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我國媒體目前面對的主要是擁有巨額資本的國際性媒體集團的競爭。同它們的競爭不僅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而且是資本、設備和技術、傳播人才的競爭。在競爭中最有發言權的是有錢人，傳播權利的獲得建立在充足資金的基礎上。在國際性媒體集團紛紛將目光投向我國市場的今天，我國媒體如果不能及時完成經營觀念的重新定位，不能及時融入世界傳播體系之中，將面對被排斥、被擠壓的惡劣傳播環境，失去在世界傳播市場上平等競爭的權利和機會。

［關鍵詞］WTO媒體產業媒體重組中國新聞事業

Abstract: China's media has to face competition from the world's media groups with huge assets. Competition with them means not only competition of ideology， but also competition of capital，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personnel. As world media groups turn their eyes on the Chinese market， Chinese media would lose its righ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fair competition unless it repositions itself in the world communication system.

Key words: WTO；media industry；media restructuring；China's news cause

改革開放的中國走向世界已經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經過十多年艱苦談判以后，加入WTO似乎只有一步之遙。隨著已經到來的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中國的傳播媒體面對的將是怎樣的現實，中國的專業傳播人員經受的將是怎樣的考驗，正在引起行業內外的關注。

與改革開放之前不同，我們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性質、作用的認識已經有所變化。傳播事業的運行機制、傳播觀念、傳播手段和方法等都有了相應的調整。但面臨來自國外各種媒體的挑戰，還需要我們盡快做好同發達國家和地區跨國媒體集團全面競爭的準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對大眾傳播媒體的行業性質的界定。

長期以來我們始終把大眾傳播媒介歸入純粹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范疇，賦予它思想政治戰線的任務，對內對外都是純粹的宣傳工具。只要完成了“耳目喉舌”、“紐帶橋梁”的任務就可以萬事大吉。為此，國家從各方面為大眾傳播媒介創造了優越的地位與條件，經濟上有國家和地方財政的撥款；人員上由國家培養和配備；產品由國家出面保證在傳播市場上的流通。甚至連傳播方針、傳播內容、傳播方法和傳播區域、傳播時間都有人代為籌劃，傳播對象有人幫助組織安排。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機關和傳播工作者只能原封不動地按照上級的指示辦事，創造性、主動性幾乎無從談起。在世界大眾傳播領域已經被公認的許多規律性東西在我們這兒卻不被認可，束縛了傳播媒介發展的手腳。由于對傳播媒介行業性質認識上的局限，便將媒體整體歸入了狹義的“宣傳”、“文化”行業，似乎同以創造物質資本為主要目的一、二產業毫無關系，也從來沒有指望媒體在完成“宣傳”任務的同時為國家創造物質資本。大眾傳播工作者在下意識中自認為是“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缺乏為社會貢獻物質資本或貨幣資本的自覺意識。

從全球范圍看，自從資本主義大眾報業出現以來，大眾傳播媒體的產業性質就逐步確立，待電影、廣播、電視等現代媒體出現后，大眾傳播媒體的產業性質更加明顯。資本主義的大眾傳播媒體在兼顧特定宣傳任務的同時，作為十分重要的產業，為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巨額財富，并成為現代社會投資回報率最高的產業之一。那些超級媒體跨國公司的成功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自20世紀以來這些跨國公司向全球的成功擴張，始終同雄厚的資本積累聯系在一起。目前我國媒體面對的主要就是這些擁有巨額資本的媒體集團，同它們的競爭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競爭，而且是資本的競爭、現代化設備和技術的競爭、高水平專業傳播人才的競爭，競爭始終同“錢”聯系在一起。“據說中國第一個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1997年營業額為20億元人民幣，而日本《朝日新聞》報業集團1997年的營業額則為40億美元。”①同其他領域一樣，在競爭中最有優勢和發言權的是手中有錢的人。傳播權利的獲得建立在充足資金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基本規律在全世界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欲進入這一競爭領域的傳播媒體都要遵循這個規律，無論你屬于哪個國家和民族。在國際傳播市場上，沒有資本實力的人始終拿不到有影響力的發言權。

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大眾傳播的作用、功能逐步地明確、完整，對大眾傳播媒體社會性質的認識也在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隨著第三產業、第四產業概念的提出，社會各界對大眾傳播媒體應有的社會位置和社會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尤其是面對全球范圍的知識經濟、信息革命浪潮的沖擊，人們對未來世紀中信息產業的作用更加重視，大眾傳播在國家經濟基礎建設中的地位日益穩固。直接創造財富（經濟效益）已經明確地成為大眾傳播媒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媒體產業逐年增加的總產值和上繳稅收令人注目。長期以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自居的傳播媒介被迫走向同國民經濟各部門同樣的起跑線，在市場上找飯吃的滋味使媒體的經營者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本行業的社會定位和發展出路。當然“報業由‘事業’向‘產業’的過渡，并不意味著對報紙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屬性的否定。作為精神產品，報紙所具有的政治傾向性任何時候都是不容抹殺的。‘產業’說只不過是在承認其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揭示了辦報活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具有的經濟屬性。”②

面對WTO的迫近，仍有人把希望寄托在國家對“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保護上，企圖利用可能的政策縫隙求得新的生存空間。我們不否認，即使加入了WTO，國家也一定會在保護民族文化、穩定社會思想等方面制定相應的政策，也一定會有部分媒體得到國家的一些特殊保護。正如在資本主義國家同樣要有代表國家的媒體一樣。但這種能得到特殊保護的必定是極少數媒體，國家無法把所有的媒體都包下來，按照產業化模式運作的媒體也沒有理由要求國家提供額外的保護。況且與WTO的對接包括了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遲早都要納入經濟全球化的軌道，即使是一些暫時還受到特殊保護的行業，終有一天也要走向國際競爭市場。大眾傳播媒體被公認為目前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之一，“是僅次于金融業和黃金產業的高回報產業。”③有遠見的投資商紛紛把目光轉向了媒體產業，而中國又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發展相對落后、未來前景極好的傳播市場，對世界各國的媒體投資商都有巨大的吸引力。按照WTO“國民待遇”條款的規定，我們最終無法禁止各國投資者插手我國的大眾傳播產業。20世紀90年代以來，引進的國外境外信息產品越來越多，在中國市場上的巨大商機展現得越來越清楚，國外的某些人在高聲譴責中國人的“盜版”行為的同時，并沒有放慢向中國輸出信息產品的動作，當中國受眾真正對外國信息產品上癮的一天到來之時，便是外國媒體投資商在中國收獲的時候。今年3月美國《讀者文摘》中文版在我國正式出版發行，又一次向我國大眾傳播領域發出了挑戰的信號，再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恐怕為時已晚。

從國家大局出發，媒體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在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之勢的今天，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騰飛與社會發展都是世界整體進步的一部分，一個封閉保守的國家和民族無法完成經濟全球化的過程，自然也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現代化。傳播媒體的發展同樣如此，雖然任何一個媒介都無法擺脫自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但隨著全球范圍內傳播活動的一體化模式逐步形成，不能及時融入世界傳播體系之中的媒體，將面對被排斥、被擠壓的惡劣傳播環境，失去在世界傳播市場上平等競爭的權利和機會。“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行為方式，只有通過大規模的文化產業形態，才能向全世界輻射，并滲透到千百萬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去。……如果不是通過市場交易和產業生產，要把文化產品輸送到五大洲的千家萬戶是不可能的。”④長期在相對單純的環境中生存的我國媒體，只有走向世界才能真正壯大，正如一句老話說的，“溫室里的花朵永遠也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

就媒體產業內部而言，目前正在進行全面的改革，雖然有幅度大小和速度快慢之分，但不改革就沒有出路是大家的共識。改革同樣需要一個有壓力、有目標的環境。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傳媒形成了許多慣性、惰性，喜歡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缺乏進取意識，缺乏面向世界參與競爭的準備，缺乏面向強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缺乏自己成為強者的勇氣和素質，這就給改革帶來許多障礙和困難。在近年來的改革中，許多媒介仍然沿襲老思路、固守老觀念、采用老辦法，試圖通過現有媒介的加工包裝完成新生的過程。面對強手，大家似乎都有些不堪一擊的感覺。古人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經驗，眼下的改革對許多人和許多行業來說，同樣需要斷其后路才能促使其痛下改革的決心。已經來到我們大門口的外國媒體和境外媒體已經擺開了斷我后路的架勢，眼下是非接招不可了。因此，沒有從根本上改革的準備和舉措，無法昂首進入WTO。

就具體操作過程而言，除了觀念的更新和思路的調整，需要從體制等方面做出必要的反應。

我國媒介在很長時間以來都是“單兵作戰”的，依靠的是自己所在區域或領域內行政力量的保護與支持，在經營管理上缺乏行業內部的互相配合與協作，各媒體在給定的區域中循規蹈矩地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表面上看傳播市場秩序井然，實際上隱藏著看不見的危機。單一的媒體和單一的市場導致大家都是一副單薄的身體，所從事的又是大致相似的或完全一樣的重復勞動，效益和效率都很低。由于缺乏競爭，大家的水平和能力也很難有明顯提高。一旦失去長期存在的保護傘，大家都缺乏抗拒風險的能力。況且完全按照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事業單位模式建立的媒介機構，都有各自龐大的“行政系統”，媒介個個都是小社會，有限的資源無端地耗費在傳播主業以外的后勤保障、聯絡交往等方面，阻礙了傳播資源的有效利用。目前的改革首先要打破的就是這一套習以為常、積重難返的管理體制。在現有媒介機構主副業分離、人員精簡的基礎上，實現區域內的或跨區域的媒體重組，完成媒體的優化組合，消除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弊端。

媒體重組的主要目的是完成傳播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媒體的信息生產能力，進而提高媒體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一般來說，孤立的單個資源利用率是最低的，而靈活組合的多種資源群的利用率是最高的。”⑤所以，媒體重組不是、也不能是現有媒體的簡單合并和疊加，也不是通過簡單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完成的組合游戲。在近幾年的報業發展中，有些地方媒體為追趕“集團”的熱潮，拼湊幾家報紙，滿足建立報業集團的“硬條件”之后便急于建立自己的“報業集團”，結果是非但沒有達到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媒體生產力的目的，反而拖住了原來情況較好的主力媒體的發展步伐，失去了建立集團的意義。所以媒體的重組不能草率，更不能違背傳播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媒體的重組要建立在充分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經過科學論證，找出參與重組的各媒體原有的優勢和弱點，找到各媒體進入新組建的媒體后取長補短的途徑和發揮集團優勢的渠道，保證媒體重組有實質性的意義。

在計劃經濟環境中長期生存的我國媒體形成了各自的一些特殊優勢，如先進的設備、一流的人才、穩定的渠道、穩定的市場，以及良好的上下關系、豐富的媒體工作經驗等等，都是組建新媒體后必不可少的資源優勢，如能得以充分發揮則可以保證新媒體具備較強的競爭力，成為在市場競爭中有多種手段、多種準備的媒體巨人。同時組建新的媒體要考慮到該媒體的性質和特色，組建新媒體不是“韓信點兵”，當然不能“多多益善”。在物色重組對象時要考慮到未來新媒體發展的實際需要和長遠目標，考慮到加入媒體集團的各媒體合作、協調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新組建的媒體集團應該具備較強的資本實力，擁有一流的傳播人才和傳播設備與技術，擁有帶壟斷性的傳播市場和相對穩定的受眾群體。它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性媒體集團，至少是著名的地區性媒體集團，在國內外重大問題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在世界或地區的輿論界有一定的影響力，擁有同任何媒體進行抗衡的實力和信心。

任何媒體的成功都建立在人的基礎上。尤其是我國媒體將要面對的世界級著名媒體集團，他們都有一支從總裁到發行員的完整的高素質傳播隊伍。同他們的較量將主要是人與人之間的較量。“美國的媒介業已經為它在中國的本土化在悄悄地尋找著自己的代言人，比如美國時代華納公司就已經開始努力培養著中國市場的經理人才。前不久美國一個著名的MTV公司，就以30萬的年薪挖走了上海東方音樂臺的音樂總監。”⑥面對WTO我們感到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人員問題，以及由此而來的管理體制、內部關系、分配制度、業務素質等等問題。盡管近20多年的新聞改革也曾反復強調在上述方面進行改革，但實際上除了一些新建媒體（按照新模式建立的媒體）和極少數老媒體較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外，國內大多數媒體仍然為這些問題所困擾。在許多人的觀念中，新聞從業人員手中端的應該是“鐵飯碗”，吃的應該是“大鍋飯”。雖然也曾在自己的媒體上大聲疾呼要破除舊體制，但并沒有將自己所在的行業和機構算在賬內。所以在媒體重組的過程中，出現了比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更麻煩的問題。還有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由于媒體在我國長期擁有的地位和實惠，多年以來媒體中進入了一批有背景、有特殊關系的人，從而使媒體同國家和地方的關系十分微妙。媒體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以迅速為有權力有實力的部門和人物所注意，媒體現任的領導者也很難在一些涉及特殊人物的敏感問題上下決心。這同樣是媒體改革的難點之一。

面對隨WTO而來的世界性媒體集團，在我國媒體重組中必須在人員重組上痛下決心。尤其是那些至今還被“關系網”所籠罩的媒體，如果再沒有大的動作將會被淘汰出局。

解決人的問題，首先要解決管理體制問題。我國大眾傳播事業的人員管理一直納入國家行政機關事業單位的人事管理體系，媒體有級別，人員也有級別，在媒體內部形成了有水平有能力的人自然“當官”的風氣，大家羨慕的不是著名的專業人員而是行政級別高的“領導”，缺乏培養著名傳播專家的環境和氛圍。由于“領導”又是由上級機關甚至是上級機關的領導任命的，“對上級負責”自然成了媒體領導管理媒體的不成文的慣例，傳播活動的規律有時也不得不服從這一慣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專業傳播人員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理順管理體制就要真正還自主權于媒體，讓媒體的管理者們根據傳播活動規律的需要和媒體運作的實際情況確定媒體的人員結構、規模并確定具體的人選，配備一支觀念新、手段新、競爭能力強、業務素質高、既善于單獨作戰又有良好的協作精神的專業隊伍。對原有媒體中的人員應采取妥善的處理措施，國有大中型企業改制中采用的一些方法很有參考借鑒的價值。設法為媒體“消腫”是媒體重組前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如果讓新組建的媒體再背上沉重的人員包袱，必將陷入新的困境之中。

分配制度同樣困擾著我國大眾傳播媒體的發展。“大鍋飯”是人們在理論上都持否定態度的，而真要破除“大鍋飯”的時候，阻力又是極大的。許多媒體存在部門“小金庫”、個人隱形收入等現象，固然有管理漏洞、人員素質等原因，但不可否認同內部分配制度的不科學、不合理有直接關系。分配向有能力、有貢獻的部門和個人傾斜，這在許多行業或單位已經實現，大眾傳播行業也應盡快完成這一過渡。在國外的媒體中，傳播人員之間收入的差距是極大的，因此形成了非常激烈的競爭局面。我們現在不能排除跨國媒體集團進入我國以后將以優越工作條件和高薪、高待遇吸引我國媒體高素質人才的可能性，分配制度不進行適時的改革，將會給自己造成措手不及的被動。這些年來國內一些媒體在分配制度方面進行的成功探索，極大地調動了各類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使媒體的面貌很快改變，效益大幅度提高。認真總結他們的經驗，在媒體重組和分配制度改革中有重要作用。

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導致的大眾傳播單一項目經營的局面至今仍無根本變化，絕大多數傳播機構手中只有“一桿槍”，而且是一支“老槍”、“舊槍”，經不起風吹雨打的考驗。而自19世紀末期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集團基本上都擺脫了單一媒介經營的局面，轉向多種媒介甚至多種行業的經營，保證了集團的經營不至于因某一方面的動蕩而受到影響。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動向看，跨國媒體集團在向國際市場的擴張中，向來是“多軍種”、“多兵種”的“渾成編隊”，面對國際傳播市場錯綜復雜的局面，可以輕松自如地應付。以美國有線電視業的收入構成為例，其1999年的基本業務收入只占63.72%，到2006年，基本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將下降到40.68%，其他經營項目的收入將占總收入的大多數。⑦當WTO的有關條款生效以后，跨國媒體集團同樣會以多品種經營的方式進入中國，我國媒體在這方面的壓力將更大。

所以，在目前的媒體重組中勢必要開闊眼界，把目光投向更加廣泛的領域。就媒體的性質而言，它屬于社會大文化的范疇，是現代文化產業的組成部分。產業抵御風險的有效方法之一，是以多項目的經營化解單一項目經營可能遇到的意外，如外國哲人曾說過的，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由此出發，在媒體的重組過程中不應仍然把未來的新媒體集團定位在原有單一經營項目的基礎上。國內現在已經組建的媒體集團中有的已經走上了多項目經營這條道路，如湖南廣播電視集團就不是單一的廣播電視宣傳機構，而是融廣播、電視、報紙、發行、信息傳輸、旅游服務、場地出租等為一體的綜合性媒體集團，經營的項目已經超出了傳統新聞傳播的領域。

目前我國的文化產業還處在比較落后的狀態，還有許多待開發的領域和項目。大眾傳播媒體多年來積累的經驗決定了在開發文化產業方面的先天性優勢，也是媒體進入大文化產業的資源優勢。現在許多業外資金已經瞄準了文化產業，但他們缺乏對文化產業的感覺和把握能力，缺少運作媒體的經驗和高素質的人員，有人急于同有實力的媒介進行合作，媒體正可憑借經驗優勢和資源優勢占據競爭的有利位置。

當然，經營項目的重組要建立在充分論證、充分考慮媒體現有條件和力量的基礎上，循序漸進，逐步擴大。對傳統媒介而言，經營人員的缺乏和經營觀念與手段的落后是普遍問題，就連項目的選擇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而“作為依托于市場生存的信息服務的提供者，辦報人必須從事經營，這是報紙商品屬性的必然要求。”⑧就一般情況而言，我國媒體目前的資金狀況都不是太好，如果不盡快改變經營觀念，提高經營水平，一旦在經營項目的選擇上出了什么問題，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傳播市場是媒體實現社會功能的主要場所，也是各個媒體長期爭奪的對象。傳播市場又分為有形的和無形的，前者如信息制品的交易過程等，后者主要是廣大受眾對媒體的認同與接近過程等。在傳播活動中，更重要的市場行為是爭取受眾的認可與接近，以高質量、高水平的信息制品吸引受眾注意力，在受眾中確立媒體的品牌力和影響力。加入WTO以后，來自境外的媒體同我國媒體的競爭同樣要在信息傳播市場上激烈展開。我國傳播媒介長期在被劃定的區域市場中進行經營活動，所熟悉的是自己身邊的市場，缺乏走向世界的觀念和基本的準備。未來的傳播市場將是徹底打破區域界限和國家界限的市場，各國媒體都把全世界作為擴張的范圍，跨文化、跨區域的交流將成為未來世界大眾傳播的主要模式，不能走出自己家門的媒介永遠也不可能成為全球性的媒介，自然也無法成為跨國媒介集團的真正對手。“在文化競爭的領域中，努力拓展新的領域，搶占新的真空地帶，是獲取新的市場利益的關鍵所在。如果只在傳統媒體市場上硬拼，那只能導致削價大戰而自傷元氣，這無異于劃地為牢，坐以待斃。”⑨

在目前階段，媒體的市場重組首先要考慮跨區域的經營，以走出自己熟悉的環境作為建立新市場的第一步。就具體媒介而言，按照其主要的傳播內容可分為片區型和線條型兩大類，前者是面向媒體所在區域的政府管轄范圍的受眾，如各省的黨報和電臺等，后者則是面向全國或更大范圍內的有相同興趣愛好的受眾，如《計算機世界》、《讀者》等。在市場重組過程中，這兩類媒介的策略當然也是不同的。對區域性的媒介來說，要盡快跳出限制性極強的行政區域，在域外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在宣傳的思路、報道的內容、信息的外在包裝等方面都要以“大范圍”內受眾的興趣愛好為出發點將他們緊緊吸引在自己周圍。《南方周末》之所以能由一個地方性極強的報紙成長為一家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響的大報，與他們定位全國、服務全國的出發點是分不開的。現在畢竟不是計劃經濟時代了，國家對媒體的管理政策有了較多的松動，如何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把自己的媒介造就為“立足本地，面向世界”的全國性媒介，值得思考。在人員配備、機構設置、渠道建設、產品包裝等方面都有可改進之處。而最急迫的則是要盡快了解、掌握域外市場的受眾的基本情況，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新的發展戰略。跨區域的經營既可以在與本地環境相近的區域中進行，也可以在同本地環境差別較大的區域中進行，也許在陌生的環境中受眾對來自異域他鄉的媒體更有興趣。從我國部分受眾對歐美和港臺媒體的高度認同中可以看到這一點。

對線條型傳播媒體來說，盡管具有一些面向較大市場開展傳播活動的經驗，但在大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的保守觀念和封閉的思路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下一步的發展，有必要進行積極的調整。要以原有的線條為基本網絡向外輻射、擴張，使原來專業性較強或受眾適應面較窄的情況有所轉變。采取積極措施使媒介的內容和形式盡可能適應更多受眾的需求和愛好，擴大媒體在專業領域之外和固定受眾之外的影響力。

跨區域的傳播經營活動要適應傳播指向區域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環境，照顧差別極大的各國各地區受眾的特殊愛好與興趣。傳播學界多年探討“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急于使傳播學完成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過程。與此對應的是，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我國媒介如何盡快完成“外國化”的轉變，使一向對中國和中國傳播媒體持有偏見的外國受眾把中國媒體放在同外國媒體相同的位置上對待，提高我國媒體的吸引力和權威性。在媒體的日常工作中存在著根據受眾市場的變化調整傳播形式和傳播內容的問題，根據市場的變化適時改變傳播策略，才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傳播市場的重組，盡快改變受眾群體的成分。

不管愿意與否，WTO的迫近是無法改變的潮流。已經有來自國外和境外的媒體向國內傳播領域伸手，如美國《讀者文摘》在國內出版發行，香港《南華早報》同國內有關媒體商談合作事宜等等，競爭中國傳播市場的氣氛日漸濃烈。就在筆者改定這篇小文的時候，中央電視臺正在播出一條新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會見美國豪森傳播集團董事長豪森。在此之前也有一些跨國媒體集團的老板來過中國，并先后受到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的接見。這些超級媒體集團的大老板當然不是來走親訪友、游山玩水的，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傳播資源和傳播市場。面對找上門的競爭，當然不能熟視無睹，只有早動手、早準備，中國傳播媒體才可能在已經十分擁擠的世界傳播市場上爭取到一點生存空間。

注釋：

① 張向東《媒介重組時不我待》，《新聞記者》2000年11期。

② 唐緒軍《報業經濟與報業經營》，第129頁，新華出版社，1999年。

③ 魏永征《中國大陸傳媒業利用業外資本合法性研究》，香港《中國法律》2001年第2期。

④ 花建等《軟權利之爭：全球化視野中的文化潮流》，第20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⑤ 同上第77頁。

⑥ 張向東：《媒介重組時不我待》，《新聞記者》2000年11期。

⑦ 《有線電視業預謀“網變”》《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

⑧ 同②第175頁。

⑨ 同④第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