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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政黨制度的客觀必然性

農 林

一、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了我國政黨制度具有與西方國家政黨制度根本不同的基本特征

我國是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我國有地域的不同、民族的區分和行業的差異,但是,在人民內部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雖然還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集團和利益群體的差別,但是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可以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微觀調節得到合理的解決,沒有必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集團進行爭奪國家政權的斗爭。中國人民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的理想。這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政黨制度具有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黨制度根本不同的基本特征:(一)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是國家政權唯一領導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參與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不存在反對黨在野黨或輪流執政;(二)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是通過合作的親密友黨,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三)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有著共同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的奮斗目標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事業,統一祖國振興中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四)我國各政黨都得到憲法的承認和保護,有組織獨立與法律地位平等,享有我國社會主義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范圍的政治自由,并負有維護憲法的責任,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開展黨的活動。

二、在中國根本不存在產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的社會經濟基礎

我國經歷了三千年左右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舊中國政治腐敗,經濟、文化十分落后,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皇權主義、封建倫理道德根深蒂固。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一方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別一方面我國也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催生了民族工業,于是產生了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政黨,同時,產生了無產階級,不久也產生了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推翻三千年左右的封建專制,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傳統小農生產方式占絕對優勢的封建經濟基礎,遠不足以形成資產階級多黨制、兩黨制賴以產生的適宜土壤。當時,代表各種政治勢力的政客也曾仿效西方“議會政治”,紛紛組織所謂“政黨”、“團體”,其數目多達三百多個,成為我國近代史上“政黨林立”的時代。但是,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辛亥革命的果實很快便被獨裁統治的袁世凱摘取。隨后,蔣介石背叛革命,實行法西斯一黨專政。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走什么道路,建立什么樣的政黨制度問題。當時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各民主黨派根據人民的要求,主張與國民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共同組成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改革。但是,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派一黨專政、黨同伐異的法西斯統治下,所謂第三種勢力主張的多黨議會制也宣告失敗,并把中國推向內戰的深淵,最后被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主力量趕出中國大陸。歷史證明,所謂“多黨議會制”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解放戰爭勝利后,中國沒有經過充分發展資本主義便進入社會主義。其間,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極力主張在我國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污蔑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一黨專制。這是不符合我國實際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轉折。要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是一個統一的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的大國,生產力還十分落后,經濟文化發展嚴重不平衡,政治經濟體制也不完善,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還長期存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各種腐朽思想對我國也有較大的影響。在這樣的一個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并盡快趕上發達國家,這就需要有一個堅強的黨作為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領導人們向共同的目標前進。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追求西方國家形式上的民主,實行兩黨制、“三權分立”,國家就會四分五裂,中國人民就會成為一盤散沙。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同志同美國總統布什談話時說:“中國處于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民渙散的局面”。實踐證明,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

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形成的

舊中國的階級狀況是我國政黨制度的社會基礎。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階級狀況是,工人階級、大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人數比較少,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從階級力量看,在工人階級政黨即中國共黨領導下,工人階級力量強大,大地方、大地方、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力量也比較強,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由于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力量比較軟弱。在工人階級政黨與代表地主階級、大資產階級政黨的斗爭中,也出現了中間力量,產生了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但是這些政黨不可能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活躍在政治舞臺上。民族資產階級由于存在著軟弱性和妥協性,無法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代表了中國廣大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根本利益,代表著時代前進的方向,最有戰斗力,最富于犧牲精神,這是中國其它任何階級政黨無法比擬,無可代替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建立新中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變了中國舊民主主義的性質,成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理所當然的領導者。但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鋒隊只占中國人口的少部分,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不同于工業高度發達國家的一項特別國情。中國無產階級推翻三座大山,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僅僅依靠本階級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它必須團結一切支持和擁護革命、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會力量、社會階層和各民主黨派組建成同盟軍,這就必然形成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合作與友誼,在經歷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各民主黨派與廣大人民從血與火的斗爭中選擇了共產黨的領導。

四、我國民主黨派參政地位源于國情、合于國情、利于國情

我國的民主黨派是在中國兩大階級,兩大政黨的尖銳斗爭中,為了適應當時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的需要產生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它們的社會基礎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從性質上看,各民主黨派不是單一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他們的基本政治綱領和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治綱領有許多相同之處,并與中共建立合作關系,在革命斗爭中逐步克服自己的動搖性、妥協性而不斷進步,成為中共親密友黨,為中國革命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后,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變化,作為整體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民主黨派的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過去的階級聯盟轉變為政治聯盟,成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關于民主黨派的性質問題,鄧小平同志1979年在五屆政協二次會義開幕詞中指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作了重要的貢獻。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鄧小平同志講話說明,民主黨派從過去主要代表和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政黨,轉變為代表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愛國者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民主黨派成員的主體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和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主黨派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只能處在參政黨地位。有人主張把民主黨搞成單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和共產黨輪流執政或共同執政,這種主張是錯誤的。這是因為:(一)在社會主義時期,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已被消滅,單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基礎已經不存在。如果搞單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是違背社會主義方向。周恩來同志在1950年一次座談會上指出,“在今天,如果搞單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勢必走歐美資產階級的道路:壟斷市場,向外侵略,反對共產黨。但是這條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是不被許可的”。(二)由于中國客觀條件的限制,很難產生單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政黨。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先天不足,一開始就沒有力量。舊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封建主義的壓迫,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民族資產階級因其軟弱性和動搖性,不可能組成強大的政黨。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時期,民主黨派做出了貢獻,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如果把民主黨派搞成單一的資產階級政黨,和共產黨輪流執政或共同執政,勢必產生類似西方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三)民主黨派承認《共同綱領》,公開宣布接受共產黨領導。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之間的大決戰已見分曉,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八項和平條件。對此,各民主黨派紛紛發表聲明,公開表示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革命進行到底。多數民主黨派從那時正式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黨派選擇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是在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民主黨派只有加強自身的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才能充分發揮政議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政治動員教育等政治功能,才能通過參加社會實踐,為社會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貢獻力量。

五、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它受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的制約

國體決定政體,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決定著政黨沉制度的性質和方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本質是資產階級專政,少數資本家階級對多數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政治制度的政權表現形式是“三權分立”。“兩黨制”或多黨制正是適應“三權分立”和資產階級內部紛爭的需要而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其本質是人民民主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實行專政,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和人民主權原則。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國家權力屬于全體人民,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都屬于人民代表大會,這就客觀要求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必須堅持下列基本原則:(一)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共同保證憲法的實施,雙方建立共同的政治基礎和共同目標,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民主黨派要承認和接受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三)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中的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利益參加國家權力機關,不能以政黨代表爭奪席位,不允許成立政治上的反對黨和危害國家政治的政治組織;(四)堅持法律平等原則。各政黨享有憲法和法律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平等地位;(五)堅持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在根本利益一致條件下出現的矛盾,在堅持共同政治基礎的前提下,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按照民主協商,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妥善解決。實踐證明,堅持這些基本原則,有利于改善和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的領導,有利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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