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索四川I民族地區鄉村旅游升級發展的合理途徑，為四川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參考。【方法】通過對四川民族地區區位條件進行分析，對該地區的鄉村旅游進行歸類，分析不同類型鄉村旅游的升級途徑。【結果】由于四川民族地區方格狀區域格局難以形成城郊型鄉村旅游的客源市場，而其農牧交錯的區位條件維持了原野型鄉村旅游的鄉土性，因此四川I民族地區鄉村旅游可根據當地的區位條件分為原野型鄉村旅游和城郊型鄉村旅游兩種類型。【建議】在松潘一木里線以東，應發展替代旅游以減少環境壓力，以西則應兼顧農牧環境的客觀性和傳統社會的鄉土性認識，加強民族文化產品和森林、草原旅游線路的開發，將高寒麥類食品和民族聚落作為深度開發的關鍵，重點發展原野型鄉村旅游，避免數量擴張的片面性，豐富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農業、農村特點，提升鄉村旅游質量。

關鍵詞：鄉村旅游；升級發展；區位分析；四川民族地區

【研究意義】四川I民族地區幅員遼闊，面積30．2l萬km，占全省總面積的60％。隨著四川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發展鄉村旅游成為農(牧)民增收、產業替代、生態保護的重要途徑。區分鄉村旅游發展的區位條件，避免鄉村旅游產品低水平重復建設，對優化旅游資源組合、轉變發展方式有重要意義。【前人研究進展】李左人(2006)認為，鄉村旅游不僅是一種物質消費，更是一種滿足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動和審美活動，因此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四川城郊鄉村旅游需要豐富的文化內涵才能持續發展。蔡軍等(2010)闡述了災后重建給鄉村生態旅游發展帶來的新契機，并以綿竹市遵道鎮棚花村生態旅游規劃為例，探討了在災后重建背景下的四川鄉村生態旅游規劃。黃維兵等(20l1)分析了城鄉統籌背景下四川鄉村旅游的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應加快四川鄉村旅游產業的企業化制度建設、建立四川鄉村旅游產業的現代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研究開展針對四川鄉村旅游產業的資本運營服務，以升級更新四川鄉村旅游產業。夏愛萍和馬朝洪(2011)通過分析和研究四川鄉村生態旅游現狀及轉型升級的方向和契機，得出要實現鄉村生態旅游轉型升級，形成現代化規模經營的鄉村生態旅游發展模式，必須在以人為本、生態優化的原則下，采取政府支持、企業運作的方式，流轉林地，整合資源，統一規劃，景觀培育，實現產業聯合和多元發展。【本研究切入點】四JII城郊鄉村旅游掩蓋了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特殊性，且對當地農(牧)戶較為分散的生產條件、民族文化的微觀農牧業基礎及區位等研究不足，在人口較為稀疏的四川民族地區城郊鄉村游是否可行，有待進行區位條件上的考量。【擬解決的關鍵問題】通過對四川民族地區區位條件進行分析，對該地區的鄉村旅游進行歸類，尋找升級發展的合理途徑，為四川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參考。．1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現狀四川民族地區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涼山彝族自治州及峨邊彝族自治縣、馬邊彝族自治縣、北川羌族自治縣。該地區是青藏高原與四川盆地間的地貌屏障，是長江、黃河上游的生態屏障，是游牧與農耕文化的交錯帶，是具有血緣、地緣聯系的民族交融地區(艾南山，2007)。其總人口650余萬人，面積3O．5萬km，地廣人稀，城鎮化水平低。近年來，四川I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發展較快，模式也不斷豐富和完善。2008年4月，四JlI省發布《四川省民族地區旅游產業發展規劃(2008—2012年)》，規劃布局了一批“藏家樂”、“羌家樂”、“彝家樂”和特色家庭旅館，啟動建設特色牧(農、林)家樂示范鄉、示范村和示范戶。2010～2011年，涼山州西昌市、甘孜州丹巴縣、阿壩州汶Jif縣和茂縣先后被授予“四川省鄉村旅游示范縣(市、區)”榮譽稱號。可以認為2008年4月是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升級發展的開端，新農村建設、城鄉統籌和扶貧、以工代賑等相關政策和政府的分解目標管理措施促進鄉村旅游深入發展，而開始的地點就在涼山州。2007年涼山州接待游客1200萬人次，旅游總收入35．8，fL元，接待游客人次是2005年的4倍，旅游總收入是2005年的3倍多；2008年涼山州西昌市鄉村旅游共接待游客78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4400萬元；2009年涼山州旅游收入突破50億元。

其中，涼山州西昌市將“一村一品”作為推進農業產業集群化、規模化的載體，推出高枧荷色、川興蜜桃、黃水煙草、西鄉葡萄、樟木箐櫻桃、安哈彝寨、黃聯石榴、月華油桃等八大鄉村景區，集生產、生態、旅游、文化等功能于一體。

2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升級發展的區位限制“涼山模式”以政府主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群眾參與為特點，西昌市鄉村旅游的客源主要是四川盆地城市及附近的攀枝花、宜賓、楚雄等城市散客。西昌市是四川民族地區唯一的農業產業化集群發展試點市、統籌城鄉協調發展試點縣(市)，有可以依托的景區。在公路、鐵路、航空運輸上，西昌市具有較四川其他民族地區更良好的區位條件，能滿足家庭游客短程旅游的需求。西昌市所處的安寧河谷具有較四川其他民族地區更良好的農耕條件，且政府主導的優勢在西昌市鄉村旅游升級發展中作用明顯。

從成都的農家樂模式到北京民俗村模式，我國鄉村旅游大多以大城市周圍的城郊鄉村為實施地，而在四川民族地區，大平原、大城市、快捷交通的地區僅限于安寧河谷。涼山州鄉村旅游采取觀光采摘為主的農旅結合模式，吸引消費群體的主要是安寧河谷冬季的溫暖天氣和彝族風情，但類似這種觀光采摘、民俗表演的農旅結合模式在甘孜、涼山(安寧河谷除外)、阿壩三州大部分地區均受地貌、氣候與土地利用條件的限制而無法順利開展。

從表1可以看出，涼山州人口規模、城鎮人口規模、耕地面積均大于其他兩州，年降水量、月均溫變化、最低海拔高度等自然條件均有利于農耕人口和城鎮集中分布。雖然涼山州城鎮化率在全省排倒數第二位，但規模上明顯大于其他兩州，其交通線、耕地與人口集中分布在安寧河谷，因此，農旅結合的發展模式較適合涼山州鄉村旅游的發展。涼山州發展鄉村旅游的另外優勢在于農業人口集中在海拔2700m以下的地區，游客不會出現高原反應。川西高原海拔均3500～4900m，正常情況下，即使以海拔27001\"1\'1為營地，海拔2700～3500133_也會成為有老人、兒童的家庭進行休閑度假旅游的屏障，使得這些地區鄉村旅游的布局選點比安寧河谷更復雜。而海拔2700～3500m的屏障帶大致沿阿壩、紅原、松潘、康定、木里、鹽源、鄉城一線，略呈J字形(簡稱松潘一木里線)，西高東低，景觀上為亞高山常綠針葉林。因此，涼山州農旅結合模式在甘孜、阿壩兩州并不適合。

3區位分析

3．1鄉村旅游的區位類型基于吸引物的定義，北京市鄉村旅游游客的目的主次順序是：吃農家飯(23．2％)、欣賞風景(22．8％)、農產品采摘(14．9％)、欣賞鄉村(10．7％)和住農家屋(10．3％)(王兵等，2006)。這種鄉村旅游是以城市居民個人短時間的消費為主要特征，可稱為“城郊型鄉村旅游”。陶玉霞(2009)認為，鄉村旅游需要提高到生態旅游層次，以資源開發為導向，這種鄉村旅游可稱為“原野型鄉村旅游”，旅游只是區域內的次要活動。即城郊型鄉村旅游是指以中心城鎮居民為客源，利用城郊便利交通和較低的地租條件開展的短程旅游；原野型鄉村旅游是指以獨特事物吸引游客，受區域內游客接待能力的限制，專程旅游成本較高。安寧河谷內密布鐵路、國道、高速公路，城鎮集中，鄉村旅游的區位條件接近前者。

3．2方格狀區域格局難以形成城郊型鄉村旅游的客源市場由于四川民族地區山河相間，交通網呈格狀，城市數量少、規模小，缺少與成都農家樂、北京民俗村相似的城郊區位，即短程交通、低價的本地食品和充足的勞動力，該地區難以形成鄉村旅游客源市場。此外，四川盆地邊緣的龍門山、峨眉山等2000～30001TI的中山與松潘一木里線山地景觀相似，分散了深入民族地區的盆地內游客；雖然象~t)rl石椅羌寨、峨邊月兒坪彝族新村距離成都平原城市在60km以內，但其接待能力不強。

杜能環是以市場交換為基礎的區域內農業收益最大的一種布局方式，即肥力均勻的平原，自城市而外為自由農業帶一林業帶一輪作帶一放牧區及高質易運品一荒野，其土地利用集約化程度依次遞減。盡管各帶均有收益，但距離中心城市越遠，則交通成本越高。微觀上，農戶接待城市游客更容易發生的區位是在勞動力較多、土地相對豐富的林業帶和輪作帶，而牧區和荒原由于缺乏農產品和剩余勞動力，接待能力較差。土地貧瘠、人口稀疏、交通密度低使該地區鄉村旅游的供應總量少，旅游成本高，容易被盆地內低成本農家樂分流或替代。借用屏障(、Barrier)與廊道(Corridor)兩種性質不同的單元來對四川民族地區區位進行宏觀分析，其空間單元格局如圖1所示。屏障1、2、3、4、5的高峰分別是雀兒山、雪寶頂、格聶、大風頂、貢嘎山，多有終年積雪，容易形成單獨的景區或自然保護區，脫離農戶管理。廊道1、2、3、4是阿壩高原、甘孜高原、安寧河谷、岷江河谷。除安寧河谷有較多本地城鎮人口外，其他地區只在重要交通線路上才有成都客源，如成都游客經京昆高速公路過屏障4進人廊道4的安寧河谷，或經省道213由廊道3進入廊道1的若爾蓋草原。廣泛分散的農(牧)戶不能為稀缺線路提供大量的農業剩余，因此，四川民族地區更適合低成本農家樂的經營方式。3．3農牧交錯的區位條件維持了原野型鄉村旅游的鄉土性我國北方的農牧業受降水條件限制，古代小麥就成為游牧民族搶奪農耕民族的過冬食品。這條農牧界線在北方大致沿400mm等降水量線分布。在甘肅以南，受橫斷山區海拔高度的影響，氣溫降低，耕種受限，農牧界線與春小麥、冬小麥的分布界線近似。從全國來看，農牧界線大致沿燕山一六盤山一云嶺一線，四川民族地區主要位于燕山一六盤山一云嶺線西南段以西，農牧交錯帶約占四川民族地區面積的47％，適宜農、牧、旅兼營。此外，深處內陸的農牧交錯區位條件避免了城市化，維持了原野型鄉村旅游的鄉土性，同時農牧混合經營使得農戶收入相對穩定，保證了該地區農戶鄉村旅游的接待能力。

川甘青交界是不同尺度的農業氣候響應敏感區(一年一熟與高寒無農業交界、農牧業過渡、北亞熱帶敏感區)，單一的農業經營不適合氣候敏感區(張丕遠，1996)。該地區糌粑、酥油茶和青稞酒等藏族傳統飲食特色均需要種植業支持。而實際上，從東北延伸至西南的春小麥區(也適宜青稞生長)為鄉村旅游升級提供富余的物資保證。在這條線上，理縣米亞羅鎮八角碉村就將村寨、草原風情、農耕文化同時作為重要的旅游資源，理縣桃坪羌寨2002年憑借其獨特的民族農耕文化成為AAA級旅游景區。此外，甘孜州、阿壩州的高原純牧區可以開發民族金屬飾品、印刷品、唐卡等易運旅游商品，以供應游客。4兩種鄉村旅游類型的升級發展不同鄉村旅游類型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李德明和程久苗(2005)認為，政府主導模式能廣泛適應鄉村旅游，“公司+農戶”經營模式適合觀光農業或農事旅游，“旅一工—農一貿”聯動模式適合開發旅游商品、紀念品。這些模式主要適合客源市場比較成熟的城郊地區。

由于一些大城市周圍遠郊的大田作物和林帶景觀較靠近城市中心，其鄉村生態環境不能成為稀缺資源吸引城鎮居民，因此對于城郊型鄉村旅游，應適當增加供給檔次，依托旅游線路和廊道，重點發展松潘一木里線以東的農林地區；對于原野型鄉村旅游，應當重視旅游資源的開發和空問組合，保持其鄉土，重點提高屏障2、3、4、5處的鄉民鄉村旅游接待能力，并在屏障1處修建度假村。兩種鄉村旅游的升級發展主要措施見表2。5建議以政府主導的模式在道路建設、住房改善、環境保護上見效明顯，這為四川民族地區的鄉村旅游升級發展奠定了基礎。由于方格狀區域格局的存在以及鄉村旅游接待能力和景點的季節性限制，四川民族地區升級發展對旅游線路開發、交通網、旅游信息咨詢服務等有更高要求。與陽朔、迪慶仁安藏村相比，四川民族地區的鄉村旅游應建立在農牧交錯的區位上，才更能保持鄉村性和可持續性。從旅游資源的開發來看，在松潘一木里線以東，應發展替代旅游以減少環境壓力，以西則應兼顧農牧環境的客觀性和傳統社會的鄉土性認識，加強民族文化產品和草原旅游線路的開發，將高寒麥類食品和民族聚落作為深度開發的關鍵，重點發展原野型鄉村旅游，避免數量擴張的片面性，豐富四川民族地區鄉村旅游的農業、農村特點，提升鄉村旅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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