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農業資金不足的成因分析

（一）政策分析——長期的“奉獻型”三農系列政策造成三農資金日趨缺乏，農業基礎十分薄弱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國實行的是一種典型的很不合理的重工輕農的奉獻型三農政策體系。具體說來，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奉獻型的價格政策。即通過“剪刀差”價格方式，轉移農產品價值。有資料表明，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國農業就為城鎮工業化建設提供了近800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原始積累，它甚至超過了當時國有工業固定資產原值。到了90年代末，在我國工業有了相當基礎的情況下，“工農剪刀差”現象依然存在。據中國農科院經濟研究所的測算，僅1994年一年的“工農剪刀差”，就讓農業奉獻了760億元。至今，這種現象依然存在。

2、奉獻型的財政政策。即國家實施長期的超低的農業投入政策。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低于國際最低標準。根據國際經驗，在人均GNP300-1200美元期間，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用于農業的比例應在10％左右。但我國長期以來遠遠低于這個比例：1994年為2.2％，1995年為2.3％。雖然以后每年都有所增長，但都遠在10％以下。聯合國糧農組織要求發展中國家農業研究的投資量不能低于農業總產值的0.6％，但我國很長一段時期都在0.4％徘徊。（2）低于自我規定標準。從有關統計資料看，我國對農業的投入存在明顯的執行性忽視現象。如我國《農業法》明確規定“國家財政每年對農業總投入的增長幅度應當高于國家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但實際上，除了“一五”、“二五”、“四五”、“七五”期間以外，國家對農業的投資都低于甚至遠遠低于《農業法》的要求。顯然，我國對農業的財政投入呈現出明顯的非持續性的特點。又如，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國家對農業的投資要占國家計劃內投資的18％（或以上），但實際上從來沒有達到這個比例。不僅如此，進入90年代后，還出現了嚴重的農村資金財政流出的現象。如從1990～1998年，農村資金通過財政渠道流出高達6841.68億元。這還不包括農村預算外資金與亂收費項目。

3、奉獻型的金融政策。主要表現為信貸資金的明顯非農化傾向。長期以來，城鄉信貸資金與農村信用社資金的貸出結構呈現明顯的非農化傾向。比如，在90年代，農業與農村部門GDP占據全國GDP的半壁江山，但國家銀行系統給它的融資僅占總融資的七分之一左右；農村信用社的貸款的80％來自于農民的儲蓄，但是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占其總貸款的比例卻由1990年的46.1％下降到1995年的21％，其后也無明顯好轉跡象。有關統計表明，從1990～1998年從農村金融渠道流出的資金達到3415.7億元。

4、“忽視型”的農民政策。長期以來，我國在對待農民問題的政策上，客觀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宣傳性重視與經濟性忽視的二律背反現象。這種現象集中表現為“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經濟上不要”的“三要行為”。經濟上的“不要”主要包括政策性忽視與執行性忽視兩大方面。（1）政策性忽視。一是長期以來實行重城輕鄉的“二元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這方面的福利程度、保障范圍以及國家投入方面，城鄉相差懸殊。例如，1990年國家用于這方面的投入，城鄉人均之比為29∶1；以后有所改善，但城鄉差距依然十分懸殊。二是農工有別的金融信貸政策。長期以來，農民極難獲得必要的銀行貸款，尤其是農民從事農業方面的貸款。直到最近幾年，才在一些地區出現對農民的小額信用貸款。即使在這些地區，有關調查表明，窮農民還是很難獲得貸款。三是農產品的價格歧視，如前所述的頑固的價格“剪刀差”現象。（2）執行性忽視。這主要是指一些地方政府和執行部門對執行中央三農政策的折扣與走樣。尤其是表現在對農民的減負政策上。有關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概括起來，集中表現為兩大現象：一是“對策現象”，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二是“四亂現象”，即“亂攤派，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大行其道，屢禁不止。這些忽視性政策或行為直接或間接帶來的結果是：農民支出增加，負擔加重；積累減少，創業啟動資金缺乏。

（二）產業分析——低值性高風險的農業特點，導致農業的投資動力不足

農業是一個天生弱質的產業，其弱質主要表現在對自然環境的高度依賴性和農產品普遍的低值性。這些特點直接導致金融機構和企業對農業的投資動力的普遍不足。

1、農業對自然的高度依賴性直接導致投資農業的高風險性。與工業、服務業相比，農業對氣候等自然性因素的依賴尤大，而這些因素迄今為止人為控制十分有限。我國又處于比較典型的季風氣候帶，旱澇頻繁，災害性天氣發生率高；另一方面，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農業的基礎設施十分薄弱，土地等資源的抗災御險能力低。因此，這就更增添了農業經營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

2、農產品的低值性直接導致投資農業的低效性。筆者在此所謂的低值性是指由于農產品的低附加值、低供求彈性、非商品性所帶來的低效用價值的屬性。（1）低附加值導致投資利潤低。農產品一般是需求量大的初級產品，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寬加工與深加工明顯不足，導致其附加值的普遍低下。這種情況下，投資農業極有可能得不到社會平均利潤。（2）低供求彈性、非商品性加大了投資農業收益的不確定性。許多農產品尤其是糧油棉產品的市場開放度低而且供求彈性小。如果產量大幅度增長，現實中其產量增長的幅度往往趕不上其價格下降的幅度，這也就是我國近些年來農民常常遇到的增產不增收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農產品供不應求，其價格上漲的幅度很可能又趕不上產量下降的幅度，因為最主要農產品具有非商品屬性：它們的變動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甚至政權的穩固，從而國家必然采取相應的行政干預政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對這種情況的干預更加有效。

3、農業技術的低保密性導致對農業技術研發投入的熱情不足。加入WTO以后，對農業技術的投入不在限制之內。但是投資于農業技術，本身就存在一個障礙，那就是農業技術本身的保密性低，很容易被他人無償利用。由于農業是開放式的大田生產，且生產者又是由千家萬戶的農戶組成，這種生產方式使得科技成果的保密成本明顯加大。尤其是在我國當前農村技術市場還沒有得到充分發育、農業知識產權體系很不健全的情況下，商業銀行或其他企業在這方面的投資將駐足不前。

（三）環境分析——我國國內的信用現狀與加入WTO后面臨的劇烈競爭加大了農業投資的困難

1、現實的信用欠佳狀況是農業信貸不足的重要原因。（1）部分農戶的信用存在問題。農村市場普遍存在農戶數量大、分布廣、居住分散的特點，而信貸機構如農村信用社工作人員少，對農戶的資產負債、道德信用等情況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從而出現了一些賴帳或資不低債的情況。（2）一些基層組織甚至政府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信用、信譽問題。如農村基金會的問題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段時間，一些地方的農村基金會居然相繼出現農民的儲蓄存款不能兌現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很多貸款僅由鄉鎮個別領導一紙白條的所謂擔保完成的，也有些貸款是由政府出面擔保完成的。而這些所謂的擔保，既沒有公共財政作保證，又缺乏對擔保項目的必要的調查和評估。結果，相當比例的貸款不能按期還貸甚至完全喪失還貸能力。這樣的例子在內陸省份絕對不是個別現象。上述情況對農村信貸機構的負面影響是很大的。

2、加入WTO后我國農業面臨的短期沖擊可能加劇農業投資的困難。WTO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在短期內，可能弊大于利：國外的強勢企業的涌入會對我國包括農業在內的弱勢產業、行業造成強烈沖擊。（1）大宗農產品受到重大影響。如我國的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國內市場批發價比進口到岸價高出10％-30％，入世后國內市場一開放，那么這些產品的主要產區如吉林的玉米、黑龍江的大豆、新疆的棉花的生產將受到嚴峻的挑戰。相應的投資可能大幅萎縮。（2）農民的收入和就業將受到明顯影響。據農業部2002年2月27日公布的一份報告稱，我國的入世將剝奪農村2000萬個工作機會。這也必將明顯影響有關機構與組織對農業的投資。

二、加大我國農業資金投入的對策探討

（一）宏觀層面——確立和完善以國家為宏觀主導的多元化扶農投融資體制

黨和政府要強化制度創新，建立和用足“扶農金融綠箱、黃箱政策”。所謂“扶農金融綠箱、黃箱政策”，意指在資金上保護、輔助、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政策。具體說，在解決農業投融資問題方面，要確立和完善以國家為宏觀主導的多元化扶農投融資體制。主要內容包括如下四個基本投融資指向：

1、大力增加國家投入。即轉農業奉獻型政策為農業受哺型政策，切實加大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大幅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依據目前的情況，無論是依據歷史狀況還是按照國際慣例，我國對農業的投入都還有很大的上調空間。加大國家投入，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1）增加國家、地方政府的財政預算。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強化農村電力、水利、交通、環保等公共物品、基礎環境設施建設，加大農業科技攻關、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資，加強病蟲害防治、農產品的檢驗檢疫以及信息服務系統的建設。根據wto有關條款，這些方面的國家投入是規則所容許的（亦即綠箱政策）。我國必須把這堂課補足補好。（2）加大政府對農業政策性補貼的力度（即建立和用好黃箱政策體系）。我國要充分利用wto《農業協議》6.4條款的“微量允許”等有關內容，以發展中國家農業補貼不超過農產品產值10％的范圍（我國為8.5％），再依據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產品的實際情況，確定我國農產品價格補貼、投資補貼、和投入品補貼的政策體系。目前，按照世貿組織規定的計算方法，我國的農業綜合支持總量不到5％的水平，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我國的入世談判規定“黃箱”補貼不高于農產品總產值的8.5％，而我國目前的相應補貼不到2％。按照當前我國農產品產值和補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