力迅速增長，并成為20世紀中國最大的敵人，歷史的教訓值得深思。

注 釋：

①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2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58頁。

②⑦《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卷一第3頁、卷十九第2頁、第32頁、卷十一第45頁。

③④《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9頁、卷一第53—54頁、卷四十四第6—8頁、卷二第115頁、卷七十八第17頁。

⑤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書店，1957年，第317頁。

⑥參見王如繪《李鴻章對日本認識的轉變》，《東岳論叢》1998年第5期，該文認為李鴻章試圖組織東方聯合戰線，但也指出李鴻章對“以東制西”沒有太大信心。⑧濮蘭德（J.O.PBland）在所著《李鴻章》傳中提出日本侵臺事件是李鴻章改變聯日外交的轉折點，實際上李鴻章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還寄希望于“聯日防俄”，正式轉為“防日”應該是在擱置《球案專條》后。 ⑨也有人認為李鴻章在日本侵臺事件中持強硬態度，如調淮軍赴臺灣，反對賠償兵費等。參見劉世華《李鴻章與日本》，《安徽史學》1996年第3期。但是李鴻章的淮軍赴臺灣后并沒有采取任何實際行動，他也只是反對以兵費的名義賠償，卻同意以“撫恤代兵費”，并認為如再啟兵端，無論勝負，何止數千萬。

⑩薛福成：《庸安文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1、160頁。相同觀點見陳偉芳《朝鮮問題與甲午戰爭》，三聯書店，1959年，第84頁。梁啟超：《李鴻章傳》，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頁?！吨腥諔馉帯返?冊，第340頁。《李文忠公尺牘》卷七，第12頁?！独钗闹胰放罅藕?，卷十九，第41頁。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1800—1911》（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283頁。包遵彭：《清季海軍經費考實》，《中國歷史學會史學學刊》1969年第1期。大隈重信：《開國五十年史》（中文版），第210、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