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后，全國許多地方迅即掀起了抗日文化運動的高潮，最初以上海和北平為全國南北的中心。1937年11月國民政府從南京遷都重慶后，特別是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定重慶為陪都后，重慶不僅成為全國、、軍事的中心，而且是全國抗日文化運動的中心。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對重慶抗日文化運動領導權上隨即進行著日益激烈的斗爭。

1938年10月，武漢被日軍攻占前后， 《新華日報》社、《中央日報》社、全國“劇協”、“作協”、“文協”、“青協”等大批文化機構、團體和郭沫若、陽翰笙、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都先后隨國民政府行政院和軍委會遷到重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香港等地的文化界人士紛紛轉移到祖國大后方，數月間就有幾千人轉移到了重慶等地。在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形勢下，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也迅猛，各抗日團體、機關、學校，到處進行抗日宣傳和募捐活動，抗日救亡的歌聲響徹重慶城鄉。1938年10月10日，在重慶舉行了以宣傳抗戰為主題的中國第一屆戲劇節，歷時22天，有1500名專業和業余的戲劇工作者參加演出，參演劇團20多個，公演《保衛盧溝橋》、《八百壯士》、《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40多個，觀眾達10多萬人次。還有25個街頭演出隊，如怒吼劇社、國立劇校、華北宣傳隊等，進行了為期3天的大規模街頭劇演出，盛況空前。戲劇節不僅對正在發展中的各種戲劇，尤其是話劇進行了一次大檢閱和交流，而且推動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達到了一個新高潮。

但是，抗日文化運動的高漲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1939年1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共政策。國民政府成立了戲劇審查委員會，頒布了圖書雜志審查辦法。1938年12月29日國民黨中央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汪精衛公開叛國降日后，重慶和全國各地的討汪運動空前高漲。1939年1月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密電通令：嚴禁各地文化團體舉行擁護國策的示威游行，聲言：“游行示威妨礙戰時秩序，應嚴行禁止。如違，即予嚴辦。”于是，重慶的各抗日救亡團體相繼受到國民黨頑固派的打擊和迫害，抗日文化運動遭到壓制和破壞，由高潮進入了低潮。幸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指引，抗日文化運動才得以在艱苦環境中堅持和發展，以后又轉為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抗日民主運動，取得了巨大勝利。

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為什么會有如此的變化，其根本原因應在重慶抗日文化運動的領導機構及其指導思想中去探討。

當時重慶駐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有關機構和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的有關機構，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對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進行著領導和指導。

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后，為了加強對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文化運動的領導，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員會(后又稱文化組)，開始由南方局宣傳部部長凱豐任文委會主任，周恩來任副主任，秘書徐冰，委員有馮乃超、潘梓年和胡繩等5人。不久凱豐回延安，文委會直接由周恩來領導，徐冰協助他管全面，也兼管文藝工作，馮乃超兼有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工作，可以說是南方局與第三廳廳長郭沫若的聯絡員，協助郭沫若進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聞界，胡繩主管出版界。南方局文委會對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就是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1937年8月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是總的指導思想。194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黨在文化運動上的任務》指出：“團結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運動上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向著一個共同目標：反對民族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反對黑暗復古主義；發展進步的文化力量，發展民主思想，主張思想自由，各種學術，宣傳的主義，推進中國文化向前發展。”這些主要的、正確的方針政策，都是南方局文委會領導重慶和國統區抗日文化運動的重要指導思想。由于南方局文委會從重慶的實際情況出發，積極、正確的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政策，從而推動重慶抗日文化運動蓬勃發展起來。

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還受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和行政院部的領導和控制。這3個部里都設有專門的廳或處，分管宣傳和文化(包括文藝)工作。它們領導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始終貫穿著 1938年4月國民黨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的旨意。而這個<綱領》同共產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比較，除主要的有關抗日反漢奸方面相一致外，其余還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如：關于人民的民主權利，《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規定：“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之自由。”這是讓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而《抗戰建國綱領》規定：“在抗戰期間，于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范圍內，對于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這種規定以國民黨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和旨在維護其一黨專政與獨裁統治的法令，來限制人民抗日的權利及自由，是錯誤的，是共產黨和進步群眾所不能同意和接受的。1939年3月12日，國民黨中央又頒布了蔣介石倡導和監制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其要旨是深入動員國民，“集中其一切意識思想智慧與精神力量于一個方向，而提高使用之”，“集結合全國國民之精神于簡單共同之目標”，“即(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二)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三)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要求全國國民“確立同一的救國道德”，即“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八德”，并強調“最根本者好忠孝”，要“忠于國家”，“忠于紀律，忠于法令”；最核心的是“望吾國民對于建國原則之三民主義，必須鞏固其信仰”，以振奮抗戰到底的精神，粉碎敵人“欲以種種搖撼吾人之意志，威脅吾人之精神”的陰謀，“打破敵人精神制勝之毒計”。《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要旨，也就是國民黨有關部門領導重慶和全國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1941年底國民黨還在重慶都郵街十字路口筑成“精神堡壘”碑，上書《綱領》要求的“目標”、“道德”等，昭示國民身體力行。中國共產黨對《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是基本肯定和擁護的，但對其中“目標”、“道德”等的闡釋和某些，有不同看法和保留意見。1939年4月5日，中共中央就《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向黨內發出指示，“解釋綱領的兩面性，一方面為抗日的，這是基本的，另一方面為防共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又就即將舉行全國精神總動員發出指示：各級黨組織“必須根據中央書記處4月5日指示及中央日內廣播的宣傳大綱主動的積極的進行工作。主要的要經過這一精神總動員的形式，根據其中一切積極的東西，來實際解釋與發揮我黨堅決抗戰的正確路線，打擊日寇漢奸汪派托派反蔣反共、挑撥離間、和平妥協的陰謀活動，使這一動員成為我黨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抗戰，開展群眾運動，反對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中共中央關于國民精神總動員及其《綱領》的這些指示，無疑是南方局對待開展這項動員和領導重慶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由上述可知，共產黨和國民黨兩方對《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的理解，在抗日和反對漢奸方面是一致的，而在其他方面是很不一致的。因此，國民黨有關機構，用以領導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除抗日反漢奸這主要之點是正確的外，其余都是有局限性的，錯誤的。因此，雖能促使抗日文化運動有一定的發展，但又必然妨礙其蓬勃發展。例如，1938年底以前，即國共第二次合作不久，國民黨抗日是比較積極的，也容許人民有較多的自由，因此，這時國民黨的文化政策是較開明的，使重慶的抗日文化運動出現了熱氣騰騰的景象。但是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后，頒行了一系列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針政策和實施復古倒退，文化專制的諸多規章條例，因此，國民黨有關領導機構(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除外)對抗日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竭力排斥共產黨對文化事業和抗日團體的領導及參與，從而嚴重阻礙了重慶抗日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