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貿易現實類型大概經歷了產業問貿易、產業內貿易和產品內分工三個階段，概括而言，比較優勢的傳統力量可以對一組產品發揮作用，新貿易理論則適用于解釋由于規模經濟和產品異質性所導致的產業內分工貿易模式；而當分工深入到產品內之后，貿易的技術結構和垂直專業化水平成為新的分工形式下衡量貿易結構的主要基準。 [關鍵詞]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產品內分工

引言 在國際貿易純理論的發展過程當中，要素稟賦、規模經濟和交易費用等經濟因素都曾被用來描述貿易類型形成的理論基點，這些關鍵字的順序則代表了近幾百年來理論界對貿易類型認識的發展過程(樊綱等2007)。按照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原則，我們可以把整個貿易模式的發展歷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產業間貿易階段、產業內貿易階段和產品內分工貿易階段。縱觀已有，有關貿易類型的討論雖然已經比較成熟，但是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仍然存在擴張空間，特別是隨著垂直分工的深化和全球生產網絡的形成，產品內分工貿易模式作為一種全新的貿易模式出現在經濟學家的視野中，大家對其認識還比較模糊，與其相關的理論探討更是莫衷一是。因此，廓清貿易類型的發展歷程及其在不同發展階段上所表現出的不同特質，對于從更深層次上理解貿易理論并指導現實世界貿易發展具有深遠意義。本文將重點從產業問貿易、產業內貿易和產品內分工貿易三個層面探討貿易模式的發展歷程，分析現有研究的不足，并著重就產品內分工模式下出現的最新貿易類型測算方式進行探討，最后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產業間分工與古典貿易理論 人類歷史上真正大規模貿易的產生源于地理大發現，當時貿易的基礎是國家已經利用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建立起來的產業基礎，因此，這一階段的主導貿易類型是產業間貿易。比如14世紀的葡萄牙是地理大發現的第一批受益者，根源于自身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有利于香料生產的資源優勢，香料產業早已在該國發展和壯大起來，地理大發現以后的貿易則是強化了她在這方面的優勢。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亞當·斯密便受這種貿易模式的啟發創立了絕對優勢學說，主張如果每個國家都按照各自的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即生產成本絕對低)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彼此交換，則對所有國家都會是有利的。這一學說的創立在當時具有重大意義：一是他揭示了國際貿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國有利的自然稟賦與后天形成的有利生產條件；二是指出一個國家只要根據有利生產條件參加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就可以獲得比自己生產更多的利益；三是在當時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情況下提出了自由貿易政策(Adam Smith，1860)。但是由于斯密的絕對成本理論建立在一系列條件苛刻的假設之上，因此，它只能解釋國際貿易中的一種特殊形式，即在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而不能解釋事實上存在的幾乎所有產品上都處于絕對優勢的發達國家和幾乎在所有產品上都處于絕對劣勢的不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為了解決絕對優勢理論天生的缺陷，大衛·李嘉圖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David Ricardo，1966)，他通過一個簡單的2*2模型論證了一個國家即使在兩種商品都沒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如果按照自身的比較優勢進行分工，兩個國家通過自由貿易都會受益，而產生比較優勢的唯一原因是各國之間勞動生產率的不同。但是，現實世界中，各國間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只能部分的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貿易還反映了各國之間的資源差異，即對原始貿易模式的回歸。為了分析資源差異在貿易中所起的作用，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了H—O模型，即一個國家應當根據自身的要素豐裕程度選擇出口或者進口的商品種類。雖然“里昂惕夫之謎”(LeonfiefParadox)的產生像一枚重磅炸彈給H－O定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學者通過從人力資本和技術水平視角(Kenen，1965；Keesing，1966)、自然資源稀缺程度視角(Vanek，1963)、政策視角(Tra—vis。1972；Baldwin，1971)進行分析，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從而維護了H一0定理的權威性，使以HO定理為代表的2*2*2模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貿易理論上的基本假設，但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一個國家并非僅僅出口或者進口一種商品，而是成千上萬種商品，那么在更高維度上H－o定理是否仍然成立?也有學者就H-O定理在這方面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 高維條件下的H-O模型較多，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Vanek(1968)所提出的HOV模型，他通過引入貿易品的要素含量(Factor Content Of Trade)概念，證明在更高維條件下H-O定理的預測將不再成立，但是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勞動相對豐裕的國家將是凈勞動要素的出口國，而資本相對豐裕的國家將是凈資本要素的出口國。Leamer(1980)在HOV模型的基礎上進行了進一步擴展，證明在一個多維商品世界中，比較生產和消費中的資本密集度或者比較凈出口和生產、消費中的資本密集度，才是確定一國資本相對于勞動而言是否豐裕的正確方法。 進一步比較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H-O定理我們還會發現，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雖然考慮了勞動力的不同質性，但是其一種要素的假說并不符合現實世界；盡管H-O定理對比較優勢進行了拓展，其同質要素的假定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也并不強，這一點在后續的實證研究中便得到了證明。有關H—O定理適用性的實證測算主要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利用投入產出法對H-O定理適用性的直接檢驗。“里昂惕夫悖論”便是利用這種方法得出的成果(Leontief，1953)。第二類是回歸分析法，包括跨產業回歸分析(Baldwin，1971等)和跨國家回歸分析(Learner(1984等)。得出了與H—O理論褒貶不一的結論。第三類是對HOV定理適用性的探討。最初的實證研究表明，HOV定理對現實的解釋力就像擲硬幣的概率一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Maskus，1985；Bowen，1987)。為了找到真實世界與理論基礎的關系，實證經濟學家進行了進一步的努力，通過計入要素生產率、消費偏好等多個變量，從新的視角對現有理論進行修正，使HOV模型的解釋力大大加強(Trefler，1993，1995)。后續研究者進一步研究發現，當把所有的信息都考慮進去后，HOV模型等式應該是一個恒等式(Da—vis and WEinstEIn，2001；Trefler，1998)。 已有研究通過納入多種要素試圖對已有理論進行補充，使其符合現實世界，但從另一個角度來

看，這就失去了模型作為現實抽象的一種本意，這是已有研究的一個誤區。H-O理論本身作為一種理論并沒有錯，但是現實世界的貿易行為同時受多種因素(產業政策、貿易政策等)的影響，因此，如果不能構造一個與H—O定理假設相符的現實世界，而嘗試著用變換后的模型來檢驗H-O定理，就不能準確地看出一個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是否遵循了比較優勢。由于現實世界中各國的統計口徑不同以及產品、要素種類的劃分不一致，數據的選取直接影響了實證結果的準確性，除非獲得了相當標準和準確的數據，否則，利用經典簡潔的H—O模型將是首選。 總的看來，從地理大發現開始至二戰后資本主義重建階段，世界貿易類型基本上處于產業間分工模式，國家之間在資源、技術甚至消費偏好方面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根本動因，開展貿易的目的則是從這種差異中獲得收益。 二、產業內分工與新貿易理論 二戰后，世界貿易中有三種現象與公認的貿易理論有抵觸：第一個是世界貿易的絕大部分是在要素稟賦相似的工業化國家之間進行的；第二個是大部分貿易是產業內貿易；第三個是戰后貿易的擴大絕大部分是在沒有大規模的資源重新配置或收入分配影響情況下形成的。對于這種現象，Balassa(1967)，Grubel(1970)等經濟學家都曾進行過分析，他們的結論概括起來是比較優勢的傳統力量可以對一組產品發揮作用，從而引起產業間的分工與貿易，但是產品生產中的規模經濟導致各個國家只生產每一組產品中的某些產品，因而導致了產業內分工與貿易(Krugman，1981)。隨著研究的深入，經濟學家嘗試著把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市場同時納入到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從而產生了新貿易理論。該理論主要圍繞三個命題展開：市場結構；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技術與貿易。 關于第一個命題，在新貿易理論分析中，市場結構問題始終是中心問題，把規模經濟引入貿易理論，實際上是從標準模型中引入符合報酬遞增理論的進步。這方面的進步主要基于三次突破，從而形成了三個關于市場結構的理論。第一次突破是最古老的馬歇爾理論，在他的理論中報酬遞增被假設為完全外生于企業，從而使市場得以維護充分競爭狀態。馬歇爾的模型假定雖然提出了規模經濟的溢出效應，但是其仍然承認完全競爭條件成立，結果令人失望。第二次突破是張伯倫的壟斷競爭模型。它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產業由許多小壟斷者組成，這些小壟斷者使得該產業形成飽和從而消滅了任何壟斷利潤，但是由于這一理論對產品的異質過程的論述不夠嚴謹，以此為基礎出現了兩次擴展：一是Dixit and Stiglitz(1977)提出的異質產品是新產品假定；二是Lancaster(1979)提出的異質產品是產品的不同屬性假定。總的來說張伯倫模型的出現是一個進步，它第一次使人們能夠從理論上研究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的貿易問題，但是與馬歇爾相比張伯倫模型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壟斷，回避了寡頭壟斷的問題。第三次突破是庫爾諾的寡頭壟斷理論。庫爾諾雙頭壟斷模型通過假定不完全競爭的企業間都互相把另一個企業的產量看成給定的，把注意力從規模經濟和市場結構轉移到不完全競爭中，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使用規模經濟來解釋壟斷經濟的情況。 關于第二個命題，與比較優勢類似，新貿易理論也承認國家之間在資源、技術甚至消費偏好等方面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但是它認為還有其他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產品異質性形成的國際分工。正如我們上文提到的，有關規模經濟、報酬遞增和產品異質性的研究都曾被Balassa(1967)等經濟學家討論過，但是由于這些研究對市場結構的影響還不能完全解釋清楚，因而這些理論并沒有得到均衡貿易理論的足夠重視。隨著對市場結構研究的深入，最早給出規范分析的是Krugman(1979)，他通過采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型中的市場結構，并擴展Dixit andStiglitz(1977)的模型，最后證明貿易并不一定是國家之間技術或要素稟賦差別的必然結果，相反，貿易很可能只是擴大市場及促進規模經濟出現的一種途徑。在Krugman(1979)的基礎上，Krugman(1980)通過納入產品異質性，證明當兩個國家進行不同質產品貿易時，每個國家都會分工生產在本國有較大市場份額的那種商品，并且每個國家都會成為這種產品的凈出口國。進一步，仍然沿用Krugman(1979)的基本假設，Krugman(1981)證明由于規模經濟的原因，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之間進行產業內貿易，要素稟賦不同的國家之間則進行赫克謝爾一俄林貿易，并且不會帶來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從而為本節開始提到的三種現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釋。 關于第三個命題，這是新貿易理論和技術創新促進國際分工這兩個觀點之間的自然聯系。把技術引入貿易是貿易理論的創新，總結技術影響貿易的形式，主要以基于產品生命周期的南北貿易模型為線索。Krugman(1979)首先從產品生命周期視角出發，以南北貿易模型為基礎探討了技術創新與技術轉讓的作用，并證明技術創新使發達國家得到更多好處，而技術轉讓則會使發達國家情況變糟，在他的分析框架中，技術是外生的，同樣基于外生技術假設，Flare and Helpman(1987)將垂直差異引入南北貿易模型。Segerstrom(1990)首次把內生技術進步納入南北貿易模型，但他們的框架不能解決南方國家的內生技術變化問題，針對這一不足，Grossman and Helpman(1991b)提出了一個內生產品生命周期模型，他們認為北方國家的先進技術向南方國家擴散的主要途徑是南方國家有意的技術模仿，在他們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國家的技術創新是內生的，南方國家的技術模仿也被內生化了。需要提到的另一重要成果是Krugman(1989)，他通過建立一個簡單的內生技術進步模型，說明了創新帶來的報酬遞增是怎樣導致不完全競爭條件的出現，而且反過來說明短期壟斷是技術創新的必要動力，從而把技術和貿易的分析與新貿易理論最緊密地聯系起來。 與理論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相比，實證研究則比較薄弱(Bin Xu 2007)。大量的都是基于引力模型來估計貿易量的大小，真正研究貿易類型的實證研究較少，這是現有研究的一個缺失。 三、產品內分工與國際貿易新類型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與分工的深化，當前主流貿易模式已經從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發展到產品內分工貿易。“產品內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作為一種主流貿易模式吸引了人們的眼球。無論是產業間貿易理論還是產業內貿易理論，都暗含著一個前提假定，即作為分工和貿易對象的產品，其全部生產過程在某一國家或經濟體內部進行。國際垂直專業化的出現和發展，意味著國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