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擁有輝煌的經濟思想，可持續發展思想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對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良好愿望與積極追求。當代，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維系人類生存的途徑，我們有必要對古代這種寶貴思想進行回顧與分析，以為當代提供有力的借鑒。

關鍵詞：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 演進 借鑒

人類文明的歷程便是人與自然協調的過程，人類改造自然的歷史，便是一部環境保護與破壞的沖突史。經濟學最理想的狀態便是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經濟機制與生態機制的和諧。然而，文明的歷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與自然的結構，歷史深處的憂慮被現實證明之后，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走過的路程。當我們重新掃視中國興衰的歷史坐標時，會清晰地發現，中國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與當代提倡的可持續發展內涵是殊途同歸的。

（一）

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從仰韶文化開始，經歷農業技術進步的龍山文化時期，到夏代初，這里的農業已有了3000年歷程。當時實行大面積的“刀耕火種”，《管子·揆度》中講道：“黃帝之王，……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而我們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續發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覺的，甚至迷信的。人們曾把山川與百神一同祭祀。《詩經》中有“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說法，《國語》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產物質資源，所以要保護和祭祀。

可持續發展最本質的涵義在于通過闡明人與自然關系的極端重要性，明確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力，使人類經濟活動合乎理性，形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良性循環，其突出標志是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經過漫長的演進，人們對生態資源的保護由不自覺的、模糊的階段發展為自覺的清晰的階段。到東周時，其目的已相當明確。它承認了經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開采的不可否認性，但主張合理而有計劃地應用。春秋時已有保護正在懷孕和產卵的鳥獸魚鱉以永續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態資源發生代際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講道：“草木繁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禮記·月令》中更有氣候、生態和社會協調發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動之時，“犧牲毋用牝（母獸），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谷不成”。

先秦這種永續發展的思想，主要服務于農業生產，對后世產生了巨大影響，到秦漢時，理論上已達到較高境界。漢高祖劉邦的后代劉安邀集賓客合寫的《淮南子》，對先秦環保思想作了系統總結，是古代生態環境保護最完善的論述。其中，《主術訓》中有一段話，集中體現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內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故先王之法，……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認為這樣才會出現草木繁華，物種繁多，生機勃勃的景象。

生態效益是形成經濟效益的環境基礎，而經濟效益則是生態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條件和社會環境。賈思勰對于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指出：“豐林之下，必有倉庾之坻”。唐宋時期許多詩詞也反映了這種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萬物一體”之說，確定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內涵與原則，與今天我們倡導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點是一致的。

然而歷史證明，經濟發展往往付出沉重代價，即生態環境的破壞，經濟依賴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支持，因而，對資源的開發利用（客觀地說，某種意義上的掠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類應該學會在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間尋找平衡，而不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超越資源環境的承載極限，因為生態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歷史上慘痛的教訓數不勝數。《水經注》中記載越王勾踐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樓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如果說，“天生我材必有用”，況且他的行為對于當時森林資源豐富的時代講，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歷代大興土木，毀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積月累，造成長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縮減，則是毀滅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詩中憤怒地寫道：“灤人毀巨松，童山八百里”。這同時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積，許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競發的局面已成如煙往事。加之長期列國紛爭，伐木立寨，甚至毀林滅敵，無休止的破壞欠下了難以彌補的生態債務。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為最大的破壞者。對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開墾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這些寶貴思想多在血與火中淪陷，對環境的掠奪卻日積月累，成為今天許多地區千瘡百孔的凄慘景象的歷史根源。

恩格斯說：“我們統治自然界，絕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族一樣。③”與天地相參，是中國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核心。盡管歷代都不免有破壞現象，但與西方從雅典時代開始，就走上的征服萬物與自然之路有本質區別。在中國，從莊子“道法自然，返樸歸真”的自然主義和諧到孔孟的“盡心知性”、“與天地參”的倫理主義和諧，人與自然平等和諧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續到今，并成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資源是稀缺的，而人類的需求則是無止境的。正是這種稀缺性，使可持續發展承擔著合理配置資源，實現自然資源可持續供給的重任。人口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資源，與可持續發展構成了促進與制約并存的關系。中國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口、資源、環境的比例問題，如何合理配置資源和提高資源的生產能力。

資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時代與社會，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形式。漫長的年代里，中國曾擁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中國是農業古國， 而農業資源包括了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土地與勞動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先秦時，地廣人稀，廣袤的土地生產資源缺乏相應的生產者與之結合，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人口是社會經濟生活主體，勞動力是生產力構成因素和生產關系體現者，從人類邁入有文字可考的歷史，人口經濟關系在古代文獻中便得到論述。最早可見于《易》、《詩》中。《易》的卦辭主張人口增加，《詩經·國風》許多篇章直接以戀愛、婚姻、家庭為主題，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與當時農業自然經濟是相適應的。

農業生產中，土地與勞動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統分析人口問題的思想家，明確主張“富國、眾民”。他把土地、人口與農業生產聯系起來考察，已注意到土地與人口比例問題，提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不管這種比例是否失真，在諸位將相皆以據守城池，調遣眾民為榮的背景下，是難能可貴的。商鞅提出，“民過地， 地過民”都不好，并以韓趙兩國為例證明，認為地廣民眾未必富強，地狹民寡未必貧弱，問題在于能否充分發揮人口與土地的效力，這是當代集約經濟思想的雛形；他還開始人口統計，以正確推行富國強兵政策。管仲提出單純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強，人口與土地必須在量上對應，才能形成真正的生產力，這對土地資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義的，他還指出：“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反對過度修建房屋擠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礎上指出要以土地資源現有量來增加人口，估量人力發展生產，由于歷史條件限制，他未結合生產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國，計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對人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仍有巨大意義。韓非認為，爭與不爭，關鍵在于財富多少，不是絕對量，而是與人口相比的相對量多少。他斷言人口是成倍增長的，比馬爾薩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與財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先秦時，由于人口相對較少，土地及資源的稀缺性未明顯體現出來。以后歷代統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養生息，輕徭薄賦，加上稅賦形式的集中和簡化，農業的進步，人口不斷增加，耕地不斷擴展。有學者推測，明朝萬歷年間，人口已逾億。到清前中期，開墾區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進。農業社會造就了龐大的人口，而人作為生產者是物質資料再生產的一個要素，作為消費者的消費又是再生產的一個環節。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問題上論述廣泛，分析具體，是古代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數量與生產、生活資料增長之間的矛盾，論述人口與物價、就業、社會秩序的關系，提及了人口增長應與生產、生活資料增長相適應，今天看來仍是科學的。

歷史上進步人士對人口與資源、環境關系的精辟見解，我們可以將其歸為一點：人口數量的增大，對資源利用不能超過資源開發與更新速度，否則，便失去了持續發展的基礎，這正是古代持續發展的核心之一——經濟與生態，榮則共榮，枯則共枯，必須把發展理解為人與自然及之社會之間的持續與協調、平等互動的統一過程，決非經濟的孤軍奮戰。

（三）

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的外部負效應。經濟活動波及經濟體之外時，也即產生了外部效應。而我們講的外部負效應從本質上講，是私人成本社會化。在生產力水平和社會意識的限制下，中國古代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同時，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負效應，主要是自然生態的破壞和經濟效益的下降，歷朝歷代為了解決外部負效應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和和和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