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參與功能分析 :政黨研究的一種新范式

張緊跟

摘要 :從公民參政的角度研究政黨，是西方政治學學者常用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章通過分析和評價西方學者的研究范式，指出這種研究思路對于研究中國政黨是有借鑒意義的，而且發揮中國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也具有現實意義。

政黨與政治參與都是現代政治學研究中的重要名詞。中外政治學學者對這兩個問題的單項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俯拾皆是，但把它們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則顯得相對薄弱。國內學術界自 2 0世紀 80年代初譯介西方政治學以來，尤其是在研究西方國家政治過程時已經開始意識到西方國家的政黨在政治參與中的重要作用 [1]，但是系統地從理論上論述這個問題以及探討其對當代中國政黨政治的意義則幾乎是一個空白 [2] 。本文認為，盡管從公民參政的角度研究政黨政治是西方學者在西方式政黨制度下研究政黨問題的一種比較成熟的研究范式，但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實際上也非常強調發揮政黨在公民參政中的重要作用，而充分發揮政黨在公民參政中的作用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

研究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是現代西方政治學學者研究政黨時廣泛采用的一種基本范式。在西方學者看來 :1、政治參與是影響或試圖影響公益分配的行為 ; 2、政治參與是旨在影響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行動或有組織的平民的行動 ; 3、政治參與是個人或個人組成的集體有意或無意地支持或反對、改變或維護一個政府或團體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動和不行動 ; 4、政治參與是在政治體制的各個層次中，意圖直接或間接影響政治抉擇的個別公民的一切自愿行動 [3]; 5政治參與是指“參與制訂、通過或貫徹公共政策的行動”。[4] 因此，他們認為，政治參與是指公民通過直接或間接的合法途徑影響公共政策以使其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為。而在西方學者的研究視野中，政黨是公民參政的基本形式之一，因為 :1、政黨是政治體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把公眾的意志帶到政府系統中去 ; 2、“政黨把人民同政府聯結起來” [5] 是利益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 ; 3、政黨是“把公眾偏好變成公共政策的基本制度形式” ; [6]4、政黨是“由社會上的政治積極分子組成的集團，它們致力于控制政府權力，為獲取公眾支持而與其他集團進行公開競爭” ; [7] 5、政黨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機制，作為公眾與政府之間的聯系中介，它提供了一種能將公眾的利益要求與偏好信息傳遞給公共政策制訂者，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穩定的組織機制。對個人而言，政黨通過發揮政治參與中介作用，有助于使政府被理解，使公眾參與富有實際意義。[8] 這種研究范式采用了二戰后西方政治學研究中興起的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即主要采用定量分析、實證研究和歸納方法，注重客觀性描述，回避對現象的本質分析與價值判斷，是一種經驗研究。這種范式是建立在詳細占有豐富的實證材料基礎之上的，盡管未能揭示出所研究對象的實質，但能夠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實證分析材料，也不失為一種可借用的分析工具。

與西方學者的研究相比，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并未明確地將政黨與政治參與聯結在一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忽視了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從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學說，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把政黨與階級利益緊密結合起來，科學地抽象出了政黨的階級實質，指出政黨是代表一定階級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團，是階級斗爭的主要工具，認為“各階級政治斗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斗爭”。[9] 對西方資產階級政黨，他們透過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指出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不同階層、集團和派別之間的矛盾與斗爭集中表現為資產階級各個不同政黨之間的斗爭，是資產階級內部不同階層、集團和派別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在政治上的反映 ;它們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官吏職位這種‘贓物’ ，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為爭取政權而進行著斗爭。”[10]在深刻揭示政黨階級本質的同時，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認為 :政黨通常代表一個階級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和全局利益，是本階級利益的最高代表，在實現其階級使命時，都是由政黨帶領本階級進行斗爭 ;因為“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文明的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11] 而且，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還認為 :政黨要通過制訂行之有效的政治綱領號召群眾，爭取群眾的信任與擁護，通過一定的組織把本階級成員聯系起來，共同行動、實現本階級的目標，因為“任何負有遠大使命的政黨的第一個任務，都是說服大多數人民，使他們相信這個黨的綱領和策略正確。”[12]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理論在對政黨進行定性分析和規范研究以揭示出其階級實質的同時，實際上也注意到了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即政黨帶領本階級成員實現其階級利益的功能。而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在總結經驗教育，加強與改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時，總是強調要密切黨同人民的聯系，強調要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實際上從實踐中證明了發揮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的重要性。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內政治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馬克思主義對政黨階級本質的揭示，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對政黨功能的具體分析 ;以致在分析資產階級政黨時，往往在不了解甚至回避經驗材料的前提下，滿足于援引幾句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文以作出價值性評判，多是從概念和原則出發，用過去的現成話來硬套紛繁復雜、不斷變化的客觀現實，忽視、回避甚至拒絕對具體現象的研究，使理論研究脫離于現實客觀實際，把單一的本質與繁復的現象、歷史趨向與現實生活混為一團，自然不能客觀反映當代的實際政治過程。這種研究思路，在方法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在結論上則可能曲解了馬克思主義。

在政治學研究中，“辨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要求把規范研究和經驗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即對各種政治現象既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作定性分析，也要任用現代科學手段，求得大量的經驗材料，進行定量分析，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規范分析，在規范分析的指導下進行經驗研究”。[13] 因此，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指導下，吸取西方學者在政黨研究中積累的豐富的經驗材料，是研究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的科學方法。而只有把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結合起來，才符合馬克思主義 ;只有把“政治實際狀況和矛盾分析與政治思想價值矛盾分析結合起來”[14] ，透過大量紛繁復雜的表面現象，揭示出問題的實質，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在當代西方國家，體制內政黨在協調資產階級內部矛盾的過程中，表現為各政黨用綱領、政策和領袖的個人魅力在公開的選舉競爭中爭取選民的支持，并以選舉競爭中所形成的“人民的公意”作為合法執掌國家權力的依據 ;而各政黨為了獲取執政權，就不能不在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同時，盡可能地反映公民的政策選擇和政治意愿，從而使政府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礎之上，使政府系統民主化，這無疑是一種民主的進步。所以，西方國家的主要政黨在本質上維護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同時，客觀上為公民參政提供了制度機制，政黨通過發揮公民參政的組織和中介作用，使公民參政更容易和更有效地得以實現，公民則通過政黨影響政府行為和公共政策。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政黨作為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通過走群眾路線，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將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為公共政策。

二

西方學者一般認為，政黨是適應公民政治參與擴大的要求而產生和興起的。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發展過程中，隨著公民普選權的逐漸獲得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公民要求參與政治過程，相應地就必須一種組織和協調公民參與政治的機制，而“政黨就是隨著公民選舉權的擴大，以及各種集團試圖通過動員選民去支持那些對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策以謀求公職而得到發展的”。[15] 從政治過程上看，投票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制度化了的最為有效的手段，是選民采取的旨在使當權者能對其決策負責的一種手段 ;通過定期選舉中的投票，公民可以向決策者公開表達政治意愿。但是，投票式參與作為一種個體式參與形式，具有諸多局限性，在政黨興起之前尤為明顯 ;在大多數情況下，公民的政治意愿很難通過投票得到有效表達，原因在于 :1、選民投票的標的不是某項政策，而僅僅是政策之載體———候選人，而大多數候選人為了爭取盡可能多的選票，一般不明確表明其政策立場，投票人也就很難通過選擇某位候選人而影響具體政策 ;即使候選人有明確的政策傾向，也因為大部分選民對之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據一些與政策無關緊要的其他因素投票，使得投票與政策選擇之間并無直接聯系。所以有學者指出，“投票傳遞給領導人的有關公民喜好的信息甚少，投票投給這個候選人而非那個候選人這一點所包含的信息，不足以反映公民的明確的喜好”。[16] 2、選舉是一種定期性行為，因此投票式參與不可能連續不斷地進行，這樣在兩次選舉之間往往存在一個間隔期，而一旦在這期間，公民通過投票式參與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其代表，在缺乏其他配套機制的情況下，即使代表違背了公民的政治意愿，選民似乎對此也無能為力。盧梭就曾經說過 :“他們 (指英國人 )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17] 3、對于普通選民而言，有效的投票式參與是建立在完整獲得關于公共事務及候選人相關信息的基礎之上的，但獲得這些信息是要支付一定的時間、人力和物力成本的，而一般選民無意于支付這些成本 ;同時，“群眾往往不僅信息匱乏，而且對自己所占有的信息進行分析歸類方面也顯得無能為力”。[18]這樣投票式參與的有效性也受到限制。 4、單純的投票所顯示的政策偏好往往是千差萬別的，要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政府公共政策，決策難度及決策成本的無限增大可想而知 ;沒有政黨的引導，選民在選舉中很難作出真正有意義的選擇，同時也很難保證其選擇能夠在公共政策中有所反映，投票式參與也將失去大部分價值。 5、公共選擇理論也用縝密的分析論證了以多數原則為基礎的投票制存在諸多缺陷。例如，存在一種“投票悖論”現象，即在運用簡單多數制進行集體選擇時，會出現投票結果隨投票次序的不同而變化，投票的結果取決于方案的排列順序而不是方案本身的優劣的現象。[19]而政黨興起以后，通過政黨的有組織的活動，把散落的、繁雜的個人意志聚合起來形成“公意” ，并以此為基礎建構國家的上層建筑而治理國家與社會。政黨通過組織公民選舉和綜合公民利益表達而形成其政綱，使選舉制度得以順利實施 ;選舉競爭中獲勝的政黨負責組織政府，在其政綱的指導下推行公共政策，從而把公民的政治參與與政府的公共產品生產聯系起來，把選舉制度與代議制度連接在一起，從而確立了代議制民主。

政黨在公民參政中的作用體現在 :1、政黨簡化了公民參政的程序，降低了參政的成本。政黨作為一種解決“民眾參政危機的制度機制” ，[20] 之所以能吸納為數眾多的公民參政，就是因為政黨組織本身有著良好的政治參與成本—收益結構。盡管西方國家的政黨沒有建立類似列寧式政黨那樣嚴密的組織體系，但適應各國現實政治過程的需要，基本上也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相對完善的組織。而正是這一組織的存在，首先簡化了公民參政的程序，它使得公民在推舉公職候選人、收集有關公共事務和候選人的信息乃至作出最終選擇等方面的基本程序都大大簡化了。在西方國家，眾多的政府官員都由選舉產生，如果沒有政黨組織的活動，選民將面對無以數計的以自我提名形式產生的候選人，而且每個候選人都力圖基于私人友誼、血緣親屬關系以及地位和名聲等取得選舉中的優勢，最終結果的產生也只能在這些候選人中進行曠日持久的博弈，這使普通選民很難在短期內作出理性的選擇 ;而政黨組織的活動，可以使選民通常依據自己的黨派認同感或公共政策取向直接作出選擇，從而簡化了信息收集過程，因為政黨組織推出公職候選人的同時也代表著其政策綱領，公民無須知道若干個別的候選人，只要了解候選人所屬政黨的政績和名聲，就能迅速作出選擇，而各個政黨的活動也有助于吸引選民注意反對黨的失敗和本黨的成功，選民無須去花成本收集信息，因為信息本身是源源不斷的。所以說政黨組織的活動，“使問題兩極化，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從而使選民可能作出理性的選擇。”[21]其次，政黨通過簡化公民參政的程序，降低了公民參政的成本。政黨組織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通過其組織機制集中個人的人力、物力去獲取盡可能多的相關信息，而公民個人則由于政黨組織中的信息共享機制節約了獲取相關信息的成本，否則，“選民就要對日常政治事務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22] 另一方面，政黨組織通過組織選舉，降低了個人作出選擇的所需成本。總之，政黨組織為選民所提供的服務，“大大降低了選民作出政治選擇的時間和能量耗費”。[23]2、政黨使公民參政秩序化，增強了公民參政的效能感。在政治過程中，公民的利益表達不僅千差萬別，而且充滿矛盾與沖突，而政黨則是緩和沖突的制度化機制，“政黨能使為數眾多的選舉人從混亂的狀態中實現秩序化”。[24] 政黨通過利益聚合，使為數眾多的利益要求被吸納進入政綱，從而“以一種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個人利益”[25]使公民參政進入秩序化軌道。而實際上，只有當公民參政秩序化時，才有利于實現其收益，增強其參與效能感，因為只有在秩序化的政治參與中，公民的利益表達才能被順利地輸入政治系統而影響公共政策。這是因為 :1、政黨組織通過向選民提供與選舉有關的信息，使選民對公職候選人和公共政策能獲得較為詳細的了解，有可能作出理性的選擇 ;而政黨組織使選民的選擇兩極化，提高了參選人獲勝和實現選民意愿的機率。 2、由于政黨的競選綱領是在吸收民意的基礎上形成的，而競選綱領往往是政黨在政府運作中的行動指南，因此公民對政策的選擇可以通過政黨直接輸入政府系統。 3、政黨建立了公民與公共政策制訂者之間的溝通渠道，使政策制訂者能夠及時吸納公眾的意愿而適時調整政策 ;而通過定期的選舉，使公民感到能夠通過政黨影響公共政策，因為“選舉為選民判斷政府的既有表現提供了機會，而政黨則是這種后顧性判斷的焦點 ;政黨鏈環也許只能提供關于個人政策偏好的有限信息，但通過周期性選舉，卻能夠對在職官員施加相當大的壓力”。[26]而且，有時候單個選民的影響似乎微不足道，但借助于政黨的影響，則無法被政府政策制定者所忽視，因為“政黨的競選活動擴大了選民的影響，完全超過了一張選票和一個人投票行為的影響”。[27] 4、政黨式參與中的一些附加收益也會增加公民參政的效能感，如在選舉中，政黨積極分子可以獲得比普通選民更多更詳細的相關信息，得到政黨支持的候選人獲勝的可能性高于一般候選人，為政黨活動作出重大貢獻者也會有豐厚的回報等。因此有學者總結說，“隨著參與的擴大，政黨出來組織參與，隨著政黨的發展，它又促進了參與的擴大”。[28]從西方學者的研究來看，政黨作為溝通公民與政府間聯系的鏈環，為公民參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而保證了政治體系的合法性與民主性，這也正是政治過程中政黨存在之必要性的基本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政黨通過組織公民參政，在公民參政與政府實際運作之間設置了一個“過濾層” ，把公民參政限制在政治體系所能容納的范圍之內，從而保證了政治體系的合理性。對此，利普塞特指出 :“在每一個民主政體下，社會集團的沖突都是通過政黨制度表現出來的，政黨制度在根本上表明了階級斗爭向民主形式的轉化”。[29] 當然，政黨在組織公民參政過程中，宣講現存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與合理性，營造一種“主權在民”的氛圍，這種政治社會化功能的有效發揮也會對政治體系的穩定產生積極作用。

三

當代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計劃經濟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社會的轉型過程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利益主體的逐漸成熟與社會利益群體急劇分化，這種經濟社會格局的重大變革必然引起人們政治觀念和行為特征的深刻變化。人們的社會責任感、主人翁意識增強，公民關心政治，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新格局。在公民積極要求介入政治過程的基本趨勢下，傳統社會體制與利益格局逐漸解體，而新的約束機制尚未成型，社會利益分化造成的利益矛盾與糾紛將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各種利益矛盾也日益表面化，而改革過程中所引發的大量社會問題及執政黨的腐敗等，已經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歷史形成的合法性。形成于計劃經濟社會且至今仍起主導作用的動員式和運動式公民參政機制，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新的需求，因為“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政治參與的擴大，造就參與基礎的多樣化，并導致自動參與代替動員式參與”[30]。在發展市場經濟初期，人們的注意力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會出現暫時的轉移，但政治與經濟的密切關系又使人們不得不關注政治過程。我們現有的公民參政制度化程度還很低，政治參與制度資源嚴重短缺 [31]，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社會要求的公民參政機制仍然十分艱巨。后現代化國家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貿然啟動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僅危及政治社會穩定，還極有可能葬送整個現代化進程 ;但是，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公民參政趨勢也是無法抑制的，因為市場經濟社會必然要求實現政治民主化。在目前政治制度化整體水平還不高、還難以有效容納公民日益增長的參政要求的情況下，與其坐等未來才能實現的政治制度化，不如積極開發和利用現有制度資源，充分發揮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形成有效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拓寬政治參與渠道，為政治制度化的順利推進創造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而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當是明智之舉。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已經培養了與人民的魚水深情，有密切聯系群眾和走群眾路線的光榮傳統，而且其掌握的政治經濟社會資源無與倫比，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制度資源 ;只要積極加以開發利用，形成有效的社會利益整合機制等，保持改革、發展、穩的平衡，完全可以實現中國政治發展的順利推進。在這種背景下，研究和借鑒西方國家政黨的政治參與功能，無疑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實際上，毛澤東當年總結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成功經驗時，已經從理論上觸摸到現代民主政治的脈搏 ;今天，江澤民總書記再次強調，黨要密切聯系群眾，只要有人民的支持與擁護，我們黨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我們的事業就一定能夠成功。中國共產黨在奪取與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形成了與人民的血肉聯系 ;在新形勢下，只要我們黨堅持發揚優良傳統，時刻從人民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發揮政治參與功能，既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參與要求，又將這種參與整合進入制度化軌道，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目標就一定能夠順利實現。更重要的是，我們黨能切實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利益，只要順應時代要求，完全能夠發揮出比資產階級政黨更真實、更有效的政治參與功能，不僅在形式上可以滿足公民日益增長的參與要求以體現民主的形式，而且在實質上可以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以體現民主的真實內容，這也正是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希望。

參考資料：

[1]以研究美國政治制度為例，參見陳其人等著的《美國兩黨制剖析》 (商務印書館 1 984年 )、李道揆著的《美國政府與美國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 993年 )、譚君久著的《當代各國政治體制———美國》 (蘭州大學出版社 1 998年 )等著作。

[2]從有關中國政黨制度的有關論著中可以證明這一點。

[3]參見帕特里克·Ｊ·孔奇 :《政治參與概念如何形成定義》，載《國外政治學》 1 989年第 4期

[4]《布來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 993年版，第 563頁

[5]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ｏｒｔｏｒｉ，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ｙＳｙｓｔｅｍ :ＡＦｒａｍｅ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1 976)ｐｐ 2 5

[6]Ｖ·Ｏ·Ｋｅ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ａ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ｓ，5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ｒｏｎｗｅｌｌ，1 964)ｐｐ 43 2

[7]ＳｉｇｍｕｎｄＮｅｕｍａｎａ，Ｍｏｄｅｒ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1 956)ｐｐ 3 96.

[8]Ｄｅｎｎｉｓ·Ｓ·Ｉｐｐｏｌｉｔｏ，Ｔｈｏｍａｓ·Ｇ·Ｗａｌｋ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Ｇｒｏｕ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Ｉｎｃ，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Ｃｌｉｆｆｓ，Ｎ·Ｊ·1 980 )ｐ 1 .

[9]《列寧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 958年版，第 1 97頁。

[10]《列寧全集》第 1 2卷，人民出版社 1 958年版，第 1 2 7頁。

[11]《列寧全集》第 3 9卷，人民出版社 1 958年版，第 2 1頁

[12]《列寧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 972年，第 495頁

[13]張友漁、石嘯沖、王邦佐、王滬寧 :《政治學》，載《中國大百科全書》 (政治學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 994年版

[14]王浦劬 :《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 1 996年版，第 3 8頁

[15][美 ]阿爾蒙德 :《比較政治學》，上海譯文出版社 1 987年版，第 2 42頁

[16][美 ]波爾斯比等 :《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冊，商務印書館 1 995年版，第 3 0 0頁

[17][法 ]盧梭 :《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 1 980年版，第 1 2 5頁。

[18][美 ]托馬斯·Ｒ·戴伊等 :《美國民主的嘲諷》，河北人民出版社 1 997年版，第 1 81頁

[19]參閱汪翔、錢南 :《公共選擇理論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93年版，第 2 9～ 3 4頁

[20][美 ]安東尼·奧羅姆 :《政治社會學》，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89年版，第 2 3 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