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客觀存在。但是，作為研究對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臘就形成了兩大獨立的學科。直到近代才逐漸形成交叉研究。從歷史上看，政治學的產生早于經濟學，古代王朝的更替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和政體的變動催生了政治學，而那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形成。經濟學在近代的產生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當時有重合。19世紀中期以后，經濟學力圖擺脫政治內容，專心于市場問題，政治學則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為體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政治學家關注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研究政府決策過程，兩者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再度出現。這種新的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界中由幾種影響相當很大的流派體現，在政治學中也被當作新的學術動向，引起普遍的關注。當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在政府及其有關的問題上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再度被提起。由于其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

一 城邦學說中的政治與經濟 古希臘的城邦學說已經初步涉及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樣的問題。古希臘的社會組織以城邦為單位，城邦中的居民過著共同生活，個人離開城邦難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護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統治者的專橫，以及外敵的入侵。城邦（polis）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古希臘還沒有出現國家與社會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現代同義詞是‘國’(country).”[1]其中既有國家的成份，也有社會的成份。當時的各門學問以城邦的運作為中心展開，所以有人把那時的學問稱為“城邦學”。城邦學以研究城邦政體為主，社會、經濟、文化等現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現代較精確的概念來看，希臘人城邦學說不僅是政治學，而且又是倫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2]最早出現的學科萌芽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經濟學在當時的雛形是家務管理，尚未成為獨立的學科。古代思想家在正義、善、分工等概念的討論中各自論及了財政、城邦對經濟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業、貨幣等經濟問題。

當時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學即關于治理城邦的學問，國家的起源、政體、國家的組織和管理等從那時起就成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古代希臘的然哲學認定宇宙有自己的規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過程，城邦的法則與自然法則相似，“整個希臘政治學說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這種共同生活的和諧。”[3]但實際上人為因素使城邦的運行帶有許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臘政治哲學就起源于探索這樣一個難題：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創造。”[4]

希臘時代的的家政（即經濟）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隸、主人組成，家庭活動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經濟是家庭的管理。古代希臘在城邦層次基本上沒有經濟活動，生產和交換以家庭為單位。當時只有初步的政府通過管理促進經濟的思想，比如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5]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從城邦國家的角度探討了經濟問題，認為城邦可在促進經濟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他建議對僑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給給予照顧，以吸引更多的人來雅典。這樣不僅可以增進雅典城邦的收入，給城邦國家帶來財富，還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處于雅典的統治之下。[6]他還在《經濟論》（Oeconomicus）中主張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進外貿發展。色諾芬推崇農業輕視手工業，“農業是其他技藝的的母親和保姆，因而農業繁榮的時候，其他一切技藝也都興旺。”[7]在西方最早把農業放在產業基礎上的思想家，被認為是近代初期法國重農主義的來源。色諾芬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盡管如此，《經濟論》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8]

古希臘明確和集中地闡述了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的是柏拉圖[9]。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勾畫了理想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從財產所有制、家庭構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會經濟政治各個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來。柏拉圖把私有制與理想國家對立起來，認為私人擁有財產會妨礙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張在統治者和保衛者兩個階層中不應有任何私有的東西，妻子、兒女、家庭等都應是共有的，“因為他們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這使他們之間不會發生糾紛。因為人們之間的糾紛，都是由于財產、兒女與親屬的私有造成的。”[10]柏拉圖看到所有制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提出用公有制來糾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認為是近代政治經濟學中制度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柏拉圖還主張兒童的撫養和教育由國家負責，這可能是關于國家公共職能的最早探討。

柏拉圖學說的核心概念是“正義”。正義體現于秩序之中，個人按上天賦予自己的品質，遵照分工，各盡其職。“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11]從個人的角度，城邦的建立是因為個人單靠自己無力達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滿足個人多方面的需要。國家以社會分工體系為基礎，他把居民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保衛者、生產者，強調一切經濟和非經濟的活動都受到分工等級的嚴格規定。“這套分工體系完全是從國家整體需要、國家的效率、國家的和諧與秩序來考慮構思的……人都是機械被動的國家的工具，象磚頭和螺絲釘，被固著于國家整體結構之中。”[12]按照分工的觀點，在柏拉圖這里，國家不僅是統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種人們在其中可以互換勞務的機制，國家既有政治職能，也有經濟職能。

柏拉圖考察了希臘城邦政體的演變，提出政體循環的規律，并進而指出了政體變革的動力，認為“從寡頭政治到民主，從民主發展到（一個人心所向的領袖的）僭主政治，這一切發展過程的根源是變動，是經濟變動。”[13]因此柏拉圖又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發現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對理想國家的人口規模、產品分配、婚姻制度、財產制度、政府的組成和產生辦法都作出了規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經濟、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構想。[14]從現代的意義上，可以說是相當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亞里士多德[15]的國家學說從論證個人不能離開城邦而生活入手。他主張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他的一個著名論斷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把個人與城邦比作四肢與全身，一旦全身被毀，手或足也無法獨立地存在。因此國家高于個人，個人應服從城邦。接著用目的論來論證國家的全面功能，他認為自然不造無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過優良的生活，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某種善業，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最高最廣的善業，即使城邦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得到適量的財產、強健的體魄和高尚的道德。

亞里士多德談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時，是從國家與家庭的關系入手的。他認為國家是家庭(oikia)的聯合而成的，希臘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詞源，指的是一個由隸屬關系組成的單位，包括從屬于男人的女人和從屬于主人的奴隸。[16]家庭是國家的最小單位，對國家的管理從對家庭的管理開始。管理城邦須首先研究管理家務，家務管理的對象是奴隸，國家管理的對象為自由人，“家務管理由一個君主式的家長掌握，各家家長以君臣形式統率其附從的家屬；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則為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付托的權威。”[17]家財的運用是家庭內部的事，屬于家務管理，但個人獲取財產的途徑和額度則需要城邦國家的監管，亞里士多德反對以經商的方式無限度地斂財。“在交易中損害他人的財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這不合自然而是應該受到指責的。”[18]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務的道理是一樣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斂財富為唯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義，正義的含義是“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19]

亞里士多德是眾多學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學科分類中還沒有經濟學，有關經濟（家政）的管理放在倫理學中，他認為倫理學是關于小善——個人的善的學科，政治學是關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學科。管理活動兼有政治與經濟的內容，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庭的區別在于其所依據的“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20]除了平等的正義之外，亞里士多德還談到了分配的正義，這也涉及經濟問題。在探討交換的正義時，提出了反壟斷的觀點，并試圖尋求一種定價的公正原則。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認為政體是一種城邦公職的分配制度。亞里士多德沒有獨立的經濟學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興趣，就社會現象而言，都在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學或者毋寧說是政治社會學的領域之內，而他將經濟社會學與技術意義上的經濟學都隸屬于政治社會學之下。”[21]

二 政治經濟學在近代出現 經濟學在近代形成，從一開始就與政治學在國家問題上有重合，政治學和經濟學各自從自己的學科角度研究國家，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點演變。

1近代早期推崇“強國家” 歐洲中世紀是神權的一統天下，對世俗國家的職能也有所涉及，神學家圣托馬斯·阿奎那就曾探討過國家在形成公平價格時的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在西方崛起后，他們的任務是爭取政治權力，以維護個人的權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權力和民族國家，抬高國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強調中央集權，“強國家”的主張流行。這個時期政治學高揚國家的地位，經濟學則關注國家如何獲得財富，以應付對內統治和對外征戰的需要，強調國家對經濟 ，特別是貿易的干預。

政治思想集中體現在國家學說中，從“人的眼光”（馬克思語）出發是當時的主流思潮，思想家們以人為出發點，強調國家在保衛個人財產和權利方面的作用。這種觀點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馬基雅維利[22]，面對諸侯割據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國家的建立過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權力。馬基雅維利主張強化國家權力，認為國家并不象古代先哲們所說的那樣，以“善”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維護統治權為核心。為了保持國家的權力，君主的行為不受道德的約束，為了實現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財產是國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