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對凱恩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仔細分析的基礎上展開的評述。作者對凱恩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高度的概括與提煉，并從混合經濟、政府干預及效率與公平三方面進行分析評述。同時，將古典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之進行比較，從而給凱恩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一個比較合理公允的評價。

論文關鍵詞：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古典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混合經濟；政府干預；效率與公平

以凱恩斯為代表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是在總結了古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實踐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種理論既繼承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的優點，又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其缺點，把市場調節與政府調控結合起來，把私人經濟與政府經濟結合起來，既保留了市場機制調節的效率，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公平，是一種比較成熟、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理論。正是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從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發展到現代市場經濟。

凱恩斯的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1 混合經濟

混合經濟是一種由市場機制和政府調控相結合的經濟。

凱恩斯認為，現代市場經濟的產權基礎不僅有私有產權的私人經濟，而且還有政府經濟以及私人經濟與政府經濟相混合的經濟。他在《勸說集》中說道：“事業的性質不一，有些在技術上是屬于社會的，有些在技術上是宜于個人經營的，對兩者必須加以區別。有些事業個人已經在進行，已經有了成就，而有些事業則在個人活動范圍以外，關于后一類，政府如果不做出決定，就再沒有人來過問；政府最重要的任務是與后者而不是與前者有關的。在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在于去做那些個人已經在那里做的事體，不是在于比個人去做得好些或壞些，而是在于去做那些現在還沒有人在那里做的事體。”

在《通論》中，凱恩斯的混合經濟思想更為明確。他說：“我們對于經典學派理論之批評，倒不在發現其分析有什么邏輯錯誤，而在指出該理論所根據的幾個暗中假定很少或從未滿足，故不能用該理論解決實際問題。”他主張“讓國家之權威與私人之策動力量互相合作”。

而古典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則認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只能是國家的保衛者，公共事業的管理者，貨幣發行與法定利息率的決策者以及征稅人，而不能是市場主體，不能是經濟運行的調節者。

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不僅有企業和居民，而且還有政府，政府也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主體。薩繆爾遜就指出，市場經濟的“全部主體”是消費者、廠商和政府。這種觀點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像企業和居民一樣，也進行投資生產（政府主要投資生產公共產品），進行采購和消費，它是市場經濟中一個主要的投資者和生產者，也是一個主要的商品采購者和消費者。

對于新自由主義者來說，混合經濟體制是難以忍受的。他們認為，只要有政府存在，就有壟斷存在，就有計劃存在，就有權力存在，就有壟斷和計劃的弊端存在，就有權力尋租存在。如此，則“看不見的手”就是受限制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就將繼續存在，改革就是不徹底的。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經濟學上的老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把國家作為罪惡的淵源，其最徹底者甚至把歐美的福利國家也稱為“通向奴役之路”。

事實上，任何務實的而不是極端的經濟學家，都能認識到強政府干預的優缺點和純自由市場的優缺點。當然，由于存在雙重缺陷，混合經濟體制既不像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那樣能夠得到市場神學的支持，也不像強政府干預那樣，能夠得到計劃神學的支持。市場神學與計劃神學都能夠得到大多數頭腦簡單的人的支持。我們真正應該思考的，不是以自由市場排斥政府干預，或以強政府干預排斥市場調節，而是如何盡量減少混合經濟體制的缺陷，盡可能發揮混合經濟體制的優點。這是心態平和的、不走極端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各種類型的社全經濟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優勢。

2 政府干預

凱恩斯革命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調節經濟生活。《通論》一書，在批判自由主義的基礎上，提出了現代國家干預主義的政府職能理論。

凱恩斯指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背后隱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假設：市場機制是完全的。即市場機制符合以下條件：（1）每個當事人都擁有完全的經濟信息，每個生產者或消費者都能夠充分地了解市場的價格變化。在經濟當事人之間經濟信息是對稱的；（2）存在著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沒有任何一個生產者可以控制或影響價格，沒有任何企業或集團在生產和銷售上具有壟斷的地位，也不存在幾個大企業集團之間的壟斷競爭；（3）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由于其他條件的約束，邊際產品的增加量隨投入增加而遞減，增加產量不會減少單位產品的生產成本；（4）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都不產生外部效應，不會對其他人的福利產生正的或負的影響；（5）交易成本很小，可以忽略不計；（6）經濟當事人完全理性，即每個生產者都可以合理地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益最大化。完全的市場機制是“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的基礎。凱恩斯通過分析，得出完全競爭的市場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導致“市場的失靈”（marketfailures）。他指出，由于人們的經濟行為總是受到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邊際消費傾向”、“心理上的流動偏好”、“資本邊際效率”）的影響，純粹依靠市場調節的資本主義不可能導致社會供求的均衡，從而引發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經濟危機也就由此產生。

按照凱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只要存在著一定量的總需求，社會就會產生相應數量的供給。既然“看不見的手”不能充分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調節，那么就應當讓政府擔當起調節供求關系的部分責任。凱恩斯認為應當放棄古典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應當積極干預經濟。應當擴大政府經濟職能，用提高資本邊際效率或降低利率的辦法來提高投資意愿；或者直接增加政府投資來彌補民間的消費和投資不足；拋棄傳統的節約觀念，鼓勵消費，擴大社會需求；擴大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政府應當通過宏觀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手段來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鼓勵消費，引導需求，以此克服市場缺陷所帶來的種種經濟困難；在增加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的過程中，政府甚至可以執行“舉債支出”的赤字政策。

然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的經濟先后遇到了麻煩。先是通貨膨脹加劇，隨即出現了在物價總水平急劇上升的同時失業也大量增加的“滯脹”現象。這些問題的出現使人們對政府干預調節的功效失去了信心，特別是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嚴重地打擊了西方各國的經濟，動搖了凱恩斯主義的基礎。“政府失效”的概念開始出現。

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相繼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官方經濟學。他們針對“政府失效”，積極提倡自由企業制度。弗里德曼指出，西方國家干預的實踐并不成功，它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差距：正是國家的干預活動阻礙了市場的健康發展，導致了西方經濟“滯脹”現象的出現；各種福利措施造成極大的浪費，降低了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更為重要的是，國家干預的過程中還包含著對公民個人自由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干預必須減少而不是增多，它的主要職能在于“防御外來敵人的侵略，確保我們的每一個同胞不受其他人的強迫，調節我們內部的糾紛，以及使我們能一致同意我們應遵循的準則”。 20世紀80年代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較為溫和的國家干預理論：市場與政府都不是完美的，需要二者的結合。一方面，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現象的存在，需要政府進行干預；另一方面，政府經濟行為低效率，需要采取措施增強競爭、削弱壟斷、適度分散政府功能，加強政府干預的積極作用。

其實，各個歷史階段的理論紛爭，是特定歷史時期經濟關系和社會矛盾的反映，不能簡單地判定其正確或錯誤。它們之間相互吸收相互滲透的過程，表明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同樣重要。爭論的焦點和根本區別，只是市場與政府角色的主次、干預的方式和干預的范圍程度問題。

事實上，無論是新自由主義學派還是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都在不斷修正自己的觀念，已經很少有哪個經濟學家主張“純粹”的自由經濟或“純粹的政府干預”。新自由主義者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干預的作用，他們主張的政府經濟職能偏重于保護和完善市場的自由競爭，防止壟斷的發生。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西方社會已悄然完成了政府經濟職能的調整，就是綜合自由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的優點，走向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混合型”經濟。

3 效率與公平

公平與效率是經濟學領域一對永恒的矛盾。

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創立者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到:“每個人都試圖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既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能夠增進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一己的安全或私利。但是，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幫助實現另外一種目標，盡管該目標并非是它的本意。追逐個人利益的結果，是他經常地增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進社會的利益時要好”。從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看不見的手”即市場會自動配置資源而無需國家的干預；主觀追求自利的“經濟人”在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間接地使社會利益最大化了。 因此，斯密的主張就是如果遵從市場對資源的自發配置作用，就是有效率的，進而也就是公平的。

新古典學派也反對政府干預分配，認為任何試圖使“結果均等”的努力都會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極大的損害。他們認為只有競爭的市場才是最有效率的，而競爭和自由是緊密聯系的，如果政府干預，就等于沒有了自由，市場競爭也無從談起，效率也就隨之消失。此外，他們認為效率本身就意味著公平，因為效率與個人能力和努力相關，效率反映了個人的勤奮程度與技術水平，收入多少正是給予他的最公平的回報。

而事實上，市場本身的缺陷要求政府對公平問題實行某種干預。凱恩斯曾這樣說過:“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的顯著特點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以及缺乏公平合理的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在此他指出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存在著的兩大弊端。因此，必須采取步驟進行改革，擴大政府的經濟機能。在國家的管理控制和引導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和私人經濟的作用。政府干預經濟除了解決市場自發配置資源產生的低效率或無效率外，還可以減少由于市場的缺陷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在財產占有、接受教育機會和能力等方面機會不均等，競爭中不是處于同一條起跑線上，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別不是由于勤奮與懶惰造成的。他認為這樣既“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又可以促進私人策動力得到適當的發揮；既可以醫治有欠公平合理和不能充分就業的弊病，又可以保留效率與自由。

但總體來說凱恩斯也是一個效率優先的主張者，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政府干預經濟理論的提出是基于市場的無效率前提，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最好的證明。當然縮小不公平程度也是政府干預所要達到的目標之一，但重中之重還是效率。

薩繆爾遜也明確地把不公平看作是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缺陷。他說：“我們不要忘記，看不見的手有時會引導經濟走上錯誤的道路”，“有效率的市場制度可能產生極大的不平等”，“雖然競爭具有一種理想的效率”，但它“對平等問題卻是不聞不問。”“在市場經濟下財富的分配是非常不平等的”。他認為，為了克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這些缺陷，政府必須進入市場，把市場調節這只看不見的手與政府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結合起來，實行混合經濟。只有這樣，才能把效率同公平、穩定結合起來。

綜上，我們不難總結出從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經濟學及薩繆爾遜，對于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他們主張的還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其中最大的區別表現在如何實現效率優先這一目標的手段上：

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主張效率是最重要的，但是這個效率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中實現的，他們同時也堅持公平，但是這種公平屬于機會平等的那種公平，他們反對任何對收入結果進行再分配的政府干預行為。

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不同，他雖然也認為效率重要，但是他卻認為這個效率依靠市場是不可能實現的，一定要政府干預，也就是說政府干預是實現經濟效率的前提，當然政府干預的同時可以縮小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程度。在公平的問題上薩繆爾遜這樣說: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并不能答好像公平這類倫理的和規范性的問題，我們的市場收入中（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應該有多少份額轉移給貧困家庭。這只是一個只能由投票箱去回答的政治問題。經濟學不能回答多少貧困是可接受的或多少才是公平的，但它能有助于設計增加窮人收入的更有效率的方案。最后可以用薩繆爾森的話來做一個結語，一個有效率并講人道的社會要求混合經濟的兩個方面——市場和政府都同時存在。如果沒有市場或者沒有政府，現代經濟運作就會孤掌難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