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評弗蘭克與彭慕蘭的“全球觀”編造出的新神話

[摘 要]貢德·弗蘭克與彭慕蘭通過對明清時期西方白銀流入東方過程的描述試圖說明，直至18世紀中期，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于支配地位。這一觀點對于打破長期流行的“歐洲中心論”的神話是有益的，它為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白銀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輸入，雖然擴大了中國大一統經濟系統的容量，促進了生產的擴張與貿易的，使瀕于熱寂狀態的經濟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毫無疑問，這是以對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超限榨取為代價的。白銀加快了中國經濟之輪的轉速，卻未能開拓出經濟發展的新天地，反而使整個社會因資源的過度耗費而陷進了“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弗蘭克與彭慕蘭在拋棄舊神話的同時，又編造出了一個新神話，即以“一體化全球經濟”為前提的“大分流”。

[關鍵詞]白銀；中國經濟史；明清外貿；全球經濟觀

貢德·弗蘭克(Gunder Frank)的《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以及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世界經濟的發展)問世后，一度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強烈反響。它們破除了長期以來陳陳相因的“歐洲中心論”神話，極大地擴展了學術思考的空間，為人們重新認識世界歷史提供了新的框架和角度。然而，它們在揭示出某些真理的同時又掩蓋了更多更重要的真理，在拋棄舊神話的同時又編造了一個新的神話——以“一體化全球經濟”為前提的“大分流”。在他們看來，似乎中、西雙方的命運在一個神秘的時刻突然發生相反的轉向。

通過對白銀在國際市場間流轉過程的描述，通過強調中國“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1](《前言》)，弗蘭克直截了當地得出結論：“至少直到1800年為止，亞洲，尤其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體到中國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1](《前言》)他還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后取代亞洲成為世界經濟列車的火車頭。而彭慕蘭則謹慎得多，他不厭其煩地羅列了當時中國與歐洲之間“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指出直到18世紀中期，歐洲和亞洲的核心區在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社會勞動生產率、重要日用品市場及生產要素市場的廣度與自由度等看起來都大致相同，兩者之間“經濟命運的大分流在18世紀相當晚的時候才出現”[2](《前言》)。正如他們自己所標榜的，兩人都是從“涵蓋世界的全球視野”來考察近代早期經濟史的，但遺憾的是，他們進行的還是一種平面上或表面上的比較，在“證明”了亞洲或者說中國擁有至少同樣的生產力水平和商業規模后，只能把歐洲揚鑣而去的原因歸結為海外殖民地的開發、煤礦恰好坐落于中心這樣的單個事實或偶然機遇，不能解釋為什么當歐洲人前仆后繼地從事探索新世界的冒險事業、堅忍不拔地敲擊天朝上國緊鎖的國門而導致民族國家間爭戰海上的宏偉活劇拉開序幕之時，中國的統治者依然沉湎在大一統殘山剩水的迷夢里；也不能解釋為什么當西方資本主義橫行世界之時，中華帝國卻無可奈何地走上了“下行的螺旋”。他們以數據材料證明了東方與西方這兩匹馬跑得同樣快，也曾面臨著同樣的，但卻沒有發現一也就無從解釋一它們跑的方向從一開始就不同。 j

我的觀點是，西方向東方輸入白銀，從客觀效果來看，如同把水流注入油井①，采出來的是更寶貴的原油——物質財富。當流水一樣滾滾而來的白銀流人中國后，運出去的卻是絲綢、瓷器、茶葉、蔗糖等。如此絕對出超的外貿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病態的標志。在這種看似無比合算的交易開始之時，東西方之間的對決便輸贏已定了。因為西方通過交易得到的是培育社會機能的營養——中國民眾的超額勞動甚至生命價值，而東方(中國)得到的只是維持生命活力的血液。白銀在明朝中期以后的大量輸入，擴大了大一統經濟系統的容量，促進了生產的擴張與貿易的發展，使瀕于熱寂狀態的社會經濟重新煥發了生機。但毫無疑問，這是以對自然和人力資源的超限榨取為代價的。正是白銀，使統治者加大了對下層民眾剝奪的強度，助長了聚斂和腐敗的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率消耗著社會成長的機能。白銀推動著經濟的輪子飛轉，像抽水機一樣把底層的財富抽向高處，階級與地區之間的貧富分化空前加劇，基層民眾尤其是白銀所灌溉不到的邊緣地區的民眾陷入了一貧如洗的境地，遂使發生“資————————

①這個比喻受到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監雅恩·皮特森·科恩的啟發。在一次著名的演講中，他得意地宜稱，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從事的豪華貿易幾乎是一種無本買賣：“只要有了船，我們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會失去什么呢？毫無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點水注入水泵引動。”[1](P378)

本主義萌芽”①的核心區因為得不到支持而迅速枯萎，最終導致整個民族在經濟上淪為西方的附庸。

一、白銀的輸入促進了生產的擴張和貿易的發展，為明清兩朝的經濟賦予了生機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依據一個農民的理想確立了國家制度的規模和氣質——簡陋、保守，毫無想象力，沒有為經濟的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政府把小農經濟作為立國之本，既限制大產業的形成，更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從洪武直到正德，一百多年的時間里，整個社會像一個勤勤懇懇的農夫，一心一意地經營著自給自足的小康之世，對傳說中的兩宋繁華毫不熱心。然而，至遲到明武宗(1506——1521年在位)時期，由于人口增加、吏治敗壞等多重因素的綜合作用，社會矛盾加劇，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