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6)03-0043-04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和支農政策經歷了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由于財力所限，政府很少對農業進行投入。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實行的是農業支持工業的政策，相對于農業為工業提供的剩余而言(主要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形式實現的)，國家財政投入的比重仍然很小。從1978年我國對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財政支農體制開始進行了大幅度的改革。這也是目前我國這一時期現行財政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在這個時期，資金渠道多，政策覆蓋范圍廣，涉及農業、農村發展的許多領域。進入1994年，我國財政體制進行了一次較為重要的改革，那就是開始實行分稅制。分稅制的實施對我國的財政支農體系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上，對于農業投資的影響也體現在地方政府由于財力、目標不同，各地對農業的投入有很大的差異。從1998年開始，為滿足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我國政府開始著重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在加入WTO后，要求我國農業財政支持體系符合世貿組織的協議規定，我國的財政支農體制向更加科學和符合國際慣例的公共財政體制目標邁進。此時我國國民經濟也進入了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即人均GDP首次超過1000美元，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已經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階段，因此加大農業支持力度，發展農村生產力，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已經成為共識。縱觀我國財政支農體系的演變過程，我國財政對農業的支持體系經歷了一個具有鮮明歷史特征的變化過程，對我國農業經濟的增長與發展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與作用。 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與我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支農支出雖然有密切的關系，但并不完全同義。本文采用羅劍朝教授在《中國政府對農業投資的增長方式與監督研究》[1] 一書的說法，提出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的概念是：“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指政府為了克服市場缺陷在農業生產和經營過程中投放資源(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而形成資產或資本以達到預定的經濟、社會和生態目標的經濟活動過程。”羅教授認為，從統計口徑上來說，這一概念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的投資相當于財政支農支出中的支援農業生產支出和農業事業費再加上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以及自然災害補貼(由于數據資料所限，本文使用農村救濟費這一數據)。廣義的政府財政對農業投資是在狹義的基礎上，加上財政用于農業科研與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農業環境保護以及給生產者直接補貼的支出。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財政支出和WTO《農業協議》所允許的框架內。本文所使用的數據均依據狹義的概念而來，基本上等同于我國財政支農支出中的口徑，即支援農業生產支出、農業事業費、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農業科技三項費用及農村救濟費這幾項之和。(大口徑的財政支農支出包括了財政通過其他間接渠道對農業實施的多種支援與補助，如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采取財政補貼辦法優惠供應農用生產資料、減免農業稅，對進口糧食與化肥實行補貼等等)。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農業經濟的增長來源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隨著技術的進步，農業生產率提高對農業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對于處在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依靠要素的投入來實現農業經濟的增長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時也是主要途徑；對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短缺資本的投入顯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國農業的資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還有農戶和其他私人社會資本。政府對農業投資的理論基礎是農業具有準公共物品的性質。顯然，農戶和其他私人資本的投入對農業增長的作用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農業投資中，投資規模、投資結構的狀況以及與農業增長的關系。通過對中國轉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來，尤其指1990年代以來)農業GDP數據和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結構狀況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發現政府農業投資規模對農業增長有極強的正相關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資結構所產生的邊際產量不同，所以改善農業投資結構也能對農業增長產生正的影響。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農業投資也對地方農業增長有重大作用，這種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結果提示我們，導致我國政府農業投資不足和結構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國現行的公共財政體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須從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和農業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高度來進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擴大和結構優化調整。 1. 轉型期農業增長與政府農業投資規模變動分析[2] 中國農業經濟的轉型期可定義為1978年以來至今的農村經濟改革期。自此，中國農業經濟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邁進的步伐。這個階段也是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重要轉折期。與此相伴，中國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在這個時期以后也發生了巨大變動。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農業投資規模都空前增長。 1. 1轉型期中國政府農業投資的規模變動與農業增長水平變化 農業投資規模是指各個年份或各個時期農業投資的總量。按照本文的統計口徑(中口徑)，我國農業投資規模在各個五年計劃期是不同的，總的趨勢是增長的，尤其從“七五”開始，我國農業投資力度明顯加快，其累計投資額是“六五”時期的兩倍還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長(見表1[3])。 表1各個時期財政支農情況 國家財政總支出 財政支農支出 占財政總支出比重 時期 (億元) (億元) (％) “五五”時期 5246.52 614.41 11.71 “六五”時期 6951.9 612.71 8.69 “七五”時期 13800 1303.2 9.38 “八五”時期 24529 2400.8 9.75 “九五”時期 55742 5186.6 9.29

資料來源：轉引自陳錫文. 中國農村公共財政制度：理論、政策、實證研究，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5年，第116頁。 如果將政府農業投資與農業經濟增長情況聯系起來，并使用逐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可以發現，自1978年以來，無論是農業GDP還是農業增加值，其總的趨勢也是增長的，雖然個別年度間存在著波動。尤其在近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開始加快，增幅明顯。(均以當年價格計算，未轉換為可比價格)。將農業GDP、農業增加值及政府農業投資的變動趨勢畫在一張圖上，如圖1所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