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國際及國際貿易增長迅速減緩，2001年外貿進出口增長速度比去年大幅度降低，降幅達20個百分點以上。在外需增長受到嚴重制約的情況下，2001年中國繼續實施的“擴大內需”為主的政策將對拉動全年經濟增長起著關鍵的作用，內需增長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外需的不足。國有投資增長強勁，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大大超過上年；消費增長將與上年基本持平，這是一個在去年較高基數上來之不易的較快增長。

看來，今后一段時期國際經濟環境仍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美國遭受恐怖襲擊事件將加深景氣低迷，發達國家內部面臨的結構性調整還需時日。在外需不太穩定的情況下，2002年宏觀調控的著眼點還必須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從長期看，由于中國具有12多億人口，是一個中的大國，堅持以內需為主無疑是正確的選擇。

堅持以內需為主意味著一國的需求結構偏重于內需，并要有一個適當的外貿依存度。在人口眾多、內需為主的大國，外貿依存度一般不會過高。經濟最發達的大國如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0.7%，日本為20.1%(2000年，根據聯合國LINK網站資料)。這一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44%左右，高于美國、日本等許多經濟大國一倍多。不過考慮到匯率等因素，中國的貿易依存度有被高估的可能；且再考慮到中國加工貿易的較大規模，該數值似乎也還可能有合理的成份。但中國人口12.6億，大大超過美(2.73億)、日(1.27億)諸國，其依賴國內市場的份額理應更大。為適應我國這樣一個人口特多、國內市場潛力特大的大國特點，實現以內需為主的長期方針，減緩國際經濟波動所給于我國經濟的，有必要慎重考慮適當調整我國需求結構中的國內需求與國外需求的比重。中國要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潮流，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還會有很大的發展，必須堅持對外貿發展的政策支持；但不可一味追求過高的外貿依存度。

二、積極財政政策淡出時間要推遲

1998年以來，中國政府連續幾年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測算，積極的財政政策對1998、1999、2000三年經濟增長的貢獻基本上都在1.5－2.0個百分點左右。利用國債資金進行重點建設，不僅有力拉動了經濟增長，抑制了通貨緊縮趨勢，而且加快了經濟結構調整，增強了經濟發展后勁。同時，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消費、促進出口和支持改革等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存在各種各樣的消極方面，長期使用國債投資手段，一方面，會增強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作用，效率也比較差，而且容易產生腐??；另一方面，國債承受能力總是有限的。但是，中國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否存在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我在2001年春季形勢討論會上說過，銀行存差大，談不上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最近，財政部長項懷誠也說，這種有擠出效應的觀點在中國還沒有證據支持?；驹虺算y行存貸差規模一直很大，財政投資在資金上擠出不了民間投資外，財政投資的投向大多數為公路、供水、機場等基礎設施，屬于公共支出領域，在項目方面也不會擠出民間投資。一般來說，在供大于求的總格局下，有大量閑置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間投資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這些閑置的經濟資源時，政府支出規模包括投資規模的擴大，不但不會導致“擠出效應”，不會產生由于供求失衡而誘發的通貨膨脹，而且還將對閑置資源的利用，促進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引導資金的流量與流向等產生積極作用。特別是在中國目前有效需求不足和結構失調同時并存的情況下，擴大政府投資所進行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改造和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等，還會為全社會投資環境和經濟結構的改善，為產業、技術升級和國民經濟后勁的提高與增強創造良好的條件。

目前情況下，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消極作用主要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在于擠出效應上。

判斷是否需要、以及是否能夠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要看三條：一是看國際經濟形勢何時能夠好轉，外需增長勢頭能否恢復，而這在當前看來是不確定的；二是看社會投資何時能夠上去，而今年社會投資增速比去年還低，這也與外需不足情況下為外需配套的社會投資受到抑制有關；三是看財政指標離警戒線的距離，國際上常用財政赤字占GDP比率不超過3%、國債余額占GDP比率不超過60%這兩個指標來衡量，目前中國的這兩個指標離國際常用的警戒線都還有距離。

在外需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還必須依靠內需，目前內需的增長尚不能完全彌補外需的不足。在此情況下再考慮上述三個條件，我同意這樣的觀點：我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淡出時間要推遲，至少明年還要繼續實施。

此外，貨幣政策在配合財政政策方面還應多發揮作用?，F在物價形勢較穩，貨幣政策可適當放松，這個“閘”還可以運用，不過要相當謹慎。一是由于加入WTO在即，要考慮金融風險的問題；二是要防止將來出現通貨膨脹。

在貨幣政策運用上，要大幅度增加對、農業和農民的信貸投入；加大金融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力度，加大對西部基礎產業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建設、優勢產業等的信貸投入；繼續做好國債項目配套貸款，促進在建項目加快建設進度；加大對民間投資的信貸支持。同時，要加強信貸監督，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責任制，實行監管責任追究制度；明確金融監管人員在監管被監管對象的市場準入、業務運營、風險監測、風險處置過程中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以及違反金融監管責任制的處罰措施，并實行責任追究制；利用高手段，建立不良貸款登記系統，跟蹤監督每一筆不良貸款情況，防止出現新的風險。

三、也談“供給方面”的政策

前幾年實施的政策，是以擴張性財政為主的需求方面的政策。學界最近有人士提出，還應當采取發揮活力的供給方面的政策，主張今后更多地從供給方面著眼，在供給方面實施一些可能的政策，把需求方面的政策與供給方面的政策結合起來。這個意思是值得注意的。

所謂供給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運用稅收杠桿降低稅負、企業改制、強化競爭、大力扶持鼓勵中小企業等刺激供給積極性的政策，旨在提高和發揮企業的活力。

應當說，降低稅負也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所包含的。這幾年我國財政政策中似乎存在支出與收入政策不太協調、政策效應被削弱的。政府一方面擴張國債投資與支出，另一方面又不斷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稅收每年增加1000億元以上。稅收的增加，增大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降低了企業和個人的投資能力和積極性。應該指出，這幾年基本上沒有增辟稅種，沒有增加稅率，稅收的增長基本上是打擊走私、加強征管的結果，有其必要的一面。但是，為調動企業投資的積極性，降低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適當減免稅收的空間也是相當大的。如探索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轉變，進一步減免農民稅費負擔，調節內資外資企業所得稅差距，創造公平競爭的稅收環境等。減稅措施導致的投資消費增長的效應等同于國債支出的擴張效應，但更直接啟動民間需求，為國債支出所不能及。

至于國有企業改制與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問題，其對經濟的持續穩定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根據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經濟不太景氣時期往往是企業重組的頻發時期，我們亦應抓住時機推進戰略性重組和建立企業制度的步伐。中小型企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在我國一些地區已經取得顯著的成效，應進一步推廣，增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取消對中小企業的歧視性規定，切實改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