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國內均衡與國際均衡常常很難兼顧。一般來說，外向型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國內物價水平越容易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因此當其他國家發生通貨膨脹時，這些國家很容易受到傳染”，將國際通貨膨脹導入國內。在世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曾發生過多次大規模的世界性通貨問題，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引發的資本主義世界“滯脹”現象以及1997年下半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通貨緊縮。全球性的通貨問題給各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新階段，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正在蓬勃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特征逐步顯著。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如何防范來自外部的通脹風險顯得尤為重要。在此背景下，很有必要研究通貨膨脹傳導的途徑問題，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借鑒。

一、通貨膨脹國際傳導的兩種途徑

通貨膨脹國際傳導的理論主要分為貿易途徑與貨幣途徑兩個分支。前者著重于實質經濟，研究通貨膨脹伴隨的過剩需求通過國際貿易的渠道傳導到其他國家，導致他國產量、就業、產品需求、供給等實際因素的變化。這種觀點帶有凱恩斯學派的色彩；后者立足于開放條件下的貨幣均衡分析，強調通貨膨脹中過剩的貨幣供給將促使本國國際收支逆差，從而導致外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基礎貨幣增加。這種觀點以貨幣數量、國際收支差額、國際儲備消長的關系解釋通貨膨脹的傳導，帶有貨幣學派的色彩。

（一）貿易途徑

貿易途徑的傳導過程可以從如下的模型中加以解釋。假設一個包含兩個開放國家（A與B）的世界經濟，兩個國家的經濟通過國際貿易相聯系。對于每個國家來說，總需求包含國內需求和出口兩部分，而總供給包含國內供給和進口兩部分。在經濟平衡狀態下，總供給等于總需求。我們有如下的式子：

D[，A]＋EX[，A]＝S[，A]＋IM[，A]（1）

D[，B]＋EX[，B]＝S[，B]＋IM[，B]（2）

其中，D[，A]、S[，A]、D[，B]、S[，B]分別是A國與B國的國內需求與國內供給，而EX[，A]、IM[，A]、EX[，B]、IM[，B]分別是A國與B國的出口與進口。由于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我們有EX[，A]＝IM[，B]，IM[，A]＝EX[，B]。

現在我們假定在A國由于需求過剩而發生了通貨膨脹。在A國的商品市場上，D[，A]上升，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了彌補國內供需缺口，A國采取的措施有兩個：增加從B國的進口、減少向B國的出口并將其轉向到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這樣，B國面臨的情況是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從而國內總需求超過國內總供給，這樣B 國也發生了通貨膨脹。在圖1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過程。

附圖

圖1通貨膨脹的貿易傳導

在圖1中，TS[，A]、TD[，A]、TS[，B]、TD[，B]分別表示兩國的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當A國發生通貨膨脹時，國內總需求TD[，A]上升到TD[，A]’，均衡點由E[，0]變為E[，1]，價格由P[，0]上升到P[，1]；A國的擴大進口政策導致B國的總需求由TD[，B]上升到TD[，B]’，而A國的縮減出口政策又使得B國的總供給由TS[，B]下降到TS[，B]’。這樣B國的均衡點由E[，0]變為E[，2]，價格由P[，0]上升到P[，2]。由該圖我們可以看到實際上B國輸入了比A國還要嚴重的通貨膨脹（P[，2]＞P[，1]），對此我們可以解釋為：A國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大國，相對于其經濟總量而言，外貿依存度不高；而B國是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小國，A國對B 國的進出口額變化直接而且劇烈地影響其國內的總供求。因此A國的供求缺口導致B國導入了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在貿易途徑的通脹傳導中，通脹導入國的結構性問題會加重傳播的效果。所謂結構性問題是指經濟中存在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和開放程度不同的部門，部門之間雖然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不同，卻有工資看齊的傾向。在這里我們簡要介紹一下“斯堪的納維亞模型”。該模型描述的是在小國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結構性問題會導致該國引入比通脹導出國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該模型假設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開放部門O，生產參與國際貿易的商品，勞動生產率增長較快； 另一個是封閉部門C，生產非貿易產品，勞動生產率增長較慢。因為該國是小國經濟，它的開放部門商品價格等于世界價格。設兩個部門中的產品價格分別為P[，o]、P[，c]，工資率分別為W[，o]、W[，c]，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分別為λ[，o]、λ[，c]；世界貿易商品價格為P[，w]；設兩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分別為α[，o]、α[，c]，且α[，o]＋α[，c]＝1。我們有：

W[，o]＝P[，o]＋λ[，o]（3）

W[，c]＝P[，c]＋λ[，c]（4）

由P[，o]＝P[，w]，W[，o]＝W[，c]，得到：

P[，w]＋λ[，o]＝P[，c]＋λ[，c]（5）

國內價格水平由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加權平均得到：

P＝α[，o]P[，o]＋α[，c]P[，c]（6）

將（5）式代入（6）式，配合α[，o]＋α[，c]＝1，整理后得到：

P＝P[，w]＋α[，c]（λ[，o]－λ[，c]）（7）

對斯堪的納維亞模型的結果加以分析，我們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小國經濟國內價格水平P是以國際價格水平P[，w]為基準的；其次，國內封閉部門所占比例α[，c]越大，開放部門與封閉部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之間的差距（λ[，o]－λ[，c]）越大，導入的通貨膨脹越嚴重。因此，結構性問題會加重通貨膨脹的傳導效果。

（二）貨幣途徑

通貨膨脹的另一個傳播途徑是貨幣途徑。認為通貨膨脹會通過國際收支進行傳播是國際貨幣主義的觀點。貨幣途徑發生作用的條件有兩個：一是固定匯率，二是資本可自由流動，我們在下文會加以分析。在開放經濟下，一國的基礎貨幣包含兩部分：國內信貸D和外匯儲備R，這兩部分通過貨幣乘數放大，構成了國內貨幣總供給。據此我們得到M[，s]＝h（D＋R），其中M[，s]為貨幣總供給，h為貨幣乘數；根據劍橋方程式，人們愿意持有的貨幣量為M[，D]＝kPY，其中M[，D]為貨幣總需求，Y為國民收入，P為價格水平，k為表示M[，D]與PY之間的比例關系的常數。在均衡條件下， 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我們有：

h（D＋R）＝kPY（8）

又根據P＝EP[*]，其中E為匯率，P[*]為外國價格水平，得到：

h（D＋R）＝kEP[*]Y （9）

對該式取微分，得到各變動率之間的關系：

d＋r＝e＋p[*]＋Y（10）

我們通過（10）式進行分析：在固定匯率制下，e＝0，假定該國不實行沖銷政策，即當外匯儲備r增加時該國政府并不采取措施減小國內信貸d，那么在國民收入增長率y不變的情況下，外國價格水平p*的上升會導致外匯儲備r的上升，從而增加本國的基礎貨幣以及貨幣總供給。

圖2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框架下解釋了通脹在貨幣途徑下的傳導。 我們同樣假設世界經濟由兩個國家（A和B）組成。IS是商品市場均衡曲線，LM是貨幣市場均衡曲線，BP是國際收支均衡曲線。假定資本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因此BP線是一條水平的直線。現在A國出現了通貨膨脹，那么在商品市場上由于需求增加，IS[，A]右移至IS[，A]’；在貨幣市場上由于出現過剩的貨幣供給，LM[，A]右移至LM[，A]’。這樣A國的產出由Y[，A]增加到Y[，A]’，利率則由于過剩的貨幣供給而從i下降到i’，BP線相應下降至BP’，而價格水平由P[，A]上升至P[，A]’。在固定匯率制下，B國不得不接受外生的國際利率水平。由A國涌入的國際資本增加了B國的貨幣供應量，致使LM[，B]向右移動到LM[，B]’。B國的產出由Y[，B]增加到Y[，B]’，價格水平由P[，B]上升到P[，B]’。B國導入了A國的通貨膨脹。

附圖

圖2通貨膨脹的貨幣傳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二、兩種傳導途徑的比較分析

前面我們以不同理論各自的出發點建立模型，介紹了兩種傳導途徑的作用機制。凱恩斯主義著重于商品剩余需求的國際擴散，而貨幣主義著重于貨幣剩余供給的國際擴散。那么在現實經濟中，這兩者的關系怎樣？本文試圖將兩者的聯系與區別加以發掘。

（一）兩種途徑的聯系

通過以上的模型分析，我們會發現，兩者在通脹傳導的經濟過程中是有共通之處的。所謂通貨膨脹，指的是在紙幣制度下，貨幣數量的增長持續地快于流通中商品價值總量的增長，同時伴隨有貨幣購買力的持續下降或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由此可見，通貨膨脹的現象是物價上升，但其本質是貨幣供給相對于商品價值量的過度增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貨幣供給過多，是貨幣層面的問題；而流通中的商品價值量過少，體現了需求過剩，是實物經濟層面的問題。a）在貿易傳導的過程中，過度需求傳導到其他國家，引起其他國家出口上升，進口減少，國際貿易順差，這必然會增加通脹導入國的外匯儲備，從而增加貨幣供應量。可見貿易傳導的結果必將以貨幣供給過剩來表現；b）在貨幣傳導的過程中，過度的貨幣供給在國際市場上通過兩條渠道尋找出路：在商品市場上用“多余的”貨幣進口商品，導致IS曲線外移；在貨幣市場上貨幣余額的增加本身會導致LM曲線右移，由此帶來的利率下降使得該國貨幣在本國無利可圖，轉而流向其他國家。這兩條渠道的結果同樣是增加通脹導入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其貨幣供應量。可見貨幣傳導的過程中也包含貿易傳導的成分。因此，兩種途徑的傳導機制之間是互相融合的。

（二）兩種途徑的區別

雖然兩種傳播途徑中有相同的成分，但我們并不能就此將這兩種分析方法統一起來，因為兩種傳播途徑實際上代表了兩大經濟學派—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的根本分歧，即：通貨膨脹是由實際因素主導的還是由貨幣因素主導的。凱恩斯主義認為是實際需求決定了貨幣需求，而貨幣主義認為貨幣需求本身即可獨立引發通貨膨脹，反過來再影響實際需求。這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但是不得不承認，在經濟學研究的領域中，許多經濟要素之間是無法推出確定性的因果關系的，或者說至今仍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觀點。因此，單純研究哪種途徑占主導地位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在這里，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視角出發，去研究影響兩種途徑作用效果的外部條件差異性。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a ）加重貿易途徑傳導效果的條件有：通脹導入國是外貿依存度非常高的小國、通脹導入國存在結構性問題；b ）加重貨幣途徑傳導效果的條件有：通脹導入國實行固定匯率制、通脹導入國政府不實行沖銷政策、國際間資本可自由流動。這樣，在不同的外部經濟條件下，我們就可分辨在某個特定的區域和特定的歷史時期，哪種途徑的傳播占據了主導地位。

（三）對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傳導實例的分析

下面我們對兩個國際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傳導的實例進行簡要分析：a）40年代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方便了美國向世界各國輸出通貨膨脹。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黃金與美元、美元與其他國家貨幣的“雙掛鉤”機制，實際上是一種固定匯率制。美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逆差時，用美元進行支付，其他國家為了履行維護固定匯率的義務，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買進美元。因此，美國向其他國家輸出通貨膨脹的途徑是以貨幣途徑為主的。b）在1997年開始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之中，泰國、 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日本、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出現了連鎖的經濟危機。這些國家基本都是實行出口導向型戰略的小國經濟，某些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比較單一，國民經濟對世界市場的依賴性很強，因此當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時，其國內經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這是貿易途徑作用的結果；同時，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為了追求穩定的貨幣環境，紛紛選擇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它們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又使其早早地放松了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因此當巨額國際游資對固定匯率制度發起沖擊時，東南亞國家顯得束手無策。這是貨幣途徑的作用結果。因此在東南亞金融風暴中，貿易途徑與貨幣途徑的傳導均有顯著特征。

三、政策建議

針對貿易途徑傳導和貨幣途徑傳導的不同特點，我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采取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

（一）防范貿易途徑通脹傳導

中國是大國經濟，因此與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小國相比，外貿依存度并不是特別高，但是2003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仍達到60.2％，大大高于美國、日本、英國和印度等國家的水平。目前，我國出口商品的地理方向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國、香港、歐盟、東盟、韓國等國（地區），對這些市場的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的96％以上，其中對日、美、 歐盟的出口更是占據我國出口的半壁江山，2003年高達62％。由此可見，中國出口商品流向具有高度的集中性。為防范貿易途徑的通脹風險，中國應努力實現國際貿易伙伴國分散化、多元化，以防美國、歐盟等主要經濟區域的需求波動對我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二）防范貨幣途徑通脹傳導

為了防范貨幣層面上的通脹傳導，中國應著重注意以下幾點：a ）在實施以盯住美元為主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基礎上，一方面維持較為穩定的匯率環境，另一方面保持匯率變動的靈活性，抵御外來貨幣沖擊；b）當國際收支出現順差， 外匯占款大幅增加時，政府應當采取沖銷政策防止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c ）謹慎實施金融自由化戰略，保證資本市場開放的漸進性，同時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防范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