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礦產資源 礦業權 法律制度

【論文摘要】澳大利亞是礦業大國，在礦業權方面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制度，而同為礦業大國的我國礦業權制度卻相對簡單。本文從礦業權制度、礦業權主體、礦業權取得和礦業權轉讓四個方面，對中澳礦業權法律制度進行比較，以期借鑒澳大利亞礦業法中的先進之處，完善中國礦業權法律制度。

礦業權是理論界這些年來探索的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這也是我國市場經濟不斷推進的結果。礦業權這個概念從古羅馬法時就出現了，在當時礦產資源被歸為物的范疇，并且羅馬法規定，礦產資源所有權屬于國家，但國家可以將有些礦產出租給貴族和私人去開采。在古羅馬時期的某些城市，很多自由人可以從國家或私人所有的礦產中租下某些礦坑，這些小礦主要向國家交納一定數量的產品，凡愿意開采的開采者，個人可以取得開采出的礦產的一半，另一半要交給國家。西方礦業權的概念完善和發展的鼎盛時期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那時隨著西方國家大多走向了工業化，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礦業權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要弄清它的確切含義，有必要對其進行解析，其實礦業權是一個權利束，是由一系列相關權利組合而成的。讓我們來看一下西方國家對礦業權的理解。礦業權，簡稱礦權，是指探采人依法在已登記的特定礦區或工作區內勘探、開采一定的礦產資源，取得礦產品，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礦產資源本身的特點與其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使對其進行合理利用與保護成為一個國家的重大任務。因此，當今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礦業權法律制度的設立。澳大利亞是一個資源相當豐富的國家，礦業產值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4．9％，礦業已然成為澳大利亞的支柱產業。而對于同樣擁有巨大礦產資源的我周，礦業也是重要的產業支柱。礦業權及相關權利的設定對這兩個國家具有特殊的意義，這在礦業立法上得到了集中體現，

現將中澳兩國的礦業權立法比較如下。

一、礦業權制度比較

礦產資源具有貯藏的隱蔽性，多數埋藏于地下，只有經過地質勘探才有可能認識和發現它，而且要經過采掘等過程才可能變成人類所需的礦產品。作為礦產資源所有者的國家不可能直接從事具體的礦業活動，只有具體的公民和法人才具有勘查和開采的能力。為此，國家將礦產資源所有權的部分權能授讓}}j去，設立礦業權制度。礦業權制度的設計應當包括礦業權的種類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我國礦業權制度

“根據我國現行《礦產資源法》及配套法規的規定，我國對國內地質勘探單位和礦山企業，實行以勘查許可證為代表的探礦權制度和以采礦許可證為代表的采礦權制度。”勘查礦產資源必須依法申請登記，領取勘查許可證，取得探礦權；開采礦產資源，也必須依法申請登記，領取采礦許可證。兩者在法律上也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不同階段的礦業權之間是有聯系的，即探礦權人有取得所探礦床的開采優先權。這樣做是為了鼓勵投資者向高風險的礦產勘查投資，因為采礦或轉讓采礦優先權是實現勘查經濟利益的唯一途徑。

(二)澳大利亞礦業權制度

澳大利亞將礦業權分為為探礦權、采礦權、評價權三種。開采礦種沒有限制，盡力保證誰勘探誰開采。澳大利亞實行聯邦和州／領地分權管理，因各州／領地資源狀況等的差異，其礦業立法情況也有不同。在新威爾士州“兩權”(探礦權、采礦權)出讓中，出讓方式一是申請授予，二是招標拍賣，適用于位于礦產分布儲備區內的兩權出讓；而在西澳州和北部地區，大型項目的“兩權”出讓則要以協議方式。

(三)小結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中國的探礦權人有優先取得開采所探礦床的優先權。澳大利亞探礦權人也可以根據“勘探在先”原則，優先取得采礦權。澳大利亞的三種礦業權在法律上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適應了商業性勘查和開發相互協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需要。但是，在我國礦業權之間在法律上沒有必然的聯系，今后要積極推進礦產勘查與礦產開發的一體化，用開發，保勘查；用勘查，促開發。澳大利亞的不同礦業立法也值得我國借鑒，根據地域的不同，對東中西部實行不同的礦業政策，更好的發揮我國的資源優勢。

二、礦業權主體的比較

礦業權的主體是指可以依法取得礦業權的公民或法人。根據“權利與義務相一致的法律基本原則”，一個民事主體只有具備了相應的勘查或開采的行為能力，即承擔義務的能力，才能獲得相應的礦業權。

(一)我國礦業權主體

考慮礦業所需的資金和規模比較大，我國《礦產資源法》規定，國營礦業企業是開采礦產資源的主體，國家保障國營礦山企業的鞏固和發展。對集體礦山企業和個體采礦實行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領導、加強管理方針。但集體礦山企業只能開采國家指定范圍內的礦產資源，允許個人采挖零星分散的資源和只能用作普通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為生活白用采挖的礦產。這種對不同身份的主體作區別對待的規定，使得國營企業在爭取礦業權的競爭中擁有特權，不符合自由競爭的要求。除了本國的公民和法人可以成為礦業權的主體外，我國的《礦產資源法實施細則》還規定，國家允許外國的公司、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以及個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行其他海域投資勘查、開采礦產資源。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可以加快中國礦產的勘查和開發，支持國民經濟的發展。

(二)澳大利亞礦業權主體

根據澳大利亞的《礦業法》及相關規定，任何個人都可以申請探礦權，申請人可以通過行政審批或投標的方式獲得探礦權。如果申請者是外國公司以及外國居民，在新南威爾士州以外注冊的公司時，除了提供審批或競標所要求的規定材料外，部長還有權要求這幾類申請人或競標者提供更詳細的資料。任何人都可以申請采礦租賃權，，申請人可以通過審批或競標的方式獲得租賃權。采礦租賃權的持有人有在規定土地進行采礦的權利，并在該區域內進行粉碎、測量、分級、沖洗和瀝濾等初級處理工作。

(三)小結

中澳兩國對礦業權主體的規定，體現了主權國家對其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這一國際公認的原則。但是澳大利亞礦業權的主體更為寬泛，對外國人的限制比較低，這符合市場經濟中機會平等的原則，凡具有足夠行為能力的公民或法人，經審查、登記等法定程序都可能取得礦業權，行為能力越強，則可以申請獲得越大的礦業權，有利于礦業權的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優化資源配置。

三、礦業權取得的比較

礦產資源的取得可以分為原始取得和繼受取得，即通過申請一批準一登記取得和基于轉讓取得。此處僅探討前者，礦業權的繼受取得將在下一節中討論。

(一)我國的礦業權取得制度

我國礦業權的設立需要經過經貿部門、計劃部門、分礦種的工業主管部門、地質礦產主管部門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的審批和發證。另外，勞動安全、環境保護等部門也要依照有關法律履行其審批職責。繁瑣的審批程序限制了礦業權的設立，使得這一資源難以自由流通，從而形成最佳配置。對外商來講，不僅預示著極大的風險，而且無法像國內企業一樣找到相應的主管部門。 (二)澳大利亞的礦業權取得制度

各州法律在頒發采礦許可證的條件中都有明確規定，申請人必須是一名勘探人而不是一個賣主，申請時必須提交實施勘查計劃的全部財務和技術細節。這樣，就可以防止單純為了出售礦業權或與他人合資謀取利潤為目的的投機行為。礦業權轉讓時，當事人雙方須到政府礦業管理部門辦理批準登記手續。除此之外，必須履行規定的義務，如探礦權、采礦權必須達到最小的區塊面積，完成勘查投資承諾，為保持礦業權必須支付的勘查作業資金額，按期繳納租金和保證金，按期報告開支情況、勘查進度和結果，滿足恢復生態環境的要求。

(三)小結

由此可見，澳大利亞的礦業法側重于礦業權的保護、環境及資源保護方面。中國礦業法的重心在于經濟調控和企業管理方面。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礦業法的中心已經開始向環境、安全等方面轉移。

四、礦業權轉讓的比較

資源的自由流通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作為財產權的礦業權，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必然反映出商品性特征，通過流通來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但因其往往事關社會公共利益、國家戰略利益”，所以各國對礦業權的轉讓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限制。

(一)我國礦業權轉讓制度

我國對礦業權轉讓的限制比較嚴格，只在兩種情況下可以轉讓。一是探礦權人在劃定的勘查作業區內進行勘查作業，有權優先取得勘查作業區內礦產資源的采礦權。探礦權人在完成規定的最底勘查投入后，經依法批準，可以將探礦權轉讓他人；一是已經取得采礦權的礦山企業，因企業合并、分立，與他人合資、合作經營，或者因企業資產出售以及有其他變更企業資產產權的情形，需要變更采礦權主體的，經依法批準，可以將采礦權轉讓他人。由于以往探礦權、采礦權的轉讓都是以行政方式無償授予的，沒有形成一級市場，現在直接進入有償轉讓的二級市場，將有損國家和受讓人的權利；同時，探礦權、采礦權作為一種無形資產，必須和相應的資金及勞動投人后形成的有形資產一并轉讓。為防止探礦權人、采礦權人發生類似“炒地皮”的弊端，我國《礦產資源法》對此作出了明確的限制。

(二)澳大利亞礦業權轉讓制度

根據澳大利亞的法律，探礦權、采礦權可以合法轉讓。這一規定對國際采礦業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為：1．礦業權人出現以下情況時，都可以將礦業權轉讓給出價最高的人。如一個探礦權人發現了一處有經濟價值的礦體，不想開采又想收回勘探投入；大礦業公司認為發現的礦體規模小，不想開采；小礦業公司發現了礦體，不具備開采條件，沒有開采能力。2．勘查許可證持有人可能希望尋找合資伙伴來分擔勘探風險，可以建立聯合股份公司，將權利轉讓給該公司。3．礦業權是一種有價的無形資產，投資人如欲以礦山企業的資產及其產品作擔保進行籌資，最基本的條件是他應有權抵押以致最終轉讓礦業權的權益。礦業權轉讓，由當事人雙方協商議定，政府一般不進行干預。

(三)小結

中澳兩國的共同點是都允許礦業權的轉讓，并在程序上作出限制。但是，澳大利亞對礦業權轉讓的限制較少，有利于礦業市場的發展。而中國由于客觀情況的局限，對礦業權的轉讓實行嚴格的限制。．

(五)總結

在中澳兩同的礦業權法律制度方面，值得比較的法律制度還很多。本文只是選擇了幾個主要方面略作比較，以便在今后的立法中借鑒澳大利亞法的先進之處，在開發與保護相結合中充實和完善現有的礦業法律、法規和規章并加大監管力度。此外還要在世貿組織規則內對現行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進行全面的調整，進而保護和促進我國礦業的發展。從而推動中國礦業市場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