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雖然肯尼思·沃爾茲一再闡述國際政治理論不是外交政策理論，但就寬泛的意義而言，新現實主義還是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論。自由主義則從國內行為體在利益上的討價還價來理解國家的對外政策。不過，主流理論的理性主義視角遭到了建構主義理論的挑戰。建構主義從國際體系的觀念分配入手，把國家和國際體系的互動結合起來，用國際和國內體系的規范和認同概念來考察國家的對外政策。外交政策分析的范式轉換為我們認識國家的對外政策提供了新的路徑，也對理解我國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學理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理性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

外交政策是國際關系分析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從物質力量層面探討了國家的對外政策。現實主義以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間的力量分配來理解國家的對外行為；自由主義以國內政治為中心，用利益來分析國家的對外政策。它們的分析框架主要以經濟學的方法、理性主義的視角對國家對外政策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把國家看成是偏好固定不變的經濟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建構主義把國家和國際體系的互動結合起來，從國際國內的集體身份和規范的角度去審視國家的對外政策。這種新的視角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認識國家對外政策的新窗口。本文首先歸納了理性主義的外交政策視角，然后闡述了建構主義理論對外交政策的分析與應用，結論部分評價了建構主義的外交政策視角。

一 理性主義的外交政策視角

戴維·辛格曾說過，外交政策分析是從國家層次上來理解世界，它不同于從體系層次來理解世界政治。[1]肯尼思·沃爾茲曾反復地指出：新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根本不是外交政策理論。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理論是一種系統理論而不是還原理論，即從結構而不是從單元的角度來解釋國際政治中的重大問題。系統理論解釋的是為什么地位相同的國家，內部存在巨大的差異，而行為是相同的。外交政策理論解釋的是地位相同的國家，為什么其行為是不同的。它們分屬不同的領域。國際政治理論是系統理論，它解釋的是國際體系中反復出現的行為模式，是描述國際結果而不是國家行為的理論，其因變量是不同國際體系的性質。至于國家在體系結構約束情形下如何做出反應則是外交政策理論要解決的問題。國際體系能夠影響外交政策，但不能決定外交政策，所以國際政治理論不能運用到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這不是缺點而是優點。[2]在與沃爾茲的辯論過程中，柯林·阿勒曼（Colin Elman）歸納了沃爾茲等人所闡述的國際政治理論不是外交政策理論的四點理由：（1）新現實主義論點的內在邏輯沒有提供惟一決定的行為預測；（2）單元層次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意味著體系層次對國家行為所做出的預測總是不準確；（3）新現實主義以進化選擇機制理論為基礎，所以它不能用來預測國家的行為選擇；（4）新現實主義理論的變量概念清晰度不夠，常常發生歧義，如無政府狀態、權力、均勢等，不便于操作，因此不能對行為進行具體的預測。[3]不過，按照柯林·阿勒曼的分析，這些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國際政治理論和外交政策理論實際上并不容易分開，而且一些學者總是利用新現實主義理論來解釋單個國家的外交與安全政策。[4]詹姆斯·費爾恩（James D.Fearon）認為沃爾茲把外交政策理論局限于單元層次過于狹隘，因為對國家外交政策和后果的解釋實際上是國際關系理論的題中之意。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有多種變量，如果從分析層次的角度來考慮，可以有三個方面：個人、國家和國際體系。雖然有些變量在單元層次上解釋起來比結構層次更好，但這并不意味著系統理論不能解釋外交政策，而只是說明它不能解釋外交政策的各個方面。[5]如果沿著這種思路來理解外交政策，新現實主義還是有外交政策理論的。

按照新現實主義的解釋，由于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和單元（國家）的功能是不變的，因而影響國家行為的變量是國際體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國家間的能力（capability）分配。這種相對權力位置主要由兩個因素構成：國家的能力和國際體系的極數（大國的數目）。這樣，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相對權力位置就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自變量國家相對權力地位決定因變量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6]

雖然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對權力內容的理解存在分歧，但都認為國家權力的核心部分是軍事和經濟力量，[7]國家通過它們在世界所處的地位去追求自主及其影響。換言之，權力政治以尋求自主和影響的兩種形式表現出來。尋求自主的政策旨在維護和增強國家的獨立性，這種政策可以通過以下行為模式體現出來：不遵守雙邊和多邊組織的義務；拒絕把國家的物質資源轉移到國際或超國家組織；一旦合作增強了不對稱的相互依賴就拒絕合作；建立針對第三國的聯盟。如果說國家的自主是避免環境對自己的影響，那么，尋求影響的政策則是國家對環境施加影響，塑造與其他國家的互動過程。國際制度是國家發揮影響的最重要場所。當然，雙邊關系中也存在這種行為。這種政策行為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通過增加自己在組織內的資源份額來提升發言機會；偏愛那些給自己帶來最多發言機會的國際組織；確保強國和國家集團的發言機會；維護和增強對弱國的影響。國家所受到的安全壓力越低，它就越愿意犧牲一定的自主性，去獲得對其他國家的更大影響。[8]

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理論無論是分析追求自主性的政策還是追求影響的政策，都是以權力為基軸，權力是其核心概念。它試圖通過聚焦國家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權力位置，尋求國家權力位置和國家行為之間的因果聯系，從而預測和剖析國家的對外政策。

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外交政策盡管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約束，但主要是由國家內部的行為體的利益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經常提及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的命題就反映了這種認識路徑。它不是把國家看成一個統一的行為體（unitary actor），而是對它進行功能性的分解，確定國家內部的影響對外政策的主要行為體的效用偏好，最后通過各行為體的利益計算，從而自下而上地推導出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打開國家對外行為的黑箱。

國家內部的行為體一般可分為兩個： 政治－ 行政系統行為體(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ystem actor)和有組織的私人行為體（organized private actor）。政治－行政系統行為體又分為政治行為體和行政行為體；私人行為體又分為公司、經濟壓力集團（行業協會）和政治倡議集體(group of political advocacy)。這些行為體的基本利益就是增加經濟力量（收入和增產）和擴展決策權力。不過，它們的重要性在不同行為體的考慮中是有區別的。[9]

其實，無論是新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對國家外交政策行為的分析都可以納入到理性主義的框架之中。理性主義對國家對外行為的解釋是基于國家作為“經濟人”的行為體具有對成本－收益的計算能力，在外在結構和有限信息的約束條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國家行為的邏輯是推論邏輯（logic of consequence）。[10]

二 建構主義的外交政策分析

理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分析路徑在冷戰之后開始遭遇挑戰。冷戰的結束不僅改變了國際政治的地圖，而且也激發了國際關系學界的大辯論。一些歷史性的事件不僅成為檢驗理論的試金石，而且也是理論創新的催化劑。自從20 世紀90 年代以來，認同和文化重返國際關系學科領域。以認同、規范和文化為核心概念的建構主義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三根支柱之一。[11]建構主義認為國家是國際政治理論的主要分析單元，國際體系的結構是主體間性的，而不是物質的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是由共享的規范、主體間的觀念和角色身份構成的，不同的文化賦予行為體（國家）不同的角色。國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由社會結構建構形成的，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而不是一方決定另一方。[12]行動者的行為不是像理性主義所理解的那樣，以經濟人和效用最大化的方式來行動，而是以社會人和角色扮演者的面目出現。也就是說行動者的行為嵌入在社會結構（文化）之中，其行為受到社會規范的引導。這種社會規范使國際社會的行動者（國家）的行為遵守“適當性邏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社會規范對新現實主義而言，在國際政治中沒有因果作用，在對行為的分析中可以不需考慮；對新自由主義而言，只在一些問題領域有作用，并幫助具有既定利益的行為體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對國家行為的分析中起到干預變量的作用；對建構主義來說，社會規范不只是規定和限制了行動者的行為，而且還建構了行動者的身份，使行為合法化，并定義了行為體的利益，由此而決定了行動者的行為。

社會規范對行動者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社會化的機制來完成的。社會化可界定為將個人持續且廣泛地導入社會的客觀世界之過程。社會化一般包含兩個方面，即新的行為體進入新的環境，通過學習和適應，然后把環境中的社會規范和價值加以內化。對于國家來說，由于它是團體行動者（corporate agent），其社會化的過程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個是國際社會方面， 即國家的跨國社會化過程；另一個是國內社會方面， 即社會社會化（ societal socialization）。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在國際層次上，通過社會化過程把由國家間所共享的國際規范加以內化；在國內層次上，把國家內部公民所享有的社會規范加以內化。國際社會層次上的社會化行為體主要有國家、國際組織和跨國倡議聯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s）。國內層次的社會化行為體主要是作為整體的社會及其各種組織，它們把適當行為的預期賦予政治決策者。

國際規范主要體現在國際法、國際組織的法律條款和國際會議的最后條文之中。社會規范主要通過憲法和法律秩序的詮釋、政黨綱領及競選主張、議會辯論的分析和輿論調查來考察。如果從規范的角度來分析國家的外交政策可以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進行，即跨國層面的建構主義和國內社會層面的建構主義。[13]

建構主義除了用規范的概念來分析國家的對外行為外，還把身份（認同）作為理解國家行為的一個重要概念。溫特把身份限定為有意圖行為體的屬性，依賴于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它可以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征。[14]這實際上是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定義國家身份(state identity)，即身份是在國家互動實踐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屬于國家身份的外在層面。如同新現實主義一樣，體系層次上的建構主義仍把國家看做是單一的行為體和一個黑箱，國家的身份和國內的實踐沒有關系，或者從分析的角度把國家身份的國內建構擱置起來。從國際層次的角度考慮，國家的身份基本分為三種：敵人、對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會賦予國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將規約國家的行為。不過，國家作為自組織的單位，它的認同可來源于國家內部的建構，也就是說國家在體系層次上互動之前，是具有自己身份的（national identity），即國家身份的內在層面。這種身份的建構是國內具有不同角色概念的集團討價還價的過程。決定國家內部身份的因素主要有兩個：共同的文化和國內的經濟與政治體系。共同的文化包括語言、習慣和宗教，國內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是指自由/民主還是自給/專制。

國內政治的發展如戰爭、革命和制度安排等會改變國內集團的權力配置。至于哪種認同最后占據主導地位則取決于不同組織在國內的力量分配和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一般來說，最有實力的組織或個體會把它們的觀念和認同強加到法律、政治和社會結構之中，并使之制度化，一旦這種文化被積淀為社會事實后，就會對國家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15]如果我們能夠定義國家的團體身份，我們就能清楚在國際體系互動之前，誰是朋友，誰是敵人，這樣，國家的互動方式就能確定是肯定的認同還是否定的認同。由此，國家內部的身份建構就成為體系層次上社會身份形成的重要自變量。這種對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解實際上突破了溫特對認同分析的體系視角。溫特只從體系層次上探討了國際社會結構對國家認同的影響，而沒有分析國家內部的身份建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對國家身份的國內因素考察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體系理論的不足，也是分析國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從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認識國家的對外行為和國家利益。[16]

國家身份的形成是國內和國際兩個層次互動的過程。國內層次的身份變化會影響國際體系層次上國家身份的變化，反之，國際體系層次上身份的變化也會影響國內層次的身份變化。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國家的身份或者會強化，或者會遇到危機。而這種身份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對外政策與國際體系的變化。外交政策是一種社會建構，是國家對它的理解。[17]

三 規范、認同與國家外交政策分析

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建構主義除了進行理論體系的建設之外，還對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些重大現象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18]雖然溫特認為自己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論，[19]但這并不妨礙一些“現代主義類型的建構主義”(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學者把建構主義的視角和概念框架運用到國家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以彌補主流理論解釋的不足。

德國統一是冷戰結束的標志性事件之一。德國問題一直是歐洲的中心議題。統一之后，它的對外政策走向牽動著歐洲乃至世界的神經。圍繞統一后德國的外交政策走向，德國和歐洲的國際關系學界展開過激烈的爭論。[20]按照新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結束和德國統一后力量的增強，德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也相應地發生變化，并再次成為歐洲的大國，由此而來的是其外交政策也會發生變化，它將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more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一個更加強大的德國將再次擁抱民族主義，它將尋求與其經濟資源相稱的軍事力量和政治獨立性，并對鄰國構成威脅。作為一個正常的歐洲大國，德國和法國、英國一樣，必須準備在一定的環境下使用軍事力量，在涉及德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時，不再置身于多邊軍事行動之外，而是全面參加北約地區之外的行動。冷戰之后的歐洲將陷入不穩定的狀態之下。[21]按照自由主義的觀點，統一后的德國由于國內政治結構和經濟發展的變化，德國的領導人將把注意力集中到國內問題，國內政治的考慮將影響外交政策的變化。

但是，冷戰結束后的十多年里，德國的對外行為并沒有出現如主流理論所預測的那樣，而是更加深化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實現了歐洲貨幣聯盟和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把自己的國家利益與歐洲的國際制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維持跨大西洋的關系，繼續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不過，德國對外政策的連續性并不僅僅像新自由制度主義所理解的那樣，是基于物質利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歐盟作為一個價值共同體，為德國對外行為提供了適當的規范。對于德國在冷戰之后所表現出來的有別于主流理論的預測，建構主義提供了較為合理的解釋。

卡贊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把德國的外交政策放在整個歐洲的制度中來分析，歐洲的制度不僅僅約束行動者的行為，而且還改變了行動者的身份。它把德國和歐洲的關系變成了德國在歐洲內的關系，德國這艘大船被牢牢地錨在了歐洲，成為一個溫順的國家。[22]托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從德國國家認同與歐洲一體化的角度，借鑒了敘述和話語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統一后的德國外交政策，認為戰后出現和延續下來的超國家的歐洲身份構成了德國國家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聯邦德國朝野都把德國的利益與超國家共同體的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種歐洲身份告訴了德國利益之所在：支持歐洲經濟和政治一體化的深化。因此，盡管國際和國內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德國的國家身份并沒有發生改變，統一后的德國仍然保持著政策的連續性。[23]約翰·杜費爾德(John Duffield)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論述了德國統一后的外交政策，反軍國主義和多邊主義的政治文化使德國的安全政策具有連續性、穩定性和克制力。[24]沃爾克·瑞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則選取了德國外交政策領域中的4 個案例，它們分別是北約內部的德國安全政策、德國的歐盟憲政外交政策、歐盟和關貿總協定內的德國外交政策以及聯合國內部的德國人權政策，這四個領域分別涉及國際政治的三個主要方面：安全、福利和規則體系，全面地考察了德國統一后的對外行為。他們通過科學實證的分析，把理論預測與德國的對外行為變化聯系起來，對理論加以檢驗，對不同理論的解釋力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新現實主義的解釋力是最弱的，自由主義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建構主義則最具解釋力。因為統一后的德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是與規范相一致的外交政策。它幾乎總是堅持國際和國內社會所共享的以價值為基礎的適當行為的預期。[25]德國的國家利益的實現不可能脫離與國際體系的合作，只靠自己來實現，統一后的德國將更牢牢地嵌入在西方世界之中，支持歐洲一體化，維持跨大西洋的關系。

約瑟爾·波茲達格魯(Yucel Bozdaghoglu)把建構主義的分析視角運用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分析之中。從地理上說，土耳其位于北方和南方、東方與西方的交匯處，就文化而言，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口占多數，同時，它又是一個接近西方式民主的世俗國家。因此，一些學者正是從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環境出發，認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應該既面向西方，又面向東方，充分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與主要的集團發展密切的關系，而沒有必要與特定的集團發展全面的經濟與政治關系。然而，事實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現代史上全面地認同西方特別是歐洲，并且與美國建立了密切的關系。如果按照現實主義的觀點解釋，土耳其的這種政策純粹是受土耳其的安全考慮的驅動。土耳其通過在安全上作為北約的一員、政治上對西方的承諾來對付蘇聯在二戰后所構成的威脅。不過，這種觀點是有疑問的。第一，盡管土耳其與西方的密切聯系有具體的安全利益考慮，但這也反映了土耳其要成為西方一員的意愿，加入西方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組織可以讓土耳其人感到驕傲和自豪，使他們成為西方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旁觀者，強化他們對西方的認同。第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時期就已經確定了要向歐洲文明看齊的方向，當時土耳其并不存在蘇聯的威脅，而且在獨立戰爭時期，還得到蘇聯的經濟支持和同情。蘇聯的威脅只是在土耳其與西方完全結盟之后才出現。另外，在20 世紀50 年代蘇聯的威脅并不嚴重的情況下，土耳其進一步加深了與西方的關系。在冷戰時期，蘇聯極力爭取土耳其在東西方之間保持中立，但土耳其仍然堅定地與西方站在一起，即使是在塞浦路斯問題上沒有得到西方支持的時候也是這樣。[26]冷戰之后，隨著外部安全環境的改善，一些學者認為土耳其與北約的關系將會松懈，因為它的文明是伊斯蘭的而不是西方的。但土耳其并沒有這樣，而是堅定地與北約站在一起，因為北約不僅僅為自己提供了安全，更重要的是一種確認自己認同西方文明的象征。[27]

四 初步結論

建構主義已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三個主要流派之一，除了進行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外，實證方面的研究也蔚然興起，國家的外交政策成為其研究的重要內容。這種分析所使用的概念、關注的層次可能不同，但都為我們更全面地理解和認識國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知識基礎。

1．建構主義通過把規范和認同納入到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來，為我們呈現了一幅解釋外交政策變化的知識圖譜。規范和認同在主流理論中僅僅作為解釋行為的剩余變量來對待，而建構主義恰恰把它們作為自己分析的起點，要質疑它們，也就是說，行為體的規范和認同原來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東西不過是行為體建構的結果，是行為體把自己創造的東西看成了外在于自己的客觀實在，即由becoming 變成being。隨著行為體的互動實踐不同，規范和認同也就不同。規范和認同不再是主體的，而是主體間性的，它們附著于行為體，但并不能還原為行為體本身，具有體系結構的性質。這種結構不僅約束行為體的行為，而且還可以改變行為體的身份。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不同，因而也就決定了外交政策的不同。所以，一旦行為體在互動的過程中被賦予新的身份，建立起新的規范，我們原來所看到的國際政治圖景就會發生改變。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

2．從方法論的角度而言，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在研究國家的外交政策時并沒有根本的沖突，彼此并不排斥，在某些方面還是互補的。建構主義和理性主義都是研究社會互動，兩者相結合可以對政治行為(其中包括國家對外政策)給予充分的解釋。“行動者的理性行動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對行為體和效用的詳細描述卻不在分析之內，因此，在分析開始之前，它是先驗給定的，只有在理論上理解相關的行動者是誰，相關的結構是什么，在經驗上明白那些行動者可能需要什么，社會結構的內容可能是什么之后，建構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才能對國際政治提供實質性的解釋。”[28]如果能夠確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過程中不發生變化，那么，理性主義模式就可以解釋行動者在互動過程中的戰略選擇和應對行為，是一個非常有用的解釋模式。如果身份和利益在發生變化，那么建構主義就是一種很好的解釋模式。[29]

3．建構主義的外交政策視角為理解我國的對外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啟示。[30]改革開放20 多年的時間，既是中國綜合實力明顯提升、物質力量壯大、正在走向崛起的時期，也是中國參與國際社會、國家身份再造和國家社會化的過程。現在，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比任何一個時期都頻繁，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已經越來越離不開國際社會。國際社會不只是國家戰略博弈的舞臺，還是約束和建構國家的一套規則和規范，國際規范自然會對國內政治產生深刻影響，即國家的社會化過程。另外，中國國家身份的再造在兩個層次上進行。一是國內層面，傳統文化、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等方面都出現新的變化，最重要的是國內社會結構的轉型，從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二是國際層面，就是中國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觀念互動，即形成新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目前的中國，可以說是國家身份再造的關口。國內和國際結構的深刻變化決定了中國外交的復雜性，中國不僅對自己進行新的定位，世界也在關注中國的未來走向。世界關注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國家實力，更是這種力量所蘊涵的社會意義。冷戰之后中國強調要做負責任的大國非常明確地體現了對國際社會的新的認同。[31]這種身份的變化已經對外交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注釋：

[1] David J.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ndrew Linklater，ed.，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2000， pp.835-848.

[2] 參見［美］肯尼思·沃爾茲著，胡少華等譯：《國際政治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p.54-57.

[3]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14.

[4]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48.

[5]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pp.297-298.

[6] 參見肯尼思·沃爾茲：《國際政治理論》，1992 年版。

[7] 參見［美］漢斯·摩根索著，楊歧鳴等譯：《國家間政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版；［美］羅伯特·吉爾平著，武軍等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美］約翰·米爾斯海默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小約瑟夫·奈著，張小明譯：《理解國際沖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年版。

[8] Volker Rittberger， 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pp.45-47.

[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69-100.

[10] 關于此處的推論邏輯和下面涉及的適當性邏輯的概念，參見James G.March， and Johan P. 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943-969。

[11]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29-46.

這里的建構主義主要指中間立場的建構主義。

[12]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p.384-396.

[13] Volker Rittberger，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5-132.

[14]［美］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年版，第282頁。

[15]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Routledge， 2003， p.29.

[16] Paul A. Kowert，“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in Glenn Chafetzs，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1-34.

[17] Steven Smith， “Foreign Polic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Sharpe， 2001， pp.38-55.

[18]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J.Katz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13 頁。

[20] Thomas Banchoff，“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5，No.3，1999，pp.259-289.Josef Janning， “A German Europe —－A European Germany? On the Debate ove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1996， pp.33-41. Volker Rittberger，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1]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Kenneth N. Waltz，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1998， pp.44-7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8.

[23] Thomas Banchoff， “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283.

[24] John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9， pp.763-803.

[25]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323.

[26]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p. 4-8.

[27] Yucel Bozdaghoh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 83.

[28] ［美］瑪莎·費麗莫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6 頁。

[29]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456 頁。

[30] Yong Deng， “Escaping the Periphery: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42-70. Hongying Wang，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in Weixing Hu， 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pp.71-91.

[31] 參見秦亞青：《國家身份、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 年第1 期，第10-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