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邏輯與史實

“世”文作者重新定義了許多在當代國際關系文獻中已有明確定義或已有約定俗成的用法的術語，其中有些定義和用法是不合邏輯的。

例如，文章一開頭便提出了“世界體系”的概念，稱其包括“國際體系” ( 指國家間體系 ) 和“全球體系”兩層含義。如果如作者所說，“全球體系…不僅是國際體系在規模上的擴大，而且具有更加復雜的結構；…是多層次的多元體系，其主體不限于主權國家” ( 第 1 ～ 2 頁 ) ，那么“全球體系”的概念顯然包容“國際體系”并因而等同于他們定義的“世界體系”，為什么要用兩個不同的術語來表述同一個概念，造成概念混亂呢 ? 而且，作者所要區別的狹義的與廣義的國際關系早有現成的術語可用，根本沒有必要去生造一套自己的術語，更不應擅自重新定義現有的術語。在當代國際關系文獻中，國際體系 (internationalsystem) 是一個有確定含義的概念，系指一切國際行為主體以及它們之間關系的總和，包括國家間的關系 (interstaterelations) 和其他非國家主體 (nonstateactors) 之間的關系。雖然早先國際關系的指謂以狹義的國家間關系為主，但隨著非國家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的增長，廣義的指謂在最近二十多年來早已成為普遍接受的用法，反而在特指狹義的國家間關系時使用“國家間關系”一詞。全球體系 (globalsystem) 一語與國際體系基本同義，有時與后者混用或換用，只是使用頻率要低得多。“世界體系”卻是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名詞，亂用不得。在國際關系文獻中，只要提到“世界體系”一語，就一定是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Wallerstein) 在《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所闡述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由此而發展起來的以階級分析為特征的國際關系學說。這一學說是同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并列的國際關系理論三大流派之一，只是影響遠遜于其他兩派。用這個詞來指代國際體系，勢必引起混亂無疑。

象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例如“世”文對世界秩序與國際秩序的區別也屬多此一舉，因為它們的指謂基本相同。在西方文獻中，“世界秩序” (worldorder) 本是廣泛通用的術語，也有人以“國際秩序” (internationalorder) 換用或混用的，倒也并未構成任何問題。中國過去一直沿用國際秩序一語，意思實際上同世界秩序并無二致。如果要區分局部的、區域的國際秩序和總體的、全球的國際秩序，那也盡可以用附加限制性定語解決，如“東亞地區國際秩序”或“國際經濟秩序”等等，而沒有必要作這種無謂的區分，更沒有必要去置換一個已經沿用成習的熟語。又如“世”文作者花了不少筆墨援引弗蘭茨·舒爾曼的話去用“世界王國”替換早已用熟的“帝國”一詞，卻不說明為什么要這樣做。在從中文“天下”譯到英文 worldrealm， 又再從 worldrealm 折回到中文“世界王國”這樣繞了一個大圈子后，在整篇文章中除一次作為“或曰”后的附加語外再沒有使用過這個新詞，而是繼續使用“帝國”一詞。這樣做法似乎有點畫蛇添足。

術語規范化是任何一門學科存在的前提，不使用統一的術語就無法進行學術交流。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創造新術語或重新定義舊術語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方可實行，例如在舊術語已經無法包容新觀念、新思想，或舊術語本身引致混亂的時候，而且只有在獲得學界多數認可后才能確立其正統性。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要與國際同行積極對話就更應該注意術語的規范。正當這一學科在中國起步不久之際，這個問題的意義尤為重大，務必引起高度重視。

“世”文作者不僅隨意改變一些術語的既定含義，而且在另一些術語的使用上也表現出理解錯誤和邏輯混亂。例如，在該文第二頁上有關世界體系結構的定義中有“世界多極化或稱均勢結構”一說。首先，“多極化”既可以指一個經過一系列變化后穩定下來的持久的結構，也可以指這一系列變化本身，這是由漢語的多義性引起的，按原文的意思，似應用“多極結構”一詞。第二，多極同均勢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一方面，多極世界可以存在均勢，也可以不存在均勢；另一方面，均勢可以存在于多極世界，也可以存在于兩極世界，如冷戰期間美蘇之間的均勢。顯然，把多極和均勢這兩個概念等同起來是錯誤的。

“世”文作者接著又說，“有些學者（指羅伯特·吉爾平）將多極世界進一步分為兩類：二元結構…；均勢結構，即三個或更多國家…控制相互的行為” ( 第 2 ～ 3 頁 ) 這里問題又不少。首先，吉爾平的原文是把國際體系分成帝國或霸權、兩極和均勢三種結構，并沒有說過把多極世界作“二元”和“均勢”之分。 [1] 其次，不管這話是誰說的，把兩極和均勢對立起來，并且把均勢明確定義為不包括兩極均勢的說法肯定是不對的。這個道理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了。再次，如果照“世”文作者先前所說，多極世界等同于均勢結構，那么這個均勢結構怎么還能分成二元結構和均勢結構兩個部分呢 ? 這豈不等于說概念 A 包括概念 A 和概念 B ——一種典型的形式邏輯錯誤嗎 ? 復次，“世”文作者剛引用過“三個或更多國家”相互制約的均勢結構定義，轉眼又“把二元結構視為均勢結構的一種特例”，這里的自相矛盾不是太明顯了嗎 ? 要是換一種說法，把“二元 ( 即兩極 ) 結構”看成是多極結構的一種特例倒是可以的。

“世”文作者的另一個明顯的邏輯錯誤在于他們定義三種不同結構的世界秩序時使用了不同的標準。這是形式邏輯中典型的“雜糅”錯誤。一般來說，國際體系的結構可以依照組織原則 (orderingprinciple) 分為無序 (anarchy) 和有序 (hierarchy) 兩種，或依照實力分布分為單級 ( 即世界帝國 ) 、兩極和多極幾種。“世”文作者把世界帝國和多極這兩種以實力分布劃分的類別與“世界共同體”這一以組織原則劃分的類別 [2] 并列在一起，這樣做是不夠嚴謹的。

除了概念與邏輯的混亂外，“世”文中還出現了大量史實上的錯誤，令人對建立在這些“史實”基礎上的立論的有效性產生懷疑。例如，“世”文作者聲稱，“在近代歐洲形成國家體系或曰國際體系之前，國家秩序與世界秩序沒有嚴格的區分。在霍布斯所謂的‘自然狀態’讓位于‘文明狀態’時，國家秩序與世界秩序是結伴而生的。” ( 第 2 頁 ) 這種說法不僅不合史實，而且有悖常識。既然世界秩序是指國際秩序，那么當然先得有國家 ( 和國家秩序 ) ，才有國際關系，才有世界秩序，兩者怎么可能“結伴而生”呢 ? 再說，在國際體系形成之前，何來世界秩序，又何以同國家秩序“沒有…區分”呢 ?

“世”文關于“均勢”的許多說法也很成問題。例如，“均勢結構在世界歷史上最初以‘歐洲均勢’的形態出現”，“均勢結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 ( 第 3 頁 ) 事實上，歷史上有記錄可查的國際均勢的實踐和理論，在東方可以追溯到紀元前八世紀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縱橫捭闔， [3] 在西方則以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記述紀元前五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名著為最早，都遠不止幾百年的歷史。如果遠的不算，那么近代國際關系中均勢的存在只有在 1815 年維也納會議到 1914 年一次大戰爆發之間的“長期和平”時期和最近的冷戰時期，一共不過一百多年歷史。又如，說“ 18 、 19 世紀英、法、俄、普、奧五強爭雄，都把均勢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 ( 第 3 頁 ) 。事實上，整個 18 世紀中真正奉行均勢政策的只有被稱為“平衡者” (thebalancer) 的英國，以不斷變換國家聯盟的方式去防止爭霸的法國和奧國中的任何一方占據優勢。真正到歐洲列強都接受均勢為各自的政策目標和共同的關系準則，那還是 19 世紀初維也納和會以后的事，只有這段時期才能稱為均勢的“黃金時期”。至于說什么“均勢結構如日中天，繼續處于從歐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百年擴展之中” ( 第 4 頁 ) 更是令人莫名奇妙。自冷戰結束后，全球均勢早已不復存在，而為單極霸權所取代 ( 其判定根據為，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可以抗衡美國這個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 ) 。即使對此有不同意見，均勢結構也遠不是“如日中天”，處于“擴展之中”。何況 19 世紀歐洲的“百年均勢”早已為兩次世界大戰所打破，這“百年擴展”又從何談起 ? 至于它“從歐洲秩序向全球秩序”的擴展，則在冷戰時期即已完成，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了。

如果說上述種種都還純粹出于史實上的錯誤，那么下面指出的錯誤就不光是事實上的出入，而且似乎是帶有偏見的對歷史的曲解了。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作者對中國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的見解。“世”文作者引蔣廷黼的話說，“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于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 第 2 頁 ) 我沒讀過蔣氏的著作，手邊一時也沒有可以核對原文的資料，無從得知引文的準確性及其上下文，因此我的批評僅限于這段文字而不牽涉原著。中國在近代歷史上被迫與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根源在于雙方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懸殊。當時清廷對外部世界的無知無疑加重了中國外交的困境，但是如果把這當成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便未免有些本末倒置。只要中國抵不住人家船堅炮利的優勢，你的外交再能干，法制再發達也是枉然。反過來說，如果中國在當時是世界主要強國，恐怕“近代文明的水準”也會為之改觀。

其次，讓我們再看看“世”文作者對世界大國興衰交替的規律的看法。在該文第 11 頁上，他們借用莫德爾斯基的話斷言，“近 500 年來的挑戰者國家統統失敗了；新的世界領導者統統是先前世界領導者的主要伙伴”，連“挑戰者的合作者”也“將隨著挑戰者同遭厄運”。看來這霸權是無論如何反不得的，不然，無論主從一律沒有好下場。不過出路總還是給的，希望也不致完全破滅：“世界領導者的伙伴…可能…得到領導者的支持、保護和其他實惠，甚至有機會后來居上，成為新的領導者”。只是“世”文作者有一點關鍵之處沒有交待清楚，那就是即便你有心給人家當伙伴，人家憑什么一定會要你，而人家不要你的時候又怎么辦。不過這個問題這里暫不討論，先看看他們對大國興衰規律的總結是否合乎史實。

大家知道，有史以來真正能稱得起“世界領導者”的國家，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享有霸權的國家，不過英、美兩家。查一查這兩家世界霸主的興起，無一不是通過向舊秩序、舊霸主進行挑戰甚至戰爭而達成的。假如沒有英國海軍大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勝利 (1588) ，沒有摧毀荷蘭海上優勢的三次英荷戰爭 (1652 ～ 1674) ，就不可能有英國的海上霸權，也就不可能有“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對美國來說就更是如此。美國這個國家本身就是在對舊秩序、舊霸主挑戰的戰火中誕生的。在此后美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一個多世紀中，盡管美國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把它同舊世界隔開，使它免于卷入歐洲權力政治的糾葛，然而它同歐洲列強的關系依然遠非和諧與合作，相反卻充滿了緊張與對抗，甚至不得不訴諸戰爭。 1812 年，美國在獨立戰爭后僅三十六年就因不堪忍受英國依仗海上霸權對美國海上貿易橫加壓制而發動第二次對英戰爭，不惜付出包括首都華盛頓遭英軍一把大火夷為平地在內的慘重代價，最后終于反敗為勝，為日后躋身列強奠定了基礎。此后的一個世紀中，美英關系持續緊張，爭端不斷，在美國內戰時期因英國破壞對南方的禁運再次滑到了戰爭邊緣，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英國還在對美國的海上貿易百般刁難、橫加限制。與此同時，美國在 19 世紀內軟硬兼施地把歐洲列強以及墨西哥擠出現為美國大陸本土的疆域后，又在世紀末發動對西班牙戰爭，奪取了這個垂死帝國從加勒比到菲律賓的殖民地，完成了向殖民帝國的進軍。至于世界霸權在從英國向美國轉移的最后階段沒有出現新舊霸主之間的殊死搏斗，則是因為適逢兩次世界大戰替美國把拆除舊廟的臟活給代辦了。

世界霸主的興起如此，其他次一等的強國也概莫能外。本世紀初葉德國、日本、蘇聯都是后起大國，都注定要挑戰舊的國際秩序，最后前二者以失敗告終，后者一時成功，無不都是戰火考驗的結果。這個道理，其實就是羅伯特·吉爾平那本《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的精髓：“歷來解決國際體系結構與國際實力分布之間失衡的首要方式就是戰爭，或者具體地說，是霸權戰爭。” ( 同注 1 ，第 197 頁 ) 當然，挑戰者的風險是很高的，搞不好會一敗涂地，因此如何降低這種風險便是新興大國必須慎重對待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靠當小伙計“熬出頭”而成為世界領袖的，歷史上還不曾有過，今后也不太可能出現。今日的德國和日本雖然富有，但在國際政治上卻幾無獨立影響可言，難以擺脫隨從美國的地位，恰恰證明了這個道理，而不是相反。

在所有“世”文中有關史實的謬誤中，最令人費解的就是該文第二頁上的如下一段話：“進入 20 世紀后，隨著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瓦解，世界性帝國或曰世界王國的歷史階段便告結束。”首先，俄、土帝國的終結在一次大戰中間或戰后，其時“世界性帝國”的歷史還遠未到結束階段，因為英、法、美、荷、比、葡、意、日等一批擁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國還依然健在 ( 截至二戰爆發前，世界上尚有 2/5 的土地和 1/3 的人口處于殖民統治之下 ) ，其中有些維持到二戰結束，有些則一直存在到六十年代非殖民化進程完成。再者，俄帝國垮臺后又有新的蘇聯帝國接班；美國在放棄海外殖民地以后仍以新帝國主義的形式維持其世界帝國的實質。凡此種種，怎么能說世界性帝國的歷史階段早在一戰后“便告結束”了呢 ?

其次，俄、土兩個帝國在其滅亡之前早已是帝國主義國家中最衰弱的成員，其中奧斯曼帝國的瓦解更是早自一個多世紀前就已開始，到 19 世紀中葉就被稱為“歐洲病夫” (thesickmanofEurope) 了，為什么要把它們拉出來當“世界性帝國”的典型呢 ? 帝國主義國家中，與它們同時垮臺者月之 ( 如德帝國和奧匈帝國 ) ，比它們晚垮臺者更有之，為什么單把它們挑出來作為帝國主義滅亡的標志呢 ? 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二 . 世界秩序和理想主義

“世”文對 70 至 80 年代發展中國家提倡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和“世界信息和通訊新秩序”的評論也帶有偏見。這兩種新秩序的要害，簡言之就是要求改變國際經濟和國際傳播領域中發達國家壟斷、操縱的局面，提高發展中國家在這類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這一要求直接關系到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按照吉爾平的分類法應該是不折不扣的“系統性變革”，怎么會成了“互動的變化”，“世”文作者又怎么會“不認為它們真正勾畫了一種世界新秩序的圖景”呢 ? 在舊秩序中，北南雙方實力懸殊，北方不僅控制國際市場，而且還擁有操縱國際經貿和電訊體制 ( 即游戲規則 ) 的關鍵優勢，以致雙方差距日益擴大。“新秩序”的經濟主張要求北方對南方增加援助、給予優惠，其政治主張就是要求打破這種權力結構上的惡性循環。這樣的要求具有相當的合理性。況且從這一運動的效果來看，當時從北方國家爭取到相當多的讓步，改善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處境，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了發達國家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認識，這些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怎么能說是“不具有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進步作用”呢 ? 難道就是因為它曾經“令少數發達國家難堪”了嗎 ? 誠然，這一場斗爭最后遠未取得預期的效果，但這并不能說明其要求的不合理，而只能說明南方的實力距離有效地挑戰現存國際秩序還差得很遠。

把“國際經濟新秩序”同后來中國提出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兩者其實是本質相同而在適用范圍上相互平行的主張：一個適用于國際經濟而另一個適用于國際政治。它們的實質都是要打破權力的高度壟斷 ( 前者針對北方，后者先針對美蘇，后針對美國 ) 而代之以均勢。因此，把一個說成“確是一種世界新秩序”而把另一個說成恰恰相反是毫無道理的。至于“世”文作者指后者為“新”的根據更是牽強附會，據說是因為“均勢結構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從歐洲均勢、大西洋均勢擴展為名副其實的全球均勢。” ( 第 6 頁 ) 照此說來，冷戰時期的美蘇均勢是什么 ? 歐洲均勢 ? 大西洋均勢 ? 如果是這樣，那么除了這兩處以外的廣大地區在當時是處于一種什么狀態 ? 真空 ? 霸權 ( 誰家的 )? 還是別的什么 ? 他們給出的另一個根據是，中國主張的多極均勢是跨文明的全球秩序，而“歷史上的均勢體系均存在于單一文明圈內”，而且還特別說明這“共同的文明”包括“共同的宗教、語言和政治體制。”如此說來，美蘇兩國難道有共同的政治體制 ? 英、法、普、俄、奧又都有共同的宗教和語言 ?

從實踐上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影響和成效遠不及“國際經濟新秩序”，因為國際政治的多極化至今進展甚微，只能說還是一幅遙遠的前景。從單極世界向多極世界過渡絕非易事，不是說說就能實現的，美國一極獨霸的局面看來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而“世”文作者竭力推崇的世界新秩序，就是從“現階段…以聯合國為中心實現人們久已期盼的世界聯盟”最終過渡到天下大同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合眾國”。 ( 第 3 、 4 、 8 頁 ) 很難相信時至今日還會有人重新舉起理想主義的旗幟來鼓吹世界聯盟甚至世界政府。看來有必要在這里把理想主義的淵源及其在國際關系學中的興衰作一簡單回顧。

一般認為，國際關系學中的理想主義可以追溯到 17 世紀荷蘭法學家格老秀斯和 18 世紀東普魯士哲學家康德，其要義就是為了消除國際關系中的無政府狀態和由此導致的連綿戰禍，人類應當建立世界政府并以國際法來規范國際關系。注意這里的“應當”二字，表明這一主張只是一種規范理論，并沒有太大的現實意義。到了一次大戰結束，空前殘酷的戰禍急劇提高了防止戰爭的迫切性，加上美國學者總統威爾遜的大力提倡，理想主義一時興旺起來。不過，威爾遜除了學者之外還是國際政治的實際參與者，他的主張不能過于脫離實際，所以他摒棄烏托邦式的世界政府空談而代之以較為實際的國際聯盟，希望以“集體安全保障” (collectivesecurity) 的設計來解決在人類歷史上反復引致國際沖突與戰爭的“安全兩難”問題。 [5] 國聯的失敗和二次大戰的迅速爆發使理想主義學說不攻自破，從此一蹶不振。二戰以后，現實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行為主義革命以后，國際關系學迅速向實證科學轉化，理想主義學派更加銷聲匿跡。即使在 70 年代中出現的向現實主義挑戰的自由主義學派，盡管在思想上與理想主義有著一脈相承的關系，也急于同它劃清界限，甚至把被論敵冠以“理想主義”視為貶低和輕蔑，因為那實際上是在暗示自由主義同理想主義一樣，不過是一種規范理論，夠不上現代政治科學意義上的科學理論。

當然，理想主義失勢的主要原因還不是它在兩戰之間實踐上的失敗，而是因為它甚至不能在紙面上解決國際合作和國際組織所無法逃避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在維持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如何對付背棄合作的行為 (defection) ，又如何強制執行國際法規 (enforcement) 。“共同愿望”、“集體制裁”這樣的話說起來很動聽，實行起來卻遠非那么簡單。集體制裁的一個前提是存在一個集體共識。遇到具體問題能達成共識固然理想，但達不成共識怎么辦 ? 聯合國在冷戰期間長期陷于癱瘓，就是這一困境的最好寫照。冷戰結束后，有些人以為可以在國際事務中照搬國家內部民主程序中的少數服從多數的程序來解決這一問題，但他們恰恰不懂得國際與國內政治的根本差別就在于前者是無政府狀態而后者則有國家機器強制執法。在民主社會中，少數不能不服從多數，否則就得面對警察、法庭、監獄；在國際事務中，少數不服從多數又能拿它怎么辦 ? 集體制裁嗎 ? 那得看是誰制裁誰。自 1992 年至今，聯合國大會連續七年每年都以幾近全體的多數 ( 僅 2 ～ 3 票反對，數票棄權 ) 通過決議譴責并要求取消美國對古巴實行了 40 年的經濟封鎖。然而美國非但置若罔聞，反而在兩年前變本加厲，以它的國內法代替國際法，反過來要對同古巴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或公司進行制裁，引起許多國家包括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和加拿大的抗議。然而抗議歸抗議，美國照樣一意孤行，不為所動；誰也動不了它一根毫毛。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如果聯合國只是大國、強國制裁小國、弱國的工具，那么這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又有什么區別 ? 或許唯一的區別就在于聯合國為強權政治披上了一層合法、正統的外衣，而這比沒有更糟，因為那樣至少真相還不至于被模糊。

國際合作與國際組織面臨難以逾越的障礙，關鍵在于根據聯合國章程和普遍接受的國際關系準則，國家主權迄今為止還具有至高無上、不可侵犯的地位。一個主權國家可以根據其國家利益決定參加、不參加、或參加后再退出任何國際合作或國際組織，而沒有任何凌駕于國家主權之上的權威可以強迫它怎么做。正因為如此，所以國際合作缺乏保障、往往難以維持。冷戰結束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一些學者、官員大談從淡化傳統主權觀念起步向國際合作以至國際一體化演進，大造主權過時論的聲勢。但那都是對人不對己的，意在破除 " 不干涉別國內政 " 這一已經確立的國際關系準則的束縛，以達影響他國內部事務進程的目的。對于維護本國主權，美國歷來是毫不含糊、不遺余力的。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盡管以世界人權警察自居，卻遲至 1992 年才有保留地批準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公約；而且盡管美國不斷對中國施壓促其加入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公約，它自己卻至今沒有批準這一公約。如此自相矛盾使美國在世界輿論面前顯得難堪，但美國卻寧可承受這一政治代價也不輕易妥協，其原因就在于美國傳統上對加入國際條約一貫高度戒備，惟恐讓美國國內法受國際法的支配而使美國國家主權受到哪怕是最輕微的限制。

說到底，“世”文作者憧憬的世界新秩序究竟是什么呢 ? 盡管他們先說應以聯合國為中心向世界聯盟過渡，但又馬上自我否定說 " 全球一體化更可能是局部一體化擴張的結果，而不是全球大小國家平等談判的結果。 "( 第 9 頁 ) 所謂 " 局部一體化擴張 " 的意思，就是在 " 一個帝國范圍內首先產生一種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然后再擴張到全球范圍 "( 盡管他們剛剛說過 " 帝國結構早已成為歷史 ") 。如所周知，目前世界上唯一能稱得上 " 帝國 " 的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體系。因此 " 世 " 文作者的意思至此已經十分清楚，那就是非西方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都應當接受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爭取成為帝國的一員并努力當好 " 忠誠反對派 " 。據說這一帝國在經過內部整合和外部擴張以后就可以達到天下大同的 " 世界共同體 " 的理想境界，而中國在 " 韜光養晦 " 到一定程度后便有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 " 世界領導者 " 。

然而事情遠沒有 " 世 " 文作者想象的那么簡單。首先，除非是超強霸主，否則成為世界帝國的一員就意味著放棄或部分放棄國家主權而接受帝國中心 -- 眼下就是美國 -- 的控制。如果 " 喪失主權 " 這個詞組對有些人來說還過于抽象的話，那我們不妨把它設想得具體一點。譬如，交出了政治主權后，一旦帝國中心要求讓臺灣、西藏甚至新疆、內蒙獨立，作為從屬國家的中國就不能說不。又譬如，交出了經濟主權后，人民幣的國際匯率就不再在北京，而是在華盛頓決定了。諸如此類的前景對主張 " 主權過時論 " 的 " 理想主義 " 者也許是無足輕重甚至是可取的，但恐怕不會為多數中國人所容忍。

其次，想要通過充當 " 國際體系內合法的忠誠反對派”達到“有朝一日…順利坐上世界領導者的頭把交椅”的目的，實在是白日做夢，而且象“世”文作者的許多想法一樣又是自相矛盾的：既然對帝國效忠，就不應私存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貳心”，不然何“忠”之有 ? 如果說“忠誠反對派”意思是通過“合法斗爭”實行“和平演變”，那么成功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其原因有二：第一，帝國體系內規范各國行為和關系的準則、法規都是依主宰國家的意志訂定的，總是有利于主宰國家而不利于其他國家，尤其不會有利于有潛力挑戰其主宰地位的國家的實力增長。第二，正因為主宰國家握有“立法”大權，所以當它的主宰地位受到威脅時，它總是可以改變游戲規則使之對己有利。

再次，即使奇跡出現，上述障礙能夠克服，這一關于中國“戰略選擇”的設計還有一個關鍵的漏洞，那就是一廂情愿。冷戰以后，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擴張其勢力范圍時是非常謹慎小心的，不是誰想進去當順民都照單全收的。北約東擴，就把一批前華約國家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拒之門外；同樣，歐盟不單對一些東歐國家關門，而且對多年的北約成員土耳其也不留情面。“世”文作者憑什么就有把握說人家一定會要你去當什么“忠誠反對派”呢 ?

不過，最不可思議的還數下面這一段：“如果實現了全球政治一體化，在一種民主的世界秩序中，中國十幾億選民的發言權自然能夠壓倒美國十幾艘航母的發言權。” ( 第 12 頁 ) 既然實現了“全球政治一體化”，所有人類就都成了世界公民，“國”的概念就不再有意義，又何分中國美國 ? 國既不國，又何來“美國航母”、“中國選民” ? 又憑什么假定中國血統的十幾億選民會以統一步調投票 ? 而且既然凡事均由選票定奪，航空母艦還要來做甚 ? 如果世界真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而且真會以民族為單一投票集團，那么人口的多寡就成為爭取民族利益的關鍵所在，而當今世界的軍備競賽就應讓位于生育競賽了，這豈不成了劃時代的發現 ? 三現實主義、美國和中國

如前所述，理想主義在國際關系的理論和實踐上均已破產，而且復蘇無望。對理想主義的盲目追求，非但與事無補，反而會給民族以至世界帶來危險和災難。戈爾巴喬夫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在對內試圖糾正前蘇聯體制的弊病、對外試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時遵循的是純粹道義原則而不是現實條件所允許的漸進改革，結果使一個超級強國淪落到連生存都無法自保的悲慘境地，使世界從原本相對穩定的均勢結構滑落到一個充滿動蕩、沖突和霸道的局面。

既然理想主義此路不通，剩下的選擇就只有現實主義了。 [6] 然而在“世”文作者看來，現實主義罪莫大焉，甚至把它和日本軍國主義扯在一起。這就造成了為現實主義正名的必要。

對現實主義的誤解以至歧視，在西方也有，但遠不及中國為甚。這大概同中國至少在口頭上“重義輕利”的傳統道德觀念有關。在一般人心目中，現實主義等同于世俗意義上的“實用主義” ( 這對哲學中的實用主義也是不公平的 ) ，或者說白了，就是不講原則、唯利是圖、損人利己。這其實是極大的歪曲。不錯，現實主義確實強調利己 (selfinterest) 是包括個人和國家在內的一切理性主體 (rationalactors) 行為的根本動機。但這只是承認現實世界的客觀存在，順應人類行為的自然傾向。在國際政治中，由于各國都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而國家利益又表現為國家權力的極大化，且國家權力又具有相互抵銷的不相容性，因此國家間的利益沖突便不可避免。這就解釋了人類歷史上何以沖突與戰爭連綿不斷的現實。現實主義認為，在沒有證據顯示人類本性可以改變的前提下， [7] 國際沖突與戰爭這一問題無法從根本上得到解決，而至多只能加以控制、緩解。緩和國際矛盾的主要途徑，一是遵循所謂“明智的國家利益” (enlightenednationalinterest) ，二是按照國家實力分配國際利益。“明智的國家利益”的意思就是審慎地界定本國正當或適度的國家利益，不要過分擴張到別國無法接受的地步；而且在維護本國利益和安全的同時也承認和尊重別國的正當利益和安全考慮。這兩條原則實際上也是出于利己動機，只是做得更聰明一點罷了，因為它認識到利己過度就會過分侵害別國利益而引起別國的反彈；而不承認、不尊重別國利益也會引致對方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兩者都會反過來損害自己的國家利益。至于國家利益如何界定為“正當”、“適度”，而國家利益之間發生沖突又該如何解決，現實主義認為最接近自然法則的按實力分配利益的做法雖不完美，卻是可能范圍內的最佳方案，比任何一種人為設計的方法都更可行、可靠。如果世界各國都能接受并遵循這兩條原則，多數國際沖突就可以通過談判而不是戰爭獲得解決。

表面上，現實主義似乎在露骨追求利己主義和強權政治。實質上，利己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貫穿于人類歷史的客觀存在，現實主義不過是正視這一現實，并提出加以節制、引導的辦法，這比回避現實、空想誤國的理想主義和滿嘴里公理正義、滿肚子弱肉強食的假理想主義、真霸權主義不知要好多少。在國際關系史上，大國從來都有擴張勢力范圍的傾向。按照現實主義的邏輯，這種擴張應當有所節制，因為過度擴張會損害國家利益；但是按照理想主義的邏輯就不會有節制，因為歷來的大國都自以為是公理和正義的代表和化身，而公理和正義的擴張自然是多多益善，為什么要加以限制呢 ? 因此，從中世紀的十字軍圣戰到本世紀的意識形態征伐，都是沒有止境的。表現在大國的外交政策上，現實主義代表一種保守的、謹慎的、節制的和穩重的主張。由于它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宗旨，所以在需要為之付出巨大代價時也能獲得國內公眾的支持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持久性；由于它以實實在在的國家利益為準繩，因而進退有據，具有較高的連貫性和可預見性——這對國際政治的穩定是極其重要的。作為對比，理想主義往往不是流于意識形態狂熱便是失之偽善，其政策主張往往過激、冒險、擴張性強而且自以為是。由于它所依據的是沒有堅實基礎也沒有明確界限的主觀意志或意識形態，所以往往得不到公眾的持久支持而搖擺不定、反復無常，當然就談不上政策的可預見性了。這樣的政策既無益于本國的國家利益，也常常給別國以至整個世界帶來威脅和災難。

美國的例子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同一般人的想象相反，戰后美國外交決策中主張對外擴張、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的，更多的是所謂的理想主義的信徒；而反對海外過度擴張、反對無端 ( 指不涉及美國重大利益 ) 卷入別國內政的，則往往是現實主義者。越戰期間，包括漢斯·摩根索、萊因霍德·尼布爾、喬治·凱南、阿瑟·斯萊辛格、沃爾特·李普曼以及肯尼思·沃爾茲在內的一批當代現實主義大師都是反戰的積極分子，其原因不是他們不愛美國，也不是他們不反共產主義，而是他們認為越南的得失不關系美國的重大國家利益，不值得為之付出那么高昂的代價。新現實主義的創始人沃爾茲在評論朝鮮戰爭時指出，當麥克阿瑟把戰線推到鴨綠江邊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國都會象中國一樣作出同樣的反應，而不會坐視在自己的邊境出現一個敵對國家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中國參戰是維護本國正當利益的理性行為，而美國則犯了擴張過度的錯誤。美國要在自己的周邊建立安全緩沖區，就得承認別的大國也有同樣的權利，否則就不能自圓其說 [8] 。這就是現實主義的邏輯。

與此相反，戰后時期美國歷次海外軍事行動最堅決最強硬的支持者，都是那些美國至上的意識形態狂熱分子。從 70 年代末起，美國外交政策圈內更出現了一股自詡為“以實力為后盾的理想主義”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狂熱鼓吹要用美國的實力去實現以美國的意識形態征服全世界的目標，竭力支持美國從入侵格林納達到出兵海地的一系列軍事行動，同時也力主用高壓手段在人權、貿易、臺灣、西藏、武器擴散等一系列問題上逼迫中國就范。

對于世界各國來說，現實主義的美國更好對付一些，因為盡管它相信實力外交，但對別國的要求總還有個限度，同它打交道也總還有章可循；不象標榜理想主義的美國，只要哪個國家不合它的意識形態，甚或只要它看不慣哪個國家，就動輒打起主持正義的旗號，對別國實行孤立、封鎖等壓制措施，甚至不惜進行軍事入侵。

同他們對現實主義的曲解、對理想主義的幻覺一樣，“世”文作者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解也表現出膚淺和無知。說它膚淺，是因為它所依據的僅僅是官方宣言——世界上還有什么能比官方宣言更冠冕堂皇的嗎——而不是實際政策，有悖于“聽其言”外還要“觀其行”的古訓。說它無知，是因為它竟以為自威爾遜至羅斯福至布什，美國都是理想主義的“世界新秩序”的倡導者。事實上，美國的外交政策要比這成熟得多，不至于幼稚到真的去相信“世界大同”的神話，而且冷戰以后的美國甚至連“世”文作者所熱衷的將其帝國“擴張到全球范圍”的興趣都沒有 ( 因為擔心隨之而來的義務和代價 ) ，更不用說“以聯合國為中心實現…世界聯盟”了。美國除了聯合國能被用來為自己的政策服務的少數幾次例外 ( 如朝鮮戰爭和最近的波斯灣戰爭 ) ，從來沒有把聯合國當一回事；自里根時期起更是對之百般攻擊、多方掣肘，一直到現在還拖欠了 16 億美元的會費拒不交納，企圖以此迫使聯合國完全順從美國的旨意。這樣的“世界領袖”怎么帶領世界走向大同 ?

事實上，除了不時受到理想主義的沖擊外，美國外交政策從來都是以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從本世紀初美國成為世界主要強國以來，外向型的理想主義宏論雖然高唱如云、不絕于耳，可是一旦這樣的政策同美國重大國家利益發生沖突，就會很快被國家理性 (raisond'etat) 的不可抗拒的引力拉回現實的軌道。被許多人奉為理想主義楷模的威爾遜總統，就推行過許多同他鼓吹的理想主義的國際關系準則南轅北轍的政策。例如，在一戰后的巴黎和會上，他代表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列強一起拒絕中國把德占山東歸還中國的要求，卻在凡爾賽和約中明文規定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讓與日本，直接違反了他在著名的“十四點”中提出的殖民地人民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以及一切國家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均應得到保障的主張。其實，在此之前的 1917 年威爾遜就指令他的國務卿同日本簽訂了蘭辛—石井協定，以美國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權換取日本不反對美國在中國其他地區的門戶開放政策；并同時附署一項秘密備忘錄，雙方承諾不以武力改變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已經劃定的勢力范圍，又直接違反了威爾遜主張公開外交、反對秘密協定、反對劃分帝國主義勢力范圍的公開立場。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對日、英、法等國的殖民主義和強權政治讓步的原因，說來也不很“理想主義”，原來是為了換取它們放棄在和約中寫入針對美國的一些條款，諸如降低關稅、放寬移民政策、消除種族歧視以及最令美國惱火的放棄門羅主義等等。說穿了，理想主義的威爾遜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與其他帝國主義列強沆瀣一氣，進行了一場骯臟的瓜分世界的交易。也還是這個理想主義的威爾遜，一面唱著尊重民族自決和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的高調，一面卻連年對海地 (1915) 、多米尼加 (1916) 和古巴 (1917) 進行武裝入侵，干涉這些小國的內政；又兩次出兵墨西哥武力干涉該國民主革命，企圖扶植親美政權；還兩次派遣遠征軍與其他列強一起入侵蘇俄 (1918 — 1920) ，破壞了所有那些他所鼓吹的國際關系準則。

美國提倡的理想主義國際關系準則往往是對人不對己的。在這一點上，二戰時期的羅斯福與一戰時期的威爾遜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從德黑蘭到雅爾塔的歷次三強峰會上，羅斯福一方面同英、蘇共同策劃戰后世界勢力范圍的重新劃分，一方面卻又冠冕堂皇地反對英、蘇兩國瓜分巴爾干。這樣明顯的雙重標準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友英國都無法忍受。邱吉爾曾私下攻擊美國對強權政治的批評是“純粹偽善”：“擁有一支比任何國家都大兩倍的海軍是不是‘強權政治’ ? …把全世界的黃金都囊括一空是不是‘強權政治’ ? 如果這還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強權政治’ ? ”另一英國官員也嘲諷道，“好象世界上還有比門羅主義更夠得上劃分勢力范圍似的。” [9]

對于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宣言，必須結合其時代背景和字里行間的潛臺詞一起細細玩味，才能悟出其中奧妙。如果單從宣言的紙面價值去理解，就很容易被誤導。在舉世公認為開現代人權之先河的美國獨立宣言 [10] 中有一句以“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為開端的名句，其中的“人人”其實并不真指每個人，而是指每個男性白人。試想宣言中列舉的那些“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神圣人權，同當時數十萬乃至后來增至數百萬的黑奴有什么關系 ? 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和聯署者中不乏奴隸主和種族主義分子， [11] 他們怎么會把低人一等的有色人種包括在“人”的范疇中呢 ? 同樣的道理，當威爾遜總統高談闊論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時，他自然也沒有把當時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國、弱國包括進去，否則就不會肆意踐踏拉美鄰國的主權，也不會在巴黎和會上把中國當作交易的籌碼了。

把“非我族類”的種族、民族或國家視為低人一等甚至二等、三等的自我優越感和惟我獨尊的“美國特殊論”至今在美國外交政策中還有明顯的流露。幾年前一個美國國會代表團訪問中國時要求中國限制武器出口。鑒于美國是世界上遙居首位的軍火商，一位中國領導人指出美國的做法不啻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于是美國一家主要新聞刊物的主編在社論中回敬道，世界上有許多事情本來就是只有美國做得而其他國家做不得的。 [12] 美國人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近年來美國不斷有人散布“中國威脅論”，說中國的軍費開支過高構成對鄰國的威脅。中國的軍費究竟高到什么程度以致威脅鄰國了呢 ?1995 年，中國官方公布的軍費開支為 702 億人民幣，按當年匯率約合 84 億美元；西方認為這個數字偏低，他們的估計在 270 — 280 億美元之間。 [13] 對比之下，同年美國軍費開支為 2620 億美元。也就是說，若以中國數字為準，美國的軍費高達中國的 37 倍；即使以西方數字為準，也有中國的近十倍之多。但是按照美國的邏輯，美國是國際正義的代表，美國的軍費再高也不會對別國構成威脅，所以盡管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美國的軍費還在繼續增長。而中國則不行，軍費再少也還是威脅，必須加以限制。

另外一個例子，是前兩年美國糾集一批國家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停止一切核試驗，據說是為了防止核污染之故。在美國導演下，西方輿論對中國核試大加撻代，一時間中國一下成了核污染的罪魁禍首。可是翻開記錄一查，截至 1996 年秋，中國全部核試驗 ( 包括大氣層和地下 ) 的總數不過 45 次，而以防止核污染英雄自居的美國卻有著 1054 次核試的駭人記錄。有這么多次核試墊底，美國的核技術早已成熟，而且美國的計算機模擬核試的技術已臻完善，不再需要用實爆進行試驗了，所以把臉一抹就可以“立地成佛”，并且立時掉轉頭來來指責別人。這些隱情從美國官方發表的要求世界各國停止核試的雄辯詞章中自然是讀不出來的。

當然，美國官方的理想主義宣言也不盡是表里不一或雙重標準的。在一定條件下，美國的政策也有可能符合其公開宣言的道義原則。但細究起來，這些原則得以貫徹往往是因為它們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并行不悖之故，而且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多半是不受張揚的國家利益，而不是備受矚目的崇高原則。這里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莫過于林肯對他率領北方與南方開戰的動機的表白。自美國內戰以降，舉世皆知北方是為黑人的解放、平等而戰，而林肯則是體現這一崇高理想的偉大領袖，卻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在給友人的信中透露他決定參戰的真正動機不是為了廢奴，而是為了使國家免于分裂：“我在這場斗爭中的最高目標是拯救聯邦而不是拯救或廢除奴隸制。如果我能拯救聯邦而連一個奴隸都不解放，我定會這樣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所有奴隸的方式拯救聯邦，我定會這樣去做；如果我能用解放部分奴隸而置其他于不顧的方式拯救聯邦，我也定會這樣去做。我對奴隸制和有色人種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相信那樣做有助于拯救聯邦。” [14] 林肯的話已經說得不能再清楚了：奴隸制的存亡，黑奴的命運，都是無關緊要的。只有國家的根本利益——聯邦的免于分裂，才是北方為之流血奮戰的真正原因。顯然，林肯的這番話同他在公開場合下抨擊奴隸制的慷慨陳詞絕成對照。然而由于內戰在客觀上既拯救了聯邦，又解放了黑奴，就不妨在大面上把話說得漂亮一點。

象這樣道義原則搭了國家利益的順風車，使美國既得到實惠又顯得高尚的事例舉不勝舉。最近的一例就是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當時美國帶頭組成了國際反侵略統一戰線，在聯合國認可下一舉擊潰伊拉克武裝力量，把科威特從薩達姆的侵略魔爪下解救出來，博得許多人，包括許多國人的一片喝采。這些人如此興奮的原因，是他們以為理想主義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國際正義和集體安全終于得到了實現：第一，侵略受到懲罰，正義得到伸張，弱小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維護；第二，世界各國聚集在聯合國的旗幟下合作保障國際安全，體現了集體安全原則，預示一種嶄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可是這些人也許高興得太早了一些，因為他們的幻覺建立在美國行動的道義原則的表象之上，而這種表象一旦到了與現實利益沖突之際便不復存在。如果說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侵犯、國際爭端不應訴諸武力是這場征伐所維護的道義原則，那么恰恰是美國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僅僅八個月對巴拿馬的入侵和占領給薩達姆作出了以強凌弱、踐踏小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榜樣。 [15]

前后不到一年時間，美國對小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態度何以來了 180 度的轉變呢 ? 除了美國相信自己有權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之上以外，答案只能從美國以至整個西方世界在海灣地區生死攸關的石油利益中去找。既然一樣要發兵，一樣要死人，說是為了國際正義和保護弱小國家不受侵略當然要比說是為了石油利益要來得光明正大、師出有名得多。至于聯合國和國際統一戰線的作用，美國決策人的自白或許能使那些喝采者清醒一些。前美國總統布什及其高級閣僚曾不止一次地公開表示，當時即使沒有其他國家的支持，即使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美國也會獨家單干到底。此言不虛。在入侵巴拿馬事件中，盡管美洲國家組織和聯合國大會全都以壓倒多數反對美國的霸道行為，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入侵，美國卻絲毫不為所動，沒有半點收斂。

美國式的理想主義在外交政策中最強烈的表現，就是要用美國模式去改造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它有時甚至不惜犧牲一些次要的、暫時的或局部的國家利益。但也正是這樣的“理想主義”，對其他國家的主權和獨立構成嚴重威脅，成為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矛盾的一個主要的、同時也是不必要的根源。除此之外，美國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基于現實主義的。 [16] 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輕信美國的官方宣傳而對美國外交寄予不切實際的過高期望，繼而當這種期望在現實面前破滅時產生了上當受騙的感覺，甚至轉而仇視其“偽善”。

用理想主義的標準去要求任何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不現實的，也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如若完全按照理想主義行事，則亡國滅種指日可待。對美國如此，對中國更是如此，因為中國的國力遠不如美國，不象美國那樣經得起為理想主義政策付出額外的代價，也不象美國那樣經得起折騰。然而這恰恰正是“世”文作者給中國外交開出的處方，也是那篇文章的危險所在。該文對中國外交方針的建議，其邏輯混亂已經到了難以與之辯析的地步；盡管如此，由于這個題目太過重要，我還是擇其要作以下三點評論。

第一，中國外交的出發點應當是什么 ? 答案應當很簡單，即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世”文作者卻有著不同的答案。在他們看來，中國外交應以不“引起周邊國家和其他大國的疑慮”或者要讓“全世界感到安心” ( 第 10 頁 ) 為圭臬。無獨有偶，最近在海外華人討論印尼暴徒迫害華僑、華裔罪行的一個網際論壇上也出現過同樣的論調，認為鑒于周邊國家已經對中國持有戒心，中國最好不要強硬抗議以免進一步引起鄰國的疑慮。再聯想到前一陣國內對《中國可以說不》進行口誅筆伐時提出的一大罪狀，就是此等不遜之言會助長“中國威脅論”的散布。可見這已經不是個別孤立的觀點而是一股流行思潮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確實需要積極的國際形象，也應當在國際公關上下功夫。但這決不等于逆來順受、委屈求全。無論在人際關系還是國際關系中，你越是馴順，越是忍讓，別人就越覺得你軟弱可欺，欺侮你的人也越多，你的糾紛和災難也就越多。相反，假如一個個人或民族在維護自身利益和尊嚴時從不含糊、決不示弱，反倒會贏得別人或別國的敬畏，而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在這方面，不少小國、弱國做得都比我們強，對今日中國外交來說，問題不在于強硬而在于軟弱，不在于挑戰世界秩序而在于維護自身利益與尊嚴；對中國的外交評論界來說，問題不在于民族主義而在于賈桂哲學。

第二，關于中國外交的主觀愿望和世界歷史的客觀規律之間的關系。“世”文作者援引吉爾平的理論宣稱，“如果認為現實主義是國際政治的唯一準則，崛起的中國必然要按照上述的實力增長不平衡規律行事…”。這一說法混淆了主客觀的界限，也引起對吉爾平的誤解。吉爾平的理論闡明的是從人類歷史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客觀規律，簡言之就是由于各國實力的不平衡增長，原有國際體系中的權益分配不再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實力分布，從而形成舊體系的危機。這種危機的反復出現既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就同當事各國的主觀愿望無關，更同信奉什么樣的“主義”無關。至于這種危機如何獲得解決，是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漸進調整，還是通過暴力戰爭的手段導致革命性變革，才是有關國家的戰略、政策有可能影響的。然而即使在解決方式的選擇上，也是以原本占統治地位的大國為主，因為它 ( 們 ) 固有的實力地位和既得利益決定了國際權力與利益再分配的主動權掌握在它 ( 們 ) 手中。

在當今國際政治中，中國國力的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國際關系的調整，都是不以任何人的好惡為改變的自然過程。現存國際體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對此不滿意，不愿意進行必要的調整卻對中國進行打壓而造成關系緊張，那是他們的問題，怎么會輪到中國來對此負責，又怎么能要求中國處處小心以免開罪于人呢 ? 由此又聯想到一句口號叫作“中國應該與世界合作而不是對抗”，這也是無視現實的無稽之談。什么是現實 ? 現實是近二十年來中國從未尋求過與任何國家的對抗。大凡有同其他國家關系緊張的，多半是因為人家上門挑釁，中國不過被動因應而已。倘若中國誠意合作，人家卻并不領情而寧可對抗，那時又該怎么辦 ?

第三，關于如何衡量中國國力的問題。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較快，國力也有相當的增長，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近年來這一現象在國內外輿論界往往被夸大到了離譜的地步，甚至有人已經在談論什么“中國世紀”的大話。將中國國力過分夸大的危機，有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有的則是為“中國威脅論”鋪墊。但無論動機如何，同樣都是對真相的歪曲，也同樣對中國有害。在談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切不可忘記我們起步晚、起點低和背著 13 億人口的大包袱這樣一個事實。夸大中國國力的人往往喜歡引用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 (1996 年中國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 ，但行家們對這一計算方法頗有爭議 ( 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估計此法將中國總產值高估了 25 ％ ) 。而且即使以此法計算的中國總產值也只及美國的一半略強；而中國的人均總產值 (3300 美元 ) 還是遠遠落后于世界平均值 (6200 美元 ) 和世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值 (5200 美元 ) ，占世界第 72 位。若以外匯比價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只占世界第七位，是美國的 1/7 ，日本的 1/5 ，低于人口不到六千萬的英、法、意諸國；而人均總產值則占世界第 81 位。從反映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效益和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角度來看，國民生產的人均值比起總值來更能說明問題。最近聯合國發表的“人類發展指數” ( 按人口平均壽命、收入和教育程度編制 )1998 年年度報告中，中國在世界 174 個國家中排名第 106 ，低于北朝鮮 (75) 、古巴 (85) 、蒙古 (102) 、和阿爾巴尼亞 (105) 。

所有這些經濟發展指數中的任何一個，都只能說明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某一個方面，在用來衡量國家實力時切忌以偏概全。不要一提到中國國力就說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切不要忘了還有第 106 位的名次；反之亦然。總之，我們對自己的國力，既不要盲目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也就是說，中國的國力既沒有強到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左右國際事務的程度，也沒有弱到非要忍氣吞聲地聽任別國安排自己命運的地步。我們同其他各國的關系，既不要尋求對抗，在別人挑起對抗時也無須一味退讓，因為這無疑在鼓勵更多的人更頻繁地打上門來找你對抗。四 . 結束語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在中國知識界，為西方尤其為美國說話的人比為中國說話的人還多。在這一點上需要反省的不光是學術界和評論界，有關當局也應當捫心自問，是什么原因造成本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中間如此嚴重的離心傾向 ? 在這一點上，美國的經驗倒是很值得一學。別看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對別的國家人民霸氣十足，對自己的人民卻竭盡公仆本份，在維護本國利益和本國公民權益上不遺余力，因而使普通美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政府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這就是為什么絕大多數美國人在自己國內可以對政府批評得很厲害，但是一到涉外沖突時卻總是團結對外的緣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向心力，也是其實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萬不可對之掉以輕心。 注釋：

[1] 見 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ldPolitics，CambridgeUniv.Press，1981，p.29.

[2] 據“世”文作者稍后的解釋，“世界共同體”包括“世界政府”和“世界聯盟”兩種形式。無論哪一種形式，都存在一個或強或弱的中央權威，因此是一種有序結構，與自古至今的國際政治無序狀態有本質的區別。

[3] 在這段歷史時期的很大一部分中周天子形同虛設，諸侯國之間的交往與獨立國家間的外交無異。在《春秋》、《國策》等典籍所記錄的一些合縱連橫的案例中，均勢外交的原則已經被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

[4]1996 年日本的 GNP 按匯價計為 51 ， 492 億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為 29 ， 453 億美元，分別為美國的七成和四成。見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TheWorldBank，1998 。

[5]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安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國安全的加強意味著別國安全的削弱，各國為加強自身安全所采取的措施會自動構成對別國安全的威脅而引起別國的反措施。因此軍備競賽以至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爭便成為難以避免的現象。這就是國際關系學中有名的“安全兩難”問題。

[6] “世”文作者稱還有第三種選擇即孤立主義。這又是概念的混亂。現實主義的立場可以導致孤立主義的政策，也可以導致國際主義或擴張主義的政策；反之，孤立主義的政策可以是理想主義的結果，也可以是現實主義的選擇。把孤立主義同現實主義、理想主義作為并列的三種政策選擇，是再次犯了雜糅的錯誤。

[7] 歷來想要改變人的利己本性的嘗試，從上一世紀的空想共產主義到本世紀的平均社會主義均告失敗。對比之下，市場經濟沒有試圖改變人的利己本性，而是利用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對其加以制約、引導以造福于整個社會，反而獲得了成功。

[8] 這是沃爾茲在同筆者多次交談中反復提及的一個話題。

[9] 見 WalterLaFeber:TheAmericanAge，W.W.Norton ＆ Co.，1997，Chapter9.

[10] 馬克思曾稱之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論美國內戰》，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56 頁。

[11] 獨立宣言的主筆，后任美國總統的杰弗遜被普遍看作美國民主的精神領袖。但他也是一個擁有 180 多個黑奴的種植園主，曾公開表示黑人在外觀及思維、想象能力方面都比白人低劣，且有天生的盜竊傾向。同為獨立宣言的起草委員的本杰明·富蘭克林更是一個極端種族主義分子，他不僅把非洲黑人、美洲印地安人和亞洲黃種人視為劣等種族，而且把除了盎格魯撒克遜以外的所有歐洲民族也全都歸入次等的“非白人”種類。

[12]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 1991 年 5 月 13 日。

[13] 據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和倫敦皇家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數字。

[14] 林肯： 1862 年 8 月 22 日致 H ·格里利的信，見尼科萊和海合編，《林肯全集》，紐約， 1907 年版，第 2 卷，第 227 ～ 228 頁。

[15] 在這種情況下，大國使用什么樣的借口是無關緊要的。巴拿馬的諾列加與毒品走私的瓜葛早已有之，但這并不妨礙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他長期合作 ( 包括布什任局長期間 ) 并定期給他開支薪水。只是到了他同美國鬧翻之后，這才成了一項不可饒恕的罪名，必須發兵緝捕。值得一提的是，經過巴拿馬走私進入美國的毒品，在美軍入侵清除了諾列加以后反而大幅度上升。

[16] 如前所述，這里的“現實主義”不是貶義詞，而是中性甚或是褒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