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唯心”和“唯物”來為經濟學的方法論分類，這在當今似乎是有些不合時宜。因為目前有關經濟學方法論的分類，顯然早就突破了“唯心”和“唯物”的理論框架。然而，盡管經濟學界已經提出了林林總總的分類——諸如實證主義、證偽主義、歷史主義、個人主義、整體主義等等，而且這些分類也有助于人們全面地認識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和演變，但分類的意義畢竟是對不同方法論的根本性質的比較和把握。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唯心”和“唯物”的分類標準并沒有過時，它對于我們科學識別和把握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依然是一個十分有效的工具。據此，筆者以“唯心”和“唯物”的分類標準為依據，考察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危機及發展趨勢。

一、內在的硬傷：用“心理”解釋“心理”

經濟學的分析框架由三個部分構成：(1)視角(perspective)；(2)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3)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在我看來，“視角”是整個分析框架的基礎所在。所謂“視角”，也就是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和前提，經濟學方法論的根本區別取決于觀察問題的視角不同。因此，“視角”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

眾所周知，西方經濟學觀察問題的“視角”是四個“結構前提”和一個“經濟人假設”。這四個結構前提是：給定的“技術結構”、“偏好結構”、“資源結構”和“制度安排”。而“經濟人假設”的內涵則是把任何時代以及不同社會的人都抽象為“理性”和“利己”的人，在“利己”目標的指引下，“經濟人”的行為基于“理性”的算計而與既定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無關，至于為什么人是“理性”和“利己”的，則被歸結于人類永恒不變的本性。西方經濟學把人的這種不變的、永恒的本性看成是每個人行為動機的基本原因，而社會經濟運動就是個人行為的加總及其由此產生的結果。這種從個人本性出發的分析思路，構成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根基——即學術界通常歸納的所謂“個人主義方法論”。其實，“個人主義方法論”僅僅是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征之一，用“個人主義方法論”來概括西方經濟學方法論只是從分析元素上對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把握，這種把握尚未抓住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四個結構前提”把技術、偏好、資源和制度鎖定在孤立的、靜止的狀態下，這是典型的“形而上學”的觀察視角；“經濟人假設”把人類的本性視為原子式的、個人的、主觀的、永恒不變的范疇，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因此我認為，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才是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本質所在。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來，人的行為是由人性決定的，而人性又是由人類永恒不變的心理決定的。用心理分析來說明人的行為選擇不僅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傳統。比如，米塞斯說：“心理活動導致行為”；哈耶克說：“假如有意識的行為可以被‘解釋’，那么，它也是心理學的而不是經濟學或其他任何社會科學的任務”戶凱恩斯關于“決定有效需求的三個基本心理因素”的理論，則是心理分析的典范。

“經濟人假設”把人性建立在永恒不變的心理活動的基礎上，雖然符合人們當下的經驗直覺，但卻存在著一個致命的內在硬傷：它無法說明“人的心理傾向是由什么決定的”，也就是說，為什么是“這種”人性而不是“那種”人性?如果我們進一步追問決定人類行為的“心理活動”又是“由什么決定的”，邏輯的選擇就只能有兩個：(1)堅持心理活動的“本體論”(即：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放棄尋求心理活動背后動因的一切努力；(2)用心理之外的客觀因素來解釋人的心理活動(比如，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分析)。雖然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也有人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心理活動，比如，堅守“經濟人”信條并將其擴展到人類經濟行為以外的貝克爾(Gary Beeker)在《社會經濟學》中，通過“社會資本”概念，將社會規范和他人價值觀對決策者個人的影響引入經濟分析框架，確認了社會因素對個人經濟行為的決定性影響——但是，不知是過于自信還是有意回避，主流經濟學面對這個追問卻泰然自若地做出了第一種選擇，依然固執地堅守在“唯心”的陣地上。

對于私有制社會(尤其是以市場經濟為背景的私有制社會)而言，“經濟人假設”無疑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因為抽象的“經濟人假設”其實并不抽象：它不過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下人的本性的高度概括而已。然而也正是這個“并不抽象”的假設使“經濟人”的解釋力受到了歷史的局限，一旦超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時空范圍，“經濟人假設”就會陷入尷尬的境地。毫無疑問，“物質動機”是人類“利己”行為的出發點，西方經濟學把“物質動機”視為經濟人“利己”行為的出發點，這是正確的。在物質匱乏的背景下，個別人的“利他”行為(如雷鋒)之所以彰顯出高尚、偉大和不平凡，是因為“利他”行為往往是物質層面的“利他”，缺乏必要的物質支撐，“利他”行為就很難“普世化”。但西方主流經濟學卻不明白，不僅“物質動機”只是人類心理活動的一個層面，而且“物質動機”在人類心理活動中的主角地位，也并非是不可動搖的。美國當代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分層理論”證明：物質財富與人類心理活動中的“物質動機”成反比，與“非物質動機”成正比——這個道理在今天并不是什么烏托邦的理論猜測，而已經是越來越鮮活的現實。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人類心理活動的“物質動機”將趨于，遞減，而“非物質動機”(比如對精神的追求)會越來越凸現出來，只要看一看當代綠色和平運動、自愿者行動、環保潮流的強勁勢頭，我們就清楚了。正如我國學者汪丁丁所說：“一旦群體中多數人的行為不再是效率導向的時候，自利性假設將失去解釋力。這一趨勢在后工業社會里看得非常清楚(西歐，北歐和北美的部分地區)”。

其實早在100多年以前，馬克思從“唯物辯證法”的觀察視角出發就已經發現：“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利己”行為和“利他”行為的心理基礎都是現實的客觀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人性歸結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由此出發，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人類“利他”行為的普世化必須以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令人遺憾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始終堅持“唯心”的方法論，他們不可能也不愿意尋找人類心理活動背后的客觀動因。在“唯心”的方法論的指導下，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拒絕歷史地解讀人類的心理活動，把“理性”和“利己”視為人類永恒不變的心理偏好，也就并不奇怪了。

二、哈耶克等人的“反叛”

早在20世紀以前，“經濟人假設”就曾遭到了歷史學派(羅雪爾、希爾德布蘭德等)和制度主義(凡勃侖)的抨擊。雖然這些抨擊相當尖銳，但由于其依據主要來自于倫理道德方面的訴求，故難以對西方經濟學的“唯心”視角構成真正的威脅。

然而，用“心理”來解釋“心理活動”只是無意義的同義反復，“心理活動背后的客觀因素究竟是什么”——這個“追問”是無法回避的。面對這個“追問”，支撐當代經濟學方法論的“唯心”根基逐漸在遭到侵蝕。20世紀中期尤其是80年代以來，長期統治西方經濟學的“唯心教條”開始遇到了無情的反叛，這種反叛來自于社會學界、心理學界以及經濟學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從純理論的“規范”研究來看，有四個學者的“反叛”值得一提。

第一個是哈耶克的“進化理性主義”。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區分了社會科學領域中的兩種理性主義：一是建構理性主義，即認為社會秩序是人類主觀意識設計的產物；二是進化理性主義，即認為社會秩序是“自發”進化的產物。哈耶克從“進化理性主義”的立場出發，強烈地質疑了建構理性主義。進化理性主義發現：“只有少數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不難看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唯心主義方法論是建構主義的典范。有趣的是，哈耶克把理性主義區分為“建構”的和“進化”的，其本意并不是要清算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打人建構主義的范疇加以批判(這種批判見之于《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負》等著述中)。哈耶克的目的當然不會實現。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歷來主張：“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律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哈耶克用“建構”和“進化”來表明自己與馬克思的根本區別，顯然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與其說馬克思主義是建構理性主義，不如說馬克思主義是進化理性主義；把社會秩序及其建構看成是“自然”(自發)的過程，這恰恰是馬克思與哈耶克的相同之處。二者的區別在于，馬克思認為這個自然(自發)過程的規律是能夠被人們認識和把握的，而哈耶克卻認為歷史規律是不可知的。正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中的“可知論”蘊涵著“改造舊世界”和“期待新世界”的主張，哈耶克便武斷地將其歸人建構理性主義。其實，社會建構“不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出來的結果”，并不等于社會建構的趨勢“不能把握和預測”。如果把“不可知論”的邏輯貫徹到底，那么哈耶克極力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的那套理性辯護和預測又何以可能?不過，盡管哈耶克最終堅持不可知論、否認客觀規律的唯心主義的基本立場，但他將“理性”區分為建構理性主義和進化理性主義，并對前者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不僅說明他意識到了這種區分(“自發”和“人為”)是方法論的本質要害所在，而且也表明了在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出現的微妙變化：否認建構理性主義必然導致對西方經濟學“唯心教條”方法論的懷疑(盡管這是不自覺的)。我以為，這也正是哈耶克比其他主流經濟學者高明之處。

第二個是赫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