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最后的十年中，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以日益抬頭的軍國主義和不斷加深的不平衡、不安定為其顯著的特征。這兩個現象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聯系。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需要考察半個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歷史性變化：一個以美國霸權為標志的時期。

在當前、70年代中期、1870-1913年、包括一戰期間等幾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之間，有某種確定的相似之處。我們把1870-1913年階段稱作全球化的第一階段——世界經濟作為一個不受束縛的獨立實體的上升階段。當前的時期則構成了全球化的第二階段，不僅包括商品和貨幣形式的全球化，而且還是執行生產職能的資本的全球化，也即生產過程本身的全球化。

這個發展有很多的方面，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的關系，尤其是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對于全球化的分析上，第四國際(ICFI)明確的反對那些認為民族國家已經變成不相關的經濟個體的說法。

我們一直在強調，在每個發展階段上，第二時期全球化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和單一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的矛盾。

在1991年，我們寫道：“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原有的差異正在被抹煞，現代的跨國公司不管它的總部在哪里，都被卷進了一場爭奪世界市場統治權的生死攸關的爭斗之中。但即使是民族國家客觀上失去了經濟獨立重要性，它為資本家之間不同派系所扮演的爭取世界霸權的斗爭的手段——政治-軍事機器異常的強大起來。這個事實最明顯的說明一場新的世界災難正在加速醞釀之中。”(《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主義》，第四國際委員會宣言第11頁)

世界大戰

總體上說，國際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沖突起源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和世界經濟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

19世紀中葉，新生的資本主義還處于上升期，那時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英國是世界的生產工廠。但隨著1871年德國的統一，隨著內戰結束后美國正在擴張的國內市場的建立，隨著19世紀70年代大蕭條的到來，意義深遠的變化產生了。到19世紀末，美國和德國出現了新的工業和企業的組織形式，新的工業權力登上了歷史舞臺。德國的崛起意味著對英國在歐洲大陸統治權的挑戰，這種情況自從拿破侖戰爭時就出現過。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新的工業組織形式(所指應為“托拉斯”，譯者注)的出現和國內巨大市場的開辟已經向世界預示了美國在未來的世界霸權。

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不斷增長的矛盾在一戰中徹底爆發出來。英國完全有擊敗德國的實力，但是巨大的戰爭耗費使它失去了金融霸主的地位。1914年以后的時期中，一筆巨大的資金從大西洋的一邊轉移到另一邊，英國和法國在美國的投資也被清算用來支付戰爭支出。僅僅在幾年之內，財富的轉移不僅抵消了美國以前虧欠歐洲的所有債務，而且使美國一躍而成為債權國。1914年美國海外總投資為25億美元，1919年就翻了一番多，變成了70億美元。同一時期內，外國對美的投資從72億下降為33億美元。

在戰爭的過程中，全球經濟權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原有的以倫敦為金融中心、以黃金為基準的全球貿易的體系再也無法維系下去。以英國為金融權力象征的戰前經濟體系，嚴重的被削弱了。

戰爭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威爾遜和他所主張的“十四條”領導下的美國試圖建立自己權威之下的歐洲體系。但是美國不得不面對十月革命的挑戰。經濟上改造歐洲，就必須徹底清掃原來德國和歐洲軸心的力量。然而最后的勝利者，卻不是美國，而是布爾什維主義。就這樣，美國只得和舊有的歐洲勢力在凡爾賽談判上結成聯盟。但是這也意味著歐洲經濟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了。

距離一戰開始僅僅13年，在1926-27年，歐洲的生產才剛剛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但是影響不僅發生在歐洲，戰爭揭示了世界經濟主導權已經轉移到了美國。此外，美國參戰、及重組歐洲的努力證明了美國資產階級不會僅限于它的巨大的國內市場。資產階級要進行擴張，美國資本和生產就一定要在全球范圍內發展起來。但是在歐洲嚴格控制的國境線、關稅、協議及其他限制上占領那里的市場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導致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大蕭條的矛盾狀態。

3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關于資本主義矛盾的分析，他指出未來的發展過程——資本主義必然以一場新的世界大戰作為崩潰的結局。

他寫道：“美國代表著最完美的資本主義發展形式。在國內市場和尋求無限的新市場上，美國對于歐洲而言，無可置疑的取得了經濟、技術上的壟斷地位。但是它對于世界戰爭的干涉卻清楚的表明它的國內市場的平衡已經被破壞掉了。戰爭給美國經濟結構帶來的變化已經使美國進入了世界競技舞臺，這也是美國資本主義生死攸關的一個問題。現在有充足的證據表明，美國進入世界市場對于美國經濟必將產生戲劇性的變化。

“勞動生產力的規律(應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對于美國和歐洲的相互關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通俗的講，對于美國未來在世界上的位置具有決定性作用。美國人在勞動生產力的規律上最高的組織形式是流水線，標準的大規模生產。就像阿基米德要翹起地球的支點被找到了一樣，這種生產形式呼喚出了巨大的生產力。但是古老的星球不甘于被如此翹起，每一個國家都用高關稅和武裝力量來保護自己的市場。歐洲根本不買美國的貨物，相反還大規模擴充軍備。而被餓慘了的日本牢牢的控制著本國市場。世界上最先進的生產技術突然發現，在遠遠落后的生產力所設置的障礙面前，自己是如此的軟弱無力。勞動生產力的規律似乎失去了它的效力。

“但僅僅在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必然發揮作用，遲早，美國資本主義都要打開全世界的市場。但是通過什么方式呢？通過一切可以采用的方式。很高的勞動生產率意味著很高的破壞力效率。是我在危言聳聽嗎？起碼不是，我不是在講天書，我只是試圖分析世界形勢，并從經濟結構規律上得出結論。”(托洛茨基，《民族獨立運動和經濟生命》，1933-34，第161-162頁)

美國資本主義召喚出來的高度發達的勞動生產力不僅將美國拉入戰爭之中，同時也保證它取得戰爭的勝利。在二戰勝利的基礎上，美國建立了全球新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在這個結構基礎上，資本主義體系得到了整體上的較快發展。

布雷頓森林體系

考慮戰后的秩序——由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決定的金融和貨幣機制，有兩點必須著重指出。第一，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在美國霸權下建立的、并且使美國收益很大，但它仍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重組，不得不考慮了美國以外其他國家的需要。這不是一個簡單“零和”的游戲，使美國從其他國家的損失中受益。更準確的說，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機制建立起來，保證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而進行擴張。有一句時髦的話可以用在這里：這是一個“雙贏”的格局。

當然，在最后的分析中，這不能歸結于利他主義或美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這個雙贏的格局意味著世界范圍生產線的建立，也就是在世界范圍內勞動生產力的繼續發展。它保證了作為資本積累基礎的剩余價值被無產者源源不斷的生產出來。

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意識到美國的生產體系需要建立在全球范圍內，首先就是在歐洲建立新的經濟政治環境。可供選擇的就是世界重新陷入20年代和30年代的情形，這樣統治階級不至于觸發社會主義革命。

戰后經濟秩序的第二個主要特點是對金融資本(主要是對短期投機資本)的強烈限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認識到，國際貿易必須重塑框架。曾經在20年代普遍發生的高關稅壁壘和通貨膨脹，必須去處掉。但是戰后體系決不會恢復1914年以前的時代。事實上，形成鮮明對比，金融資本的運動被嚴格限制，以免在流通上引起匯率的不穩定，這勢必引起關稅壁壘和其他限制，否則本國的經濟秩序就會被破壞掉。

我想強調以上兩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重要特征，因為這個體系的崩潰就是建立在這兩個特征之上的。

戰后秩序的崩潰

戰后秩序的崩潰原因是客觀的經濟發展趨勢、美國的經濟政策和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權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固定匯率的體系的變化過程中，歐洲美元市場扮演著不可忽視的角色。1958年，為防止匯率的無法控制，英國對資本流動強加種種限制。但是英國銀行非常希望繼續維持世界金融市場的地位，千方百計的利用它們美元的結余進行國際借貸。60年代后期，當美國政府也想對資本進行限制的時候，美國人發現吸收歐洲資本對于穩定金融利率是非常有用的。

布雷頓森林體系自身的矛盾導致它最后破產。它以促進資本主義世界增長為主要目的，就必須建立在國際流通增長的基礎上，主要以美元的形式。但是美元數量的不斷增多意味著金本位必然被破壞。當從美國國內的美元流出增加時，這成為60年代問題的萌芽，也是巨額軍費支出和美國投資于迅速發展的歐洲經濟的必然結果。美國希望限制資本流動以維持美元對金的比率。但結果卻刺激了歐洲美元市場的增長。

這個擺脫了政府監管的資本市場的興起，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者們所警告過的后果：通貨的不穩定。1967年英鎊面臨壓力，隨之而來的是1968年美元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