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黨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必然具有其人格化傾向和特征。

一個政黨的人格向度，是衡量這個政黨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每一個政黨和每個個人一樣，都要塑造和維護符合自己生命和生存價值的政黨品格。在一種制度化的安排下，一個政黨的品格必然規范并塑造著其組成人員的人格向度；這個政黨也總是要從她所屬的那個階級或階層的人格典范中獲得支持和力量。政黨品格及其人格向度相得益彰。如果一個政黨的品格不是忠誠人民、心胸寬闊、善良勇敢，那就會失去生存的基石而被其他政黨所戰勝乃至替代；如果一個政黨不崇尚和奉行開拓進取、競爭合作，那就會失去生命的活力和動力而自行滅亡；如果一個政黨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那就會失去生命活力的源泉而被人民群眾趕下臺；如果一個政黨沒有比感官享樂、物質享樂更高貴的品質，那就只能是一群可憐的私利者和短命的陌路人；如果要拯救或重塑一個政黨，首先必須使其失去的品格得以恢復，使每個黨員的人格得到升華，黨的先進性總是通過每一個黨員人格的高尚性及其行動來實現的。這是被古今中外政黨實踐反復證明了的政黨發展規律，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生動實踐。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提出的“三個代表”這一對新時期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和如何建設黨的基本問題的科學概括，既是對中國共產黨政黨品格，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人格向度的高度概括和時代定位。對于共產黨人來說，“三個代表”在本質上關系到塑造一個什么樣的黨員人格形象以及如何塑造共產黨人價值觀的重大問題。因為從根本上說，“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關鍵取決于我們黨，取決于黨的思想、作風、組織、紀律狀況和戰斗力、領導水平”[1](P1)，即取決于由“三個代表”規范的共產黨人的人格向度。

共產黨人的人格向度越來越成為中華民族參與國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我們的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于勞動昔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盵2](P120)共產黨人則是其中的先進分子。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經歷了以土地和人力為基礎的農業經濟形態，以機器和資本為基礎的工業經濟形態，正在邁向以知識和信息為基礎的知識經濟形態。不同經濟形態的生產力對資源的需求和依賴程度是不同的。在農業經濟形態中，生產力需求表現為對以土地為中心的自然資源和體力勞動者的依賴，社會經濟發展的資源消耗主要表現為勞動者體力的消耗和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淺層次的消耗。在工業經濟形態中，人類利用大規模機器在單位時間內消耗的自然資源量越多，生產力水平就越高。這種“工業文明”造成了對地球資源的過度耗費，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以及自然資源消耗的有害性逐漸成為工業經濟形態社會發展的桎梏。于是，人類經濟發展的資源依賴逐漸發生轉變：從以自然資源消耗為主轉向以勞動者的智力（人才資源）消耗為主。正如美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的，人類的未來并不完全取決于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取決于人類智慧的開發。在知識經濟時代，擁有知識、智慧、本領、人格境界的人才成為推動一國經濟發展的最寶貴資源，高品位人格素質的人才將取代傳統資本和資金，成為人類發展的軸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近調查表明，在占有知識上的差距，在人才比率上的差距，最終導致國與國之間在競爭力方面的差別。在當代小國，由“三個代表”規范和塑造的共產黨人將成為高品位素質群中的優秀分子構成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生力軍。

二

人格，是一個多義詞。哲學意義上的人格，是指具有自我意識與自我控制能力，即具有感覺、情感、意志等機能的主體。心理學意義上的人格，則稱為“個性”，指個人穩定的心理品質，包括人格傾向和人格心理特征。人格傾向包括入的需要、動機、興趣和信念等，決定著人對現實的態度、趨向和選擇；人格心理特征包括人的能力、氣質和性格，決定著人的行為方式上的個性特征。倫理學意義上的人格，通常稱為道德人格，上要是指人的道德主體意識，包括追求高尚道德的內心動力，道德選擇的權利和責任感，獨立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和尊嚴等。筆者以為，人格是“做人的起碼資格”，是個人的尊嚴、價值的和道德品質的總和，是個體穩定的態度及其行為傾向，是人在一定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整合。因此，人格在本質上具有主體性、參與性、合作性和創造性等特性。“共產黨人的人格”，就是指“做共產黨人的起碼資格”，是共產黨人的尊嚴、價值和道德品質的總和，是共產黨人個體穩定的態度及其行為傾向，是共產黨人在一定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整合。共產黨人的人格特征構成共產黨性質、宗旨、任務的實踐主體。共產黨的宗旨有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之分，在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黨的綱領不僅是具體化的，而且是多層次、多樣化的，需要共產黨人自覺地予以遵守。比如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目標之間無論在行為規范還是在價值標準上都有一定差距甚至矛盾，要在兩種不同的思維框架、價值取向中尋求同一和整合，僅僅依靠政策規范是不夠的。只有依賴健全的共產黨人的高尚人格，以一種自主、進取、慎獨、負責任的人格向度，才能在錯綜復雜的多元社會實踐中提高辨別、判斷能力和自覺自主地決策、選擇能力，使共產黨人的理想與社會發展的現實歷史階段得到合生態、合目的和合規律的合理發展。

關于共產黨人人格之于共產黨性質和宗旨的實踐主體地位，早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之初，就受到共產黨領袖們的高度重視。毛澤東于抗日戰爭時期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就指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始終把共產黨人的人格魅力視為共產黨最強大的動力之一。高尚的人格，是黨性最高形式的體現，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現出共產黨人的價值。沒有共產黨人人格的養成、發展和尊重，就沒有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壯大，也就難以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中國共產黨人人格養成的內在根據在于：其一，由工人階級先鋒隊構成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具有人格化特征；其二，共產黨員具有長期共同的政治生活、社會實踐和行為方式；其三，共產黨員具有共同的經濟利益和社會利益基礎。其外在根據，則在于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環境的決定、制約和影響。中國共產黨人人格作為中國共產黨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形成除了受上述內外部環境條件的制約外，還受到它與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人人格的層次與水平，實際上是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辯證關系的表現。

以“三個代表”為時代要求的共產黨人人格向度在當代中國有著雙重使命：一是中國社會還處在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過渡時期，“三個代表”的人格向度具有徹底消解與根絕官僚主義、消極腐敗和享樂主義的歷史責任；二是面對伴隨現代化過程興起的世俗化的浪潮，“三個代表”的人格向度也擔負著超越世俗化的膚淺、平庸、單向度、感官刺激、對精神境界追求的缺乏等的價值追求。

以“三個代表”為時代要求的共產黨人人格養成有利于揚棄和超越黨性教育中兩種貌似對立的傾向：一是從脫離中國社會生活實際，特別是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德生活實際的高遠的、單一的人格理想出發，將黨性教育變為空洞的說教和簡單的灌輸；二是無視黨性與人性關系的價值內涵和精神品性，把黨性教育變為瑣屑的行為訓練和消極防范。之所以說二者“貌似對立”，源于它們都忽視了與時俱進的黨性教育作為潛在的或顯在的黨性活動載體所應有的人格尊嚴，因而使得黨性教育缺乏內在的動力和深沉的感召力。以“三個代表”為時代要求的黨性教育則保證了黨性教育的整體感和方向感，使黨性教育成為一種價值的賦予、形成和創造的過程，亦即共產黨人人格養成的過程，從而實現黨性教育從“黨性知識灌輸”轉向“黨員人格培養”的理想教育模式。

以“三個代表”為時代要求的共產黨人人格向度，表達的是一種價值理想和在應然的意義上對黨性教育所作的價值追求?！叭齻€代表”的人格向度對黨員個體來講，必須將人格養成理解為實現黨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的主體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講，注重共產黨人的人格養成是在更深層次、更高意義上落實“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

“三個代表”的人格向度，主要是指遵循“三個代表”的思想規范和塑造當代共產黨人的人格品質和精神境界。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黨員成分來源比較復雜，政治覺悟、思想覺悟與道德水平參差不齊的大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剛剛起步，法治程度還很不完善。這就存在著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嚴肅話題和實踐問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塑造一個什么樣的黨員人格形象以及如何塑造？在“七一”講話中，江澤民指出，必須“努力把全體黨員鍛煉成堅定的共產黨人”[1](PP176-177)。他還說：“過去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衡量的標準都比較明確，廣大黨員也好掌握。”“現在情況不同了，處于和平建設時期，廣大黨員分布在各個不同的戰線上，到底要達到什么樣的標準，才是起到了先鋒模范作用，而且這樣的標準要規定得簡單明確，讓廣大黨員做好掌握，這個問題雖然也有了一些提法，但還需要繼續探討?！盵3](P45)“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這種探討規定了方向。“三個代表”思想不僅從理論上規范了當代共產黨人人格向度的內涵與要求，解決當代共產黨人人格向度的價值取向，而且還從實踐上開創了把廣大黨員培育成堅定的共產黨人的問題，以永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依據“三個代表”的精神，當代共產黨人的人格向度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開拓創新。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前進要求的共產黨人必須具有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品質。開拓創新是新世紀共產黨人的人格向度。歷史已經證明，哪個民族、國家和政黨具有開拓創新精神，敢于和善于開拓創新，就發展，就強大；反之，就落后，就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開拓創新還是因循守舊，已日益成為衡量一個政黨、民族、國家進步與落后的根本標志。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再一次證明：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執政黨執政能力的生命源泉。開拓創新活動歷來是一個階級（階層）中先進分子的活動，是先進分子對新思想的研究、交流、開發和運用，從而創造出的新事物。大規模的全民族的開拓創新，一定蘊聚著一群具有較高思想文化素質的人才集群。中國共產黨人應該也必須成為當代中華民族開拓創新的中流砥柱和主體力量。

理想信仰。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堅定的理想信仰。理想信仰是新世紀共產黨人需要重塑的人格向度?！捌咭弧敝v話指出：“全黨同志既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腳踏實地地為實現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而不懈努力，扎扎實實地做好現階段的每一項工作?！边x擇什么理想信仰，擁有什么理想信仰，這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舉什么旗幟的問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信心，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這些都是“努力把全體黨員鍛煉成堅定的共產黨人”在當今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內容和生動表現。理想信仰是共產黨人的一種人格能力，這種人格能力把共產黨人和普通群眾區別開來，并把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錘煉成共產黨人。共產黨人的人格向度像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容易被人看到的學歷和專業知識只是一小部分，而真正決定一個人是不是堅定的共產黨人的是理想信仰。成小事主要靠業務本領，成大事必須依仗理想信仰。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政黨，如果缺少理想信仰，就會有太多的眼前利益，就易于衍生出一種胸無大志、維持現狀、追求享樂、思想空虛以致迷信邪教等等所謂的“信仰危機”。理想信仰是統帥人們靈魂的精神支柱。鄧小平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2](P137)有了科學的理想信仰，就有了堅強的凝聚力；就有了鐵的紀律；就有了共同的價值目標，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就能使共產黨人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忠誠人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忠誠人民。忠誠人民是新世紀中國共產黨人人格向度的軸心。忠誠人民，就是指共產黨人始終堅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終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的根本觀點，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決定歷史走向的是人民，人民是歷史發展的主體和動力。忠誠人民，就是“時刻都要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關心群眾疾苦，努力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1](P162)。忠誠人民，就是要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人的主導價值觀。江澤民指出：“人民是我們國家的主人，是決定我國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力量。黨的全部任務和責任，就是為人民謀利益，團結和帶領人民群眾為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奮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黨的一切工作和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這是我們觀察和處理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則?！盵3](P322)忠誠人民，就是使我們的黨始終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使我們黨更好地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近些年來，一些國家和地區長期執政的老黨、大黨先后失去執政地位。比如，蘇聯共產黨執政74年后衰落，導致蘇聯解體，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致命問題，就是脫離群眾，不能為群眾謀利益，自身腐敗現象滋生蔓延，使黨喪失了凝聚力和戰斗力，失去了民心，最終失去了執政地位，其教訓十分深刻。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長期執政的大黨，面臨著執政、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三大考驗。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才能經受住各種嚴峻考驗，進一步提高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保持旺盛的生機和活力，帶領人民群眾不斷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