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是否過熱的爭論不斷升溫，經濟學者紛紛闡釋自己的觀點，而著名學者、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吳敬璉在4月底由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歐盟駐華使團共同在北京舉行的“中國2004：政策與經濟展望”高層報告會中指出，中國宏觀經濟出現了過熱，對于今年中國經濟是不是能夠實現軟著陸，吳教授持“謹慎的樂觀”態度。

國內經濟政策：過熱癥相明顯

從短期經濟的情況來說，中國經濟從2003年的下半年開始，出現了資源短線愈來愈難以支撐過高的增長速度和過大的投資規模。2003年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都表現出了過熱現象的某些癥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03年全年的GDP增長，雖然在第二季度受到了SARS的，但是全年仍然增長了9.1％。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24％，廣義貨幣增長了19.6％。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經濟界就發生了一場爭論，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應該采取的政策有很不相同的意見。主要有三種不同的形勢判斷和相應的政策建議。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經濟沒有出現過熱，不但不需要踩動剎車和采取任何緊縮性的宏觀（總量）經濟政策措施，相反應該用更充分的貨幣供應來支持更高的增長。

第二種意見認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過熱。貨幣過量供應，應該采取緊縮的政策。但持這種意見的人，多數并不主張采取非常強烈的緊縮性貨幣政策，而是主張用一種謹慎的政策措施，使得貨幣供應逐漸地放慢，增長速度逐漸放慢，保證經濟逐步降溫，實現所謂軟著陸。

第三種意見認為宏觀經濟沒有全面過熱，只是在某些部門或某些行業，如房地產、鋼鐵業、冶金、建筑等出現了局部過熱，所以，正確的做法不是動用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總量調控，而是運用加強項目審批制度等行政干預措施，對這些行業的投資進行控制。

去年第一季度就有經濟學家提出出現了過熱的跡象，但那時第一種意見占有絕對優勢；到了第三季度，提出第二種意見的經濟學家開始多起來了，但是直到年底，多數決策部門還是傾向于第三種意見。這種情況到今年第一季度才發生了變化。1月20日國家統計局宣布把去年的GDP增長數字由8.5%修改為9.1%。第一季度GDP增長9.7％，固定資產投資實際的增長是43％，廣義貨幣的增長保持了19.1％的高水平。這給人十分明確的印象：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過熱。

在此情況之下，決策部門和經濟界就比較多地接受了第二種意見。在2月份溫家寶總理多次講到投資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危險，他說今年的宏觀經濟穩定是一個關口，而且這次挑戰可能比去年SARS時期所遇到的挑戰還要嚴峻。隨后央行采取了一系列較之去年更加堅定的貨幣政策措施，如兩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等等，中央銀行對銀行貼現利率也采取了浮動的利率，這樣就力求使得貨幣供應的增長速度有所減慢，實現軟著陸。

吳教授認為，從中國人民銀行（PBOC）領導人的公開演講看，中國的中央銀行似乎采取了這樣一種做法：進行小步地微調，如果效果不明顯就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博士說，現在看來還不需要動用利率的手段，但是并不排除今后運用利率的手段來調整貨幣供應。

吳教授對今年貨幣供應的形勢和宏觀經濟是不是能夠軟著陸，持謹慎的樂觀態度。現在有的中國經濟分析家，比如說第一波士頓的首席分析員陶東先生認為中國已經錯過了軟著陸的機會，很可能硬著陸。吳教授則較他樂觀一些，因為在今年從2月開始，中國政府以更大地力度支持運用貨幣政策來調整宏觀經濟。在黨政領導的支持之下，有希望實現軟著陸。但結果并不是完全確定的。現在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以中央銀行為代表的意見，認為既然是宏觀經濟過熱，就應當要靠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包括貨幣政策來調整需求總量。另外一種意見，即去年占優勢的第三種意見，還是認為不是總量過熱，而是結構問題，即一些產業的局部過熱，只需要對這些產業加強控制，比如說加強項目的審批制，派出督察組加以檢查等辦法就可以解決。

吳教授認為，不是采取宏觀經濟總量的手段，而是就一些部門采取手段來遏制這些部門的投資過熱，由于會遇到一些地區和的抵抗和反對，效果不明顯。即使可能使得經濟降溫，但是“一刀切”的辦法會使成本太高，效率損失會太大。他認為主要應當依靠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手段來控制總需求，使之與可能的供給總量相適應。至于結構問題，即有限的資源如何在部門之間、地區之間和企業之間配置，主要是由市場去決定。這樣做可能效果更好。

而從長期來看，出現過熱的深層原因是的效率太低。吳教授使用了“增量資本產出率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投資增加量／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量”的指標來反映中國當前的投資效率。經濟學界公認，東亞危機的深層原因就在于投資效率太差。1997年危機發生以前，投資率很高，但是投資效率很差。發達的國家，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國家只有1至2倍。而馬來西亞、新加坡的ICOR達到5倍之高，即要增加1塊錢的GDP，需要增加5塊錢的資本。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投資效率很低， ICOR在5倍以上。改革開放以后有所改善，到了1992年降到最低的水平，約在2倍左右，1996年以后持續地上升，最近幾年的水平是5倍到7倍，用大量的產出來投資才能維持較高的增長率。前年中國的全部投資占了GDP的42％，去年大概占45％左右；而美國一般是10％，印度近年來達到了跟中國相當的增長率，但是去年只用了24%左右的GDP來投資。 印度的ICOR只是2倍到3倍。中國這樣一個高投入、靠拼資源維持的增長，速度雖然很快，但是增長質量很差，而且很難長期持續。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資源緊缺的國家，更不可能長期支撐這樣低效率的增長。

要根本解決這個，辦法是要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最根本的措施則是推進經濟和改革。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重點是銀行系統的改革。中國政府從前年開始逐步加速了銀行系統的改革，在最近貸款增加失控的情況之下，政府更加緊鑼密鼓地部署銀行系統的改革。另一個重點是政府改革。去年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全會和今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都強調了改善共產黨執政方式和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必要性。最近國務院發布了《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綱要》，要求在十年的時間內建立法治政府。

對外經濟政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應加以調整

在對外貿易政策方面，有多種跡象表明，最近期間中國和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正在加劇。中國在加入WTO以后，努力在WTO的框架內解決貿易摩擦，與貿易伙伴采取協商、討論的辦法， 采取了一種求實、合作的態度來解決問題。相信這些問題是能夠取得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解決的。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1994年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后，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匯率由外匯供求情況來決定，但是有管理的，當波動幅度過大的時候，中央銀行要介入。但在東亞金融危機以后，根據各方面的要求，為了保持整個國際經濟的穩定和幫助東亞鄰國克服困難，中國政府確定了不貶值的方針。自那以后，人民幣匯率變成了盯住美元基本不動的匯率制度。

從1993年日本提出人民幣匯率人為的低估，要求人民幣升值以后，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界對于匯率問題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不能屈從于外國的壓力，人民幣絕不能重估和升值；第二種意見認為人民幣是低估了，主張用比較短的時間進行人民幣的重估和升值；第三種意見反對用行政的辦法，進行升值是不合適的，但是認為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應該要加以調整，變得更為靈活。

中國經濟學界許多人同意第三種意見，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幣匯率沒有浮動，會造成價格信號的失真，不利于經濟有效率地。第二，人民幣如果處于低估的狀態，不利于鼓勵出口提高技術水平、進行產品創新和提高附加價值。第三，人民幣的低估會造成低成本的假象，比如說扭曲了出口產品的真實成本，包括對于環境造成的損害這一類成本。第四，為了保持人民幣低估的狀態，中央銀行不得不用中央銀行的高能貨幣去收購美元，這樣就創造了過多的流動性。過多的流動性和經濟軟著陸、降溫是矛盾的，這就壓縮了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從這方面看，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也應當改善匯率形成機制。如果說允許人民幣浮動，在當前的情況下它是會緩慢升值的。中國政府一再表明無意用行政性的升值，因為這樣做會給投機資本可乘之機，不但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的沖擊，而且會擾亂整個世界經濟。但是承諾要改善匯率形成機制。從格林斯潘先生和美國政府其他官員最近的言論看，中美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十分接近的。當然，改善匯率形成機制是一件很復雜的工作，中國將在各方面專家的技術幫助上，積極地做好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