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實現產業趕超是“二戰”后世界發展動態的一個重要經濟現象，幾乎所有國家都制定了自己的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然而，日本、德國等戰敗國，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中國臺灣、香港地區成功地實現了產業趕超發展。而中國大陸、東歐和俄羅斯等大部分轉型經濟體和印度則通過FDI還未成功地實現產業趕超。如何解釋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趕超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國際經濟理論界發展了成熟的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本文試圖對這些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的演進進行總結歸納，并在此基礎上得出若干結論性的啟示和反思，以期對處于轉型發展中的中國如何調整好產業趕超發展戰略有所裨益。 [關鍵詞]產業發展；趕超戰略；路徑依賴；企業家才能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8-0039-05 同家實現趕超是“二戰”后世界發展動態的一個重要經濟現象。傳統意義上的趕超是指一個國家縮小與領先國家在生產率和收入水平上差距的進程。戰后經濟不發達國家，包括剛剛走上民族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包括戰敗的經濟復蘇國家都把實現趕超作為一個國家既定的發展戰略。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的轉型發展中國家在經歷經濟體制轉型和經濟深層次對外開放以后，對傳統的趕超戰略做出了新的調整，除了繼續傳統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外，更把重點放在企業技術能力獲得和國家自主創新系統的建立上。 一、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形成的理論基礎 西方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形成的理論基礎主要來源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古典與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另一個方面是古典與新古典的經濟發展理論。古典與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主要關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以及解釋造成這種人均收入差距的原因和實現人均收入差距收斂的條件。古典和新古典的經濟發展理論主要關注實現國家人均收入增長所需的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 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主要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增長理論為代表。亞當·斯密認為，經濟增長就是人均產出的增加，或勞動產品即社會純收入的增加，他把經濟增長的因素歸結為勞動、資本、土地、技術進步和社會經濟制度環境五個方面。亞當·斯密從勞動價值論出發，把勞動看成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明確指出一個國家人均產出的增加，一方面取決于投入生產中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另一方面取決于存在于社會體系中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重，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對國民財富的增長表現出的作用有所不同。生產性勞動能夠創造物質財富和價值，非生產性勞動則反而消耗社會物質財富，妨礙生產資本積累和財富增長。大衛·李嘉圖作為亞當·斯密理論體系的繼承者，則著重從社會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考察其對社會資本積累的作用，指出由于收益遞減、生活資料價格上升、地租率提高等原因必然會導致產業利潤率下降，因而利潤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下降，從而資本積累率趨于下降。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雖然沒有從產業發展的角度看待影響國民財富增長的因素，但是他們的社會分工理論和資本積累理論為后來的產業結構升級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主要以索洛模型為基礎，探討經濟增長的源泉和人均產出收斂的條件。索洛模型在假定技術中性的條件下，進一步研究資本和勞動這兩個可以互相替代的生產要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哈羅德一多馬模型不同的是，索洛認為，資本一勞動比例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可通市場價格進行調整，從而得出經濟增長不只是由儲蓄率單一地決定。但事實上，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除了勞動和資本以外，還有更為重要的因素，因為在資本一勞動比例和儲蓄率基本相同的國家，人均產出增長率并沒有出現收斂或趨同的結果，國家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始終在加劇。以羅默和盧卡斯為代表提出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把知識、技術與人力資本納入經濟增長模型，強調了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規模遞增與網絡外部溢出效應。新經濟增長理論為當代產業趕超發展的后發優勢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以諾斯、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提出的經濟增長理論則開始從制度層面探討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新制度學派在肯定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在解釋國家收入增長差距成因的同時，指出經濟增長的真正動因要從具體的國家制度層面上去尋找。資本一勞動比例的形成，乃至儲蓄率、知識、技術積累和流動與人力資本形成都與具體的制度分不開。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等制度參數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制度學派對經濟增長差異的解釋對后來新產業組織理論的結構學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認為經濟增長首先是制度結構的變動，從而得出產業管制等政策制度性因素對國家經濟增長和產業趕超的作用。 古典和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著重解釋“二戰”前后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以及實現收斂或趨同的條件。這是早期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如何實現趕超的理論詮釋，這種“趕超”詮釋還沒有真正深入到國家產業內部，可能的原因是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已經通過原始的資本積累過渡到了工業化國家，產業結構的矛盾并沒有凸顯成為阻礙國家經濟發展的障礙。真正從國家內部結構調整角度來解釋實現國家經濟追趕和復蘇所需的條件則是從“二戰”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開始。戰敗國和新型的民族解放獨立國家如何實現經濟復蘇和民族工業的發展便是經濟發展理論的新課題。 以羅斯托為代表的經濟成長階段論和以劉易斯為代表的二元經濟結構論開啟了，從國家內部結構調整角度來解釋實現國家經濟追趕和復蘇所需條件的新紀元。羅斯托認為，人類社會可以分為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成熟階段、高額群眾消費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六個經濟成長階段。在這六個階段中，最為關鍵的是“起飛”階段和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一個國家經濟起飛必須具備三個相互關聯的條件：一是生產性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至少要保持在10％以上；二是要有一個或多個異質性制造業部門作為起飛的主導門；三是要有一種能保證“起飛”的技術擴散制度。因為“起飛”的決定性因素是要能在某個特定的主導工業部門先引進技術，然后擴散到各個有關其他部門后，新的主導工業部門又替代舊的主導工業部門重復進行新的技術擴散。 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強大的農業部門和弱小的工業部門。而農業部門的土地是非再生資源，當農業勞動力的數量達到一定規模以后，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遞減導致農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很低，因此農業部門的期望工資水平要比工業部門的實際工資水平低。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存在的這種工資差異使發展中國家有可能通過擴張工業部門來吸收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從而擺脫貧窮落后的困境。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產業趕超戰略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傳統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與產業趕超發展模式 按照劉易斯的觀點，由于工人的收入水平低，進行工業擴張的資本積累只能來自于資本家的利潤，但是剛剛走上民族解放獨立的國家，無資本家利潤可言，進行工業擴張的資本積累大都只能來自于農業，過剩農業勞動力不但沒能向工業部門轉移，反而通過價格剪刀差和身份限制等制度把農民約束在農業部門，以保證工業擴張的資本積累，造成了城鄉差距加大，農業產業化程度低，國家陷入貧困化增長的陷阱。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采用此種戰略的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第一次的產業趕超失敗。這些國家都面臨一次新的制度和產業趕超發展轉型。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經濟全球化的浪潮給這些轉型國家的產業趕超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因為“二戰”后到上個世紀中后期的這段時期，許多國家成功的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為轉型國家的產業趕超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在這段時期，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先后分別成功地實現了傳統工業的產業結構升級，重點發展高科技和服務產業，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 上述成功實現傳統工業產業結構升級的國家和地區在這段時期分別實現了初級產品出口的發展戰略，以本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來滿足國內需求取代進口，并通過進口替代工業的發展來逐步實現工業化的進口替代型發展戰略，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戰略和不平衡發展戰略(Hirschman，Myrdal and Rosenstein-Rodan，1958)。特別是不平衡發展戰略是理解東亞經濟成功的關鍵之所在，因為按照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理論，不平衡發展為企業家創新提供了機遇。 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1962)用“雁型”產業發展模式來形象地說明亞洲經濟體的產業趕超發展模式。“雁型”產業發展模式主要是指某一產業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轉移，從而引起國際性的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戰略連鎖變化，這一變化是與各國或者地區的比較優勢結構，如生產成本、要素稟賦和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相對應的。發生于亞洲經濟體的產業轉移往往遵循了從日本，到亞洲新興國家，再到東盟的轉移路徑，而整個產業轉移的順序是紡織業－化學工業－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電子工業的勞動密集型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交替更替的路徑，產業發展戰略也相應經歷由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的轉型。 弗農提出了梯度轉移的產業發展戰略模式。他認為各個工業部門、工業產品和技術都處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中，都要經歷創新、發展、成熟和衰老四個階段。區域經濟的衰老主要取決于產業結構的優勢，而產業結構的優勢又取決于該地區主導產業化和其他部門在工業生命循環中所處的階段。如果主導產業化部門處于創新階段和發展階段前期，則該地區成為高梯度地區，新產業部門，新產品、新技術等創新活動，一般來源于高梯度地區，隨著時間的延伸和工業生命循環階段的變化，衰退的部門，產品、技術逐步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 繆爾達爾通過運用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和回程效應三個概念說明產業趕超發展的累積因果關系，從而把弗農的靜態產業梯度轉移發展到動態的產業梯度轉移。佩魯則進一步發展了繆爾達爾的產業趕超發展的累積因果關系理論，提出了“增長極”理論。該理論認為，主導部門和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在某些地區或大城市集聚發展而形成的經濟活動中心，即增長極，能夠產生較強的吸納擴散作用，不僅加快了自身發展，而且能夠促進周圍地區產業的發展。 傳統的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一方面主張發展中國家實行比較優勢和后發優勢并重的產業趕超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主張發展中國家也應該培育自己的產業集聚區域。實現產業趕超的國家要根據產業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適時建立新的制度和采取新的戰略，并且依靠這些制度和戰略來充分利用自己的各種優勢和克服自己的劣勢(Gerschenkro，1952)。低梯度地區可以依賴自己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來發展資源輸出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低梯度地區也可以通過“干中學”發揮后發優勢，由技術引進、技術模仿到技術改進實現產業的跳躍式發展(Lin-su Kim，1997)。低梯度地區還可以通過政府積極的產業政策，在其內部制造產業發展的增長極，形成產業集聚區域，再通過產業集聚區域的極化、擴散和回程效應形成關聯性的產業集群。 三、現代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的最新進展及簡要評析 現代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在繼承發揮后發優勢和比較優勢的產業趕超戰略理論的同時，著重從全球產業價值鏈、技術能力和自主創新三個層次來闡釋產業趕超國家的戰略選擇。 現代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認為，全球產業價值鏈是由發達國家的領先企業形成的。伴隨著發達國家的IT技術革命，主要的發達國家先后完成了新一輪的產業升級，著力發展高科技產業，通過跨國公司的直接對外投資(FDI)或外包(outsourcing)等途徑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跨國公司總部只把持產品研發、設計和營銷等產業價值鏈中的技術和品牌環節，從而減少生產成本和提高生產的靈活性。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作為供應商加入全球價值鏈。全球經濟關聯度越高，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嵌入”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可能性就越高，從而越有可能從發達國家先進的企業那里獲得知識、技術和市場進入等限制性資源。他們把本土企業的這種能力叫做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網絡外部性影響，并且認為通過這種不斷重復的“嵌入”和外部性影響，本土企業甚至可以成為全球產業價值鏈中某個產業的領頭羊。當然，這種產業的學習過程涉及到一種集體企業家精神，要求企業家們能夠認準、搶占“嵌入”和學習的機遇，并有效地化機遇為行動(John A.Mathews，2006)。 按照現代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處于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趕超企業要想獲得成功必須掌握從全球整合資源的能力，充分發揮資源杠桿的作用。發揮資源杠桿作用是產業趕超國家擠入先進技術行列的重要保證(C.K.Prahalad＆Gary Hamel，1990)。資源杠桿作用不是指發展經濟學文獻中的技術轉移和技術擴散，而是指產業趕超國家如何把有關技術轉移的商業活動轉化為提高企業技術能力的機遇。企業技術能力是全球產業價值鏈中的核心競爭力。產業趕超國家企業技術能力獲得是通過技術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技術改進與創新的路徑來實現的(Nathan-Rosenberg，1981)。這個過程是國內研發、政府政策、技術轉移方式、市場條件、技術吸收能力、技術和知識本身的屬性、企業家才能配置等幾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同國家和地區由于這些因素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技術能力的趕超會表現出技術隨從、技術跳躍和技術創新三種不同的模式(Keun Lee，Chaisung Lim，2001)。 一個國家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背景下能否真正增強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增強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關鍵在于該國以怎樣的方式“嵌入”全球產業價值鏈。現代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認為，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背景下，產業趕超國家自主創新的可能途徑是遵循OEM-ODM-OBM的路徑依賴(John Humphrey & Hubert Schmitz，2002)。當然這條自主創新的途徑必然給產業趕超國家帶來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的壓力，因為本土企業想以充分發展的獨立主體加入既有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中時，必然會遭到先占企業的技術封鎖和市場屏蔽兩種進入壁壘的阻擾。所以產業趕超國家不得不尋找新的戰略均衡或與可能的國際機構進行合作開發新的產業價值鏈。這樣，產業趕超國家一方面可以把它們自己的研發、物流和生產價值鏈進行全球化以確保它們創造收益活動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自己“嵌入”既有的結構以獲取實現產業趕超所必須的知識、技術和市場進入等杠桿性資源(Timothy J.Sturgeon，2001)。 嵌入全球產業價值鏈、企業技術能力升級和國家自主創新，是當今時代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產業趕超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三個關鍵問題。這三個方面是相互聯系和相互統一的整體。全球產業價值鏈是企業技術能力升級和國家自主創新的網絡環境，企業技術能力升級是核心和關鍵，國家自主創新是嵌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企業技術能力升級的目的和歸宿。只有國家的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了，才能保證國家經濟的對外依存度和實現國家產業和經濟的安全。 四、產業趕超發展戰略理論對處于轉型進程中的中國產業發展的啟示 (一)產業價值鏈中的分工不對稱導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新的不均衡發展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使發展中國家經濟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提高，世界經濟中生產和供應鏈的一體化程度也隨之提高，這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的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發達國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設廠和外包等途徑把處于產業價值鏈底端的加工裝配環節轉移到勞動力和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而產品設計的研發環節和商品的營銷環節仍然保持在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總部(Jan Kregel，2008)。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很大一部分就是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的產業內中間投入的半成品貿易，而不是傳統的基于要素稟賦比較優勢的產業間成品貿易。 產業價值鏈中的不對稱分工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新的不均衡發展。發展中國家在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業務時，一方面，在土地資源、能源、環境和勞動力成本上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國資源、能源的進一步粗放式使用；另一方面，也在某種程度上擠壓了中國本土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但是發生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的改變扭曲了這種不均衡發展。一方面，使人們誤解跨國公司能夠給本土企業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能夠通過“干中學”和技術外溢效應使本土企業實現技術和產業升級；另一方面，跨國公司的價值創造和出口貿易也帶動了中國GDP和外匯儲備的高速增長，進一步加大了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的缺口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削弱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二)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不能實現發展中國家的自主創新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產業趕超過程的主要路徑依賴是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在整個趕超過程中技術和創新是關鍵。企業技術能力是創新的前提條件。企業技術能力的獲得不能通過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的途徑實現。僅僅依靠建立外資企業以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和技術轉移來提高本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是行不通的(Bell and Pavitt，1993)。跨國公司在技術研發和市場開拓方面都會把投資所在國的本土企業視作潛在的競爭對手，對關鍵技術和營銷網絡不但不會進行擴散，而且會擠壓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的發展空間。 中國與日本、韓國實現產業趕超的不同之處在于中國有廣大的國內市場，有大量的潛在國內需求，技術與市場的匹配還存在大量的空間。我們必須抓住既有產品與市場需求之間可能存在的不匹配間隙作為產業趕超的起點，充分發揮政府在企業與大學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走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戰略，在產業價值鏈高端努力實現本土企業技術的跨越式發展，而不是遵循技術引進、技術模仿與技術擴散的路徑依賴式發展(LIU Xielin，2007)。 (三)實現產業趕超的主體應該是本土民營企業 實現產業趕超發展有兩種力量驅動，一種是本土企業，另一種是通過FDI設立的外國企業。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以及中國臺灣地區主要是依賴本土企業推動，巴西等其他東亞亞洲國家及中國大陸主要依靠外商投資驅動。Daisuke Hiratsuka(2005)通過計算制造產業的國際競爭系數發現，主要依賴本土企業推動產業趕超過程的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在上游產業獲得成功，而主要依賴外商投資驅動產業趕超過程的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在上游產業并沒有獲得成功。 本土民營企業是實現產業趕超發展的主體，這是日本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實現產業趕超發展成功的經驗。民營企業求生存和求發展的內部和外部市場環境壓力會促使整個企業群體去不斷實現產品、技術和市場創新。政府應該不斷放松對民營企業的進入管制，解除各種制度性障礙，為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內外部市場環境。 (四)高級生產要素應該向創新主體和創新組織集中 國家實現產業趕超發展有其路徑依賴，特別是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剛剛經歷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還沒有發育成熟，表現在其技術能力還不能真正地參與國際先進技術的競爭(Urmas Varblane，David Dyker，Dorel Tamm，2007)。民營企業技術能力還是不能通過單純的技術引進和技術模仿獲得，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先企業首先不會把自己核心的先進技術直接賣給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轉型發展中國家的民營企業最多只能夠通過購買其產品間接地獲得其技術。這就需要民營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對暗含在這些產品里面的技術知識和技術密碼進行破譯，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改進創新。這就要求國家要把高級生產要素向這些創新主體和創新組織集中。 高級生產要素主要包括先進的設備、優良的研發投資和企業家才能，國家要創造這些高級生產要素有利于向民營企業流動的機制和體制。國家要建立技術消化吸收、技術擴散和技術創新的網絡系統，提高民營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鼓勵民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制是激勵人力資本流動的內在動力，要通過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促使最優秀的人才向科研院所和民營企業集中。企業家才能是最重要的高級生產要素，企業家才能的合理、高效配置直接影響企業的技術吸收和技術創新能力及國家的產業趕超能力。國家要改革相應的教育體制，大力培育企業家精神，鼓勵自主創業，特別是創立科技型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