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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實踐理性”再認識

賈小明

摘要:德魯克曾說過:“管理的本質就在于人性與實踐性。”我們一方面吸收西方管理科學精華的同時;另一方面更應注意吸收兼具內在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管理思想精髓。本文試圖從歷史和現實成功案例等方面來闡釋和提醒當今管理者應該重新回歸認識具備高度實踐理性的中國傳統管理思想。 關鍵詞: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管理理性;管理實踐;實踐理性

“西方現代科學管理模式”是20世紀初從泰羅的科學管理開始,歷經了行為管理學派、權變管理學派、系統管理學派乃至現在的學習型組織。但值得深思的是,當今西方眾多管理學大師如彼得·圣吉等卻對東方圣哲的管理思想推崇有加,這使得身處其中的我們頗為汗顏。德魯克曾經說過:“管理的本質就在于人性與實踐性。” 而我國美學大師李澤厚先生特別提出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特點恰恰就是“實踐理性”。我國傳統圣哲管理思想的“內在的合理性”(Rationality)和“現實可操作性”(Feasibility)正是解決管理本質問題的天賜之作。“懷璧外求”不如“返觀自求”。 一、我國傳統管理思想的內在的科學合理性和持久的生命力 “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變;不明其得失,無以獲從入之途。”歷史是對真理最好的檢驗,不具備科學合理內核的思想是不可能具備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1. 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 綜觀人類文明歷史,我國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中惟一擁有5000年不間斷文明史的國家,沒有哪個民族和國家能象我國這樣歷經劫難卻依然經久不衰,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性。沒有歷史實踐檢驗的理論,是應該審慎對待的。我國封建社會結構5000年來的超穩定性,這無疑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的內在合理性最有力的證明。一種文明只有具備了與客觀規律相一致的內在合理性,才能真正地持久穩定。明“道”和順“道”正是我國傳統管理活動的根本思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推天理,明人事”我國管理思想恰恰是把宇宙的自然規律科學合理地運用在人文社會上,而西方的科學思想僅過分注重在自然世界的把握上。如果說牛頓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自然規律看得更為深遠的話,那么無疑站在孔子、老子、釋迦、耶酥等思想巨人的肩膀上,對宇宙人生的奧秘將體會得更為清晰透徹。正是這種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和普遍性的規律,才是建立涵括古今中外一切人類文明管理哲學的基石所在,這也是人類千百年來共同智慧的結晶,理當不分文化和種族,為人類所共享。 2. 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統一性和同化力。 中華文明立足于人倫,以人為本的人類共性,以“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的大同思想為目標,避免了一切因宗教文化不同,語言和民族不同所帶來的分歧和困擾,求同存異,共存共榮,以中華民族所特有寬容博大的胸懷,使得眾多不同種族、宗教、語言的人們包括最重種族純潔的猶太民族也被中華民族所同化和共諧,所謂“天下之民歸心”。更為獨特的是中華民族“興滅國、繼絕世”的仁愛思想以和平的方式將人類先進的至善文明,源源不斷地輸入到東亞和南亞各國,使得“遠者來,近者悅”,德惠四海,恩及八方。所以,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博士把未來世界統一的希望寄托我國身上,并由衷地夢想成為中國的一員,他曾寫道:“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最具充分準備的,是2000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的中華民族。”西方啟蒙運動的創始者法國的伏爾泰亦曾寫到:“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最廣博的王國!……我們不能像中國人一樣,這真是太不幸!人類智慧不可能想出比中國政治還要優良的政治組織。……我認為只有中國才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仁愛的民族。”總之,以寬弘博愛、和諧統一為精神特質的中國傳統文明為當今國際世界宗教文化沖突,地區民族矛盾,政治經濟磨擦提供了合理可行的和平解決方法,其悠久的管理思想也成為世界國家之間和平相處樹立了的光輝典范。 二、我國傳統管理思想具有高度的現實可行性。 當代管理實踐中,不論是企業管理,國家管理,乃至軍事管理中應用我國傳統管理思想而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 1. 儒教資本主義圈的國家經濟騰飛。 當代東方“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模式已印證了其高度的生命活力。以至于世界稱東南亞工業化地區為“儒教東亞工業文明”,日本為“儒教資本主義”。在世界商戰中,日本內以“四書五經”求和,外以“孫子兵法”為戰,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中惟一非西方國家。而韓國則用不到3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歷經一個世紀的工業化道路。新加坡業已邁入新興發達國家,被人們盛譽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曾說到:“盡管東方世界在自然科學的創造及文明程度落后于西方,但是東方的人文科學、道德倫理、處世哲理,以及東方世界人們的精神狀態,都是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這種文化價值觀是新加坡成功的一個最強有力的因素。”新加坡力從兩方面治理入手:一是從嚴立法、從嚴執法;二是建立“東方道德價值觀”。前者治標,后者治本,兩者相輔相成,即《論語》所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創造了新加坡經濟成功直至現今的奇跡。 2. 百年老店長盛不衰的管理奧秘。 IBM公司的總裁托馬斯·小沃森在《一個公司和他的信念》中寫道:“一個偉大的組織能夠長久生存下來,最主要的條件并非結構形式或管理技能,而是我們稱之為信念的那種精神力量,以及這種信念對組織的全體成員所具有的感召力。……我堅決相信:任何組織若想生存下去并取得成功,它就必須建立一系列牢固的信念,這是一切經營政策和行動的前提。”“一個組織的基本哲學和原動力和公司成就之間的關系遠遠超過技術或經濟資源、組織、結構、創新能力和時機。” 此外,哈佛的巴納德教授在《經理的職能》中曾指出:“總經理的職能在于“系統地闡釋和確定價值目標,并特別強調總經理所倡導的價值觀只有全體成員所接受方可共有。” 這提示我們一個共同管理哲學思想,一是要正確合理,方可持久穩定;二是要合乎人性,方可接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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