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9．11”事件的根源在于美國霸權控制下的世界財富分配過于失衡。恐怖主義襲擊是殘忍的，但它對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9．11”事件使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受阻；“9．11”事件也使美國經濟增長減速正式轉變為經濟衰退，世界經濟因此而進入沒有火車頭的時期。“9．11”事件不會使中國經濟受到太大的沖擊，因為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中國如果能夠正確把握“9．11”事件以后世界經濟的變動趨勢，那么就有可能作為一個大國而崛起。

關鍵詞“9．11”事件國際經濟制度全球化經濟衰退

2001年9月11日清晨，美國的經濟與文化中心紐約市受到恐怖主義組織的突然襲擊，象征美國經濟實力與繁榮的世貿大樓雙塔完全倒塌，數千人在這次事件中遇難。駭人聽聞的恐怖主義襲擊給美國經濟帶來沉重的打擊。美國經濟也從2000年第四季度開始的增長減速演變為正式的衰退。隨著美國經濟走向衰退，世界經濟的增長失去了前進的火車頭，整個世界經濟也隨之趨于衰退。世界經濟的衰退雖然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產生某些不利的影響，但同時給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

一、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是否還可行

(一)國際經濟制度安排的不同觀點

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是一個涉及全球化利益和成本如何進行分配的關鍵問題。對國際經濟制度的安排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主要有：自由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三種。

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觀點是市場導向的。其理論基礎為比較優勢論。自由主義學派認：為貿易與經濟交流是國際和平關系的源泉，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有著各自獨特的比較優勢，只要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就能擴大生產邊界，達到更高的效用曲線，實現雙贏。但是自由貿易的推行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此，在國際經濟制度安排上，自由主義學派是歡迎霸權的。因為在霸權體制下，霸權國家有能力維護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穩定，創造一個和平的、適于經濟發展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

一般而言，充當霸主的國家需要具備如下條件(吉爾平，1989，中譯本)：必須具有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必須提供霸權體制正常運行必需的國際公共品，如開放的貿易體系和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等。對霸主國家來說，雖然可以通過生產這些國際公共品而獲利，但同時也要付出成本。因此，霸權國在生產國際公共品時，能否保持成本小于收益以形成盈利是這一體制得以持續運行的一個重要條件。同時，只有當霸權國與非霸權國達成共識、認同這種制度安排時，霸權國家才能得到廣泛的支持，而這必須以霸權國家創建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體制能夠給所有參加這個制度體系的國家帶來利益為前提條件。但是，實際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以霸權主義為內核的自由主義理論是有缺陷的：一方面，它人為的割裂了經濟與社會其他方面的聯系，并把現存的社會政治結構看成為既定的，并經常忽視經濟活動后果的道義和平等問題；另一方面，作為其理淪基礎的比較優勢理論并不考慮來自于需求方面的約束。很多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時常出現貧困的增長，原因就在于從供給角度看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分工，由于國際市場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貿易條件的惡化，反而變得無利可圖。自由主義理論在戰后美國建立的霸權體制中得到確認。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和世界銀行的先后啟動，這一制度安排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

經濟民族主義經歷了多次變革，從重商主義、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治論、保護主義、德國歷史學派直至今天的新保護主義等等。在這些理論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體系理論”。該理論的價值觀顯然是屬于經濟民族主義的，反對的是羅斯托提出的“經濟現代化理論”。羅斯托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各國經濟增長大體要經歷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條件的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的階段和高額群眾消費階段五個階段。并由此得出世界經濟發展是線性的、同質的，而發達國家的現在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未來這一武斷的結論(Rostow，1960)。

與羅斯托不同，沃勒斯坦認為當今世界體系分為三個部分：中心地區、邊緣地區和半邊緣地區。處于世界中心地區的核心國家壟斷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的是具有壟斷利潤的“高科技”產品，而邊緣國家只能生產技術含量低，從而利潤也較低的產品(Wallerstein，1974)。這種不平等的國際分工自然會使兩者處于不平等的地位；首先，由于發達國家在技術上處于壟斷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大都是農產品和初級產品，因此發達國家在產品的定價上處于優勢地位，結果在貿易中，利潤是流向北方的。再從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經濟結構看，受國際分工的制約，它們重點發展的只能是農產品和初級產品，這就會導致國內資源被集中配置在這些部門，從而不利于其他產業的發展，結果往往是這些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過于緩慢。其次，國際投資大都集中在發達國家，而遠離利潤和安全都不如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大都集中在出口部門，這加重了作為被投資國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二元性。并且，投資所得利潤和利息最終還是流向了發達國家。據此，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經濟的今天，世界各國并不是處在一個你追我趕的、線性的現代化發展的軌跡中，而是處在一個發達與不發達矛盾、對抗與持續沖突的“結構”中。在這種結構中，一部分國家的不發達恰好是由另一部分國家的發達造成的。因此，只要這個體系的結構不變，處在邊緣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就不會好。其隱含的政策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發達國家應當盡快脫離由發達國家建立和控制的這種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尋求獨立自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正是這種政策思想導致丁“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產生，并在許多拉美發展中國家得到廣泛的運用。但是，“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實踐的效果并不理想，在許多采取這種發展戰略的國家，經濟不僅沒有獲得發展，反而引發危機。實踐的失敗意味著理論的危機，表明建立在經濟民族主義基礎上的“世界體系論”并不是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有效替代。那么，導致它們發生危機的原因究竟何在?簡單地講，拉美國家在采取“進口替代”發展戰略主動退出世界市場體系的同時，嚴重地破壞了國內的市場機制，因為，“進口替代”在本質上是“反市場”的。由此可見，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是不可取的，而極端的經濟民族主義更加不可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受到三條不可抗拒的經濟規律的支配(吉爾平， 1989，中譯本)：首先，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就否定了薩伊定律。薩伊定律認為，供應會自動創造需求，因此供應和需求一般而言是相互平衡的。而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必將導致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市場結構必定是失衡的。其次，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伴隨著資本集中和積累而來的，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失業的增加，結果將會出現資本這一極財富積累和勞動這一極貧困積累的后果。最后，在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下，利潤率是不斷下降的。隨著利潤率的下降，資本主義最終會找不到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而走向終結。

在國際經濟制度安排上，對發達國家主導的自由貿易體制，馬克思主義同樣持否定態度，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全球擴張的確推動了世界文明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不穩定和不平衡的，而各國發展的不平衡最終將導致帝國主義戰爭。馬克思主義的這一預言不斷地被后來的世界大戰和局部戰爭所證實。但是，馬克思主義在批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消極后果的同時，也未能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目前市場經濟體系正在世界范圍內盛行。

(二)現實的制度安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認識到經濟自由化是一個雙贏的過程，因而自由主義理論成為國際經濟制度安排的主導理論。從1948年關貿總協定生效開始，關貿總協定成員國先后進行了八輪談判，大大促進了貿易，以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自由化。當然，這一體制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因此，美國成為這一體制最大的受益者。在這一體制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發生過多次危機，比如石油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等，但至今仍然是世界經濟基本的制度安排。前蘇聯的解體和因特網技術的發展，更是把這一制度推向全球，從而掀起經濟全球化的浪潮。

(三)“9．11”事件對國際經濟制度的影響

從表面看，“9．11”事件是針對美國的，但實際是針對以美國為霸主的現行國際經濟制度的。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起來的，迄今為止，美國一直是這種制度安排的最大收益者。在這種情況下，處于邊緣化和貧困化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選擇美國作為打擊對象是合乎邏輯的。直接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襲擊是殘忍的，并且也不大可能達到發動這一襲擊的人所要達到的目的。但它對現行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提出了警告，那就是不能帶來全球共同富裕的國際經濟制度安排一定是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種族矛盾與種族沖突將是不可避免的(塔勒比，2001)。因此，不管美國在阿富汗采取的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能否取得成功，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安排必須進行改革。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認為“9．11”事件會對國際經濟制度的未來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假如國際社會不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那么純粹的軍事打擊只能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做法。

問題在于什么樣的改革才是有效的?為了對現行的國際經濟制度進行真正有效的改革，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