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國六十年的建筑史是伴隨城市化變遷的歷史，本文從分析并盤點中國建筑六十年的史料入手，探討了中國建筑師及其傳媒人的使命與責任。特別從北京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十大建筑評選活動研究了城市標志性建筑對城市文化產生的影響，近而結合全國正開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動，提出了編研《新中國優秀近現代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價值及實施思路。

關鍵詞：建筑中國六十年； 建筑遺產保護； 標志性； 新建筑評選

Abstract: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of the 60 years history of new China accompanied with the city evolution. Starting from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iss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ersonnel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nd media.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three appraisals in history for "ten prominent buildings" in Beijing and the third relics investigation carried out now in China，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influence of city symbolic buildings on the city cul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editing the Directory of Excellent Architectural Relics of New China in Modern and Recent Time and the relative operational consideration.

剛剛謝幕的第29屆奧運會，在實現了“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莊嚴承諾的同時，為北京、為中國創作出一大批新標志性建筑。建筑承載理念、建筑塑造城市，建筑使奧運創意成為可能。以至于當北京奧運會召開前夕，有不少媒體要求我不僅應撰文寫寫北京奧運建筑，還希望一并呼吁要開展21世紀初的北京“新十大建筑”評選活動。無論是評點偉大城市及國家“賽事”背景下的北京奧運建筑，還是無數引人注目的奧運配套設施，也不論是我們該怎樣思考北京新建筑將帶給這座正步入國際化行列的都市影響力，中國改革三十年對設計的鮮明性的開發作用等都需要建筑界人士要從戰略上去思索，因為面對即將到來的共和國六十周年的慶典，建筑界實在應有些舉措，而這些舉措應是展示給世界的，應成為對世界建筑界的中國貢獻。

1盤點建筑中國六十年是歷史與全社會的使命

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建筑創作》雜志社均尚未接到“盤點”中國建筑設計六十年的任務，但為什么我自身有某種負重感呢？恐怕是責任，恐怕是由于這些年從事前瞻性傳媒工作所具有的自覺意識。事實上，在2006年12月出版的“中國工程勘察設計五十年”叢書第四卷《建筑工程設計發展卷》中筆者應邀完成了“綜述”第一章，其中概述了中國建筑設計50年，特別從七個方面探討了中國建筑設計50年的基本經驗。它們主要是建筑設計理論、建筑設計的創新、中國建筑和建筑師在世界上的地位、工業建筑的發展、建筑藝術水準、中外合作設計、特大型建筑工程項目等。我以為對中國建筑設計六十年而言，不是只在過去“編年史”上增加21世紀以來的一大批新建筑，而是要從整個國家及城市文化的視角再去品評其新概念，并從中發現一批新建筑背后所反映的城市化進程及其新“風景”。

建筑中國60年的建筑分析不是獨立的問題，它極有賴于業內系統化的城市化演變評析，這種評析會使新建筑的出現變得有所依據。從大的視角看新中國以來中國城市化經歷了兩大歷程，其一是1949年～1979年間的曲折歷程，其中有平穩上升期（1949～1959年）、劇烈波動期（1958～1965年）、徘徊停滯期（1966～1978年）；其二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我國城市人口從1980年的19.39％，提高到2000年的36.22％，超過了印度和一批低收入國家水平。但必須承認，在20世紀90年代迄今的時段中，雖然城市化率不斷上升，但出現了不少沒有特色的城市，因為大江南北，一眼望去，無論是辦公建筑，還是大學校園類的作品太雷同，缺少個性設計的項目鉆了城市化建設要快的“空子”，社會以最小的代價獲取最大利益的浮躁心態，使建筑喪失了傳承文化的功能，變成了不能表達語義的“同一詞”的堆砌，到處是“歐陸風格”的媚俗建筑越來越無法掩飾住建筑文化本身內涵的貧乏。也有國內評論家在總結五十年前的大城市建筑時說，面對城市面貌的巨大變化，喜之者歡呼其為“日新月異”，而厭其者稱之為“面目全非”，而在國外基本上截止20世紀始對新中國建筑的高度評價也一直停留在少數北京五十年代“國慶十大工程”等項目上。必須承認是新北京、新奧運的追求，給北京城市面貌以幾個點上的新奇變化，在奧林匹克公園出現了令世人矚目的“國家體育場”、“國家游泳中心”、“國家體育館”三大特色項目；在北京CBD出現了華貿中心建筑群及其在頗受爭議中勝出的CCTV大廈；而長安街上的國家大劇院“巨蛋”因其建筑與藝術、建筑與音樂的完美結合，也說明并啟示了一大批傳統觀念作祟下的不擁護者。如今它們已成為用建筑塑造并反映北京城市精神的項目，它們的品質及其影響力越來越為世界所承認，當之無愧不僅是中國北京的標志性建筑，也令世界建筑界所仰慕。在用建筑項目去“盤點”歷史的過程中，尤其發現之所以我們找準了建筑創作的方向，其功績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國家精神，得益于我們廣博地吸引并發展自身的建筑文化，得益于理性對待國外合作設計背景下的原創設計能力的再挖掘，這些都是有待于總結的建筑設計的發展史料。

2三次“北京十大建筑”評選與新北京“建筑地圖”

縱觀北京歷史上三次不同的“北京十大建筑”（詳見附錄）會發現它們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及影響力：

2.1五十年代北京國慶“十大建筑”

20世紀五十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可以說完全是以政治為背景的產物。已故的著名建筑大師張镈先生（1914～1999年）曾回憶道：當時中國的“大躍進”之風已鼓動起來，而中蘇關系趨于惡化，赫魯曉夫在大肆攻擊中國，所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會議時強調要搞幾項經典工程，向世界證實中國的新面貌及實力。1958年9月5日確定國慶工程任務，10月25日陸續放線開工，僅用了一年時間，到1959年9月全部完成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軍事博物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全國農業展覽館、迎賓館、民族文化宮、民族飯店、華僑大廈（1959年10月完工，現已炸毀后新建）共10座，總建筑面積67.3萬m2，為此1959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盛贊這些建筑“是我國建筑史上的創舉”。盡管五十年代十大建筑不一定代表建筑師創作的意志，但其意義至少表現在：⑴它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產物；⑵建筑中的集體創作，注定了建筑作品的折衷性而不具先鋒性；⑶在當時即出現了多樣化的創作手法，是極其可貴的，在新技術上暗含國際潮流，做了諸多以新結構為切入點的中國建筑的新探索。

2.2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項目產生于1980年1月1日～1987年12月31日期間竣工的作品，它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這時的作品強調“適用、經濟、美觀”的建筑方針，其入選的作品涉及文化、交通、旅游、園林、藝術、歷史等功能建筑，既有現代的，也有民族的；既有中國人設計的，也有外國建筑師的作品。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的評選是首次通過專家評議，最終由廣大市民直接投票選舉，它較五十年代國慶“十大工程”的政府性進了一大步。這里要說明的是，為什么有些在建筑師心目中藝術價值很高的建筑榜上無名？為什么有些建筑師感到平淡無味的建筑卻受到市民的推崇？是公眾的建筑欣賞力不高，還是建筑師太脫離現實。我以為，一個真正的優秀建筑作品，不但能獲得專家們的贊賞，也會換來公眾的理解與支持。所以，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留給建筑師的思考是：建筑創作如何保持多元化的格局；建筑創作如何吸收外來文化，運用好先進的科學技術；尤其對與城市形象和公眾關系密切相關的建筑項目應更多聽取公眾的意見，避免形式成永久性遺憾；

2.3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于2001年5月15日正式揭曉，它是又一次對北京城市建設發展成就的大檢閱。人們在祝賀“十大建筑”誕生的同時，也該思考一下已經成為城市建筑品牌記錄的“十大建筑”豐碑般的含義及影響力。在本人主編的《北京十大建筑設計》一書（天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原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在接受《建筑創作》雜志社專訪時所言“九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與過去不同，它充分反映了專家和公眾的心聲，這次共有60多萬封來信投票，體現了公眾關心建筑及建筑在城市中的重要性”。縱觀“北京十大建筑”評選不僅要繼續北京新十大建筑創作思想的研究，更要思考并營造一種氛圍讓建筑文化走進公眾。

2.4北京有了新“建筑地圖”

如果說北京歷史上的十大建筑評選樹立的建筑“豐碑”已令世人矚目，那么21世紀迄今的八年，伴隨著“新北京，新奧運”建筑的迭起，北京的建筑新地標，更牢牢地吸引著世界的目光。2008年元月我主編出版了《北京新建筑指南》一書，它全面記錄了自2000年至2008年北京新建成的主要建筑項目，在中國建筑師分會的支持下確定了近80個代表性項目（其中2008年奧運工程12項），我之所以編撰該書緣于兩件事的啟發：其一，由“新七十奇跡基金會”發起，全球超過9000萬人投票參加的“世界新七大奇跡”評選結果2007年7月7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揭曉，它們依次是：中國萬里長城、約旦佩特拉古城、巴西里約熱內盧基督像、秘魯馬丘比丘印加遺址、意大利古羅馬斗獸場、墨西哥奇琴伊察瑪雅城邦遺址、印度泰姬陵。盡管對此有人說其評比商業色彩過于濃厚、有人懷疑其評比的權威性等，并對長城當選為世界“新七大奇跡”的事實也呈現多元化的爭論。我則認為，如當長城選票落后時，許多人已焦慮萬分，當長城勝出時，又有人質疑指責，對此不難設想，如果長城真未中選，恐怕招來另樣的疾呼吧！因此，我以為，不論評選還是編書選項，貴在要有明確的取向，難求永遠的平均和平衡，如果持此心態，我并不認為評選世界“新七大奇跡”會混淆歷史視聽，會傳遞消極信息；其二，2007年7月10日英國《泰晤士報》說，該報已評出全球正在建設中的十大“建筑奇跡”，它們依次是：北京2008年奧運會主體育場（“鳥巢”）、埃及吉薩大埃及博物館、阿聯酋迪拜布吉大樓、耶路撒冷的“寬容博物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3號航站樓、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擴建工程、羅馬國立當代藝術博物館“maxxi”、中國中央電視臺新址、倫敦主教門大廈、紐約世貿中心重建工程。《泰晤士報》在評論中說，它們屬正在建設中的十項最大、最重要的建筑工程，這些建筑都讓人過目不忘，也有少數頗有爭議，但多數可稱得上是建筑的奇跡。在談及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事務所的北京2008年奧運會主體育場（鳥巢）的建筑與價值時，設計師正通過這座體育館測試大量最新技術，一切努力均是為了實現將“表皮”和“建構”融為一體的新建筑夢想。無獨有偶，擁有130年發行歷史的著名建筑專業雜志《建筑新聞》也在最新一期的特刊上評選出“令人驚異的世界十大建筑工程”，其中中國2008年奧運的國家體育場和央視新址同樣赫然在列。

對于21世紀初葉的北京新建筑我們可以有充分信心地說北京建筑不僅令世界矚目，或許正在變成一種自豪的令世界建筑界檢閱的項目，因為它們是可以寫入北京城市發展史的精品建筑：

鋼骨“鳥巢”耀眼世界。當你看到這貌似“鳥巢”的北京奧運會主體育場時，相信你一定會驚駭于自然界的巧奪天工竟然能被人類給無限次地放大。規模最大、用鋼量最多、技術含量最高、結構最復雜，這些“世界之最”均由國家體育場獨攬。如今它不僅是北京的新地標，也是中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典范。以至于2008年元月英國首相布朗在參觀“鳥巢”后說“這是個了不起的運動場，它將是中國對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偉大貢獻”；

安德魯和中國國家大劇院。法國建筑師保羅·安德魯對他的“愿望蛋”——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建成有一個愿望，希望所有人，無論貧窮或富有，都能有機會親自走進他的建筑里，接受藝術的感染和熏陶。現在不少人說，喜歡夜晚的國家大劇院，因為夜幕中劇院外墻上會亮起點點“星光”，仿佛不知不覺從莊嚴的人民大會堂步入了另一個藝術的殿堂，對此安德魯說“我希望人們走進國家大劇院時，是一個把心沉淀下來，遠離塵囂，預備接受藝術洗禮的過程”；

世界上最大的單體航站樓——首都機場T3航站樓。為適應首都航空業迅速發展及2008年北京奧運需求，T3航站樓被定位為一個國際、國內綜合型樞紐機場，其目標是爭取達到2020年旅客吞吐7200萬人次的服務能力。每一位置身于此的中外朋友，都會為它集觀賞性與功能性于一身的現代設計手法所感染，有專家將這些歸納為T3航站樓建筑的眾多“看點”，即從空中俯視猶如一條巨龍昂首臥于北京的東北方向；它不僅建筑外形在時尚元素中融入中國古典意象，景觀設計凸顯深厚文化底蘊；國內機場首次運用大規模自然采光設計，人文關懷融入細節；方向清晰、四通八達的立體交通；國際最先進的自動分揀和傳輸系統；高度信息化的系統使T3成為數字化機場；擁有世界領先的助航燈光系統等。

雖然上述僅僅是北京新建筑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它們同數以百計的北京新建筑一道正成為影響城市布局的“風景”，愿我們伴隨奧運會關注北京的城市閱讀，相信你必將從中發現并感受到這座城市建筑越來越多的新氣象。

3建筑中國六十年不可缺少建筑遺產保護策略

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行列中，歐洲一直走在前列，但其中的許多變化也難以為世人所察覺。許多有識之士在不斷審視過去保護經驗之余，更著眼于現實的困境，如該怎樣對待數量日增的保護建筑和保護區域；為了當代和未來城市建筑的需求，要保護多少建筑物及歷史城鎮與街區呢？事實上，我們不僅要預測未來的藝術品位及價值，也要論斷未來的生活方式。因為現實上，不少為世人喜愛的建筑、景觀正從人們的視線與旅跡中淡出，卻有越來越多的以前不被注意的“建筑風景”正在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如歐洲古堡及鄉村游不僅成為“時尚”，而且還極其頻繁地登上了各類城市與建筑的明信片。建筑遺產保護尤其是新中國以來建筑遺產保護凸顯的問題不僅多且越來越尖銳。

如上所述，建于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國慶十大工程”的經典建筑華僑大廈因諸多難以說明的原因被強行拆除了；令世界建筑界尤其是醫院建筑設計師學習的建于20世紀50年代初的北京兒童醫院附屬建筑，曾被定為20世紀中國建筑經典（中國只選出20年項目），后又在2007年被市政府定為北京188個保留建筑，奇怪的是竟在報刊上公布這則保護名單的前夜又被拆掉了；于1908年建成的濟南老火車站，曾經是濟南市的驕傲，也是建筑學教科書中的范例，其堅固的構造設計會讓它再支撐100年，然而為了建新火車站，它卻在1992年被拆除了；上海音樂廳建于1930年，原名南京大劇院，是由中國第一代建筑師范文照、趙琛先生設計的，也屬上海現存的最老的華人建筑師設計的歐洲古典主義風格音樂建筑，是上海文保二類單位，按法規“建筑的立面、結構體系、基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內部裝飾不得改變，其它部分允許改變”。2003年由于上海城市建設的需求，上海音樂廳被整體平移，同時按保護要求進行了修繕。由于整體平移，原與民房緊貼的兩面墻變成了外墻，必須重新設計。為了做出“整新如舊”的效果，設計者還特請宜興某仿古磚陶廠，研制了質地色彩與音樂廳墻磚非常相似的“舊磚”。在這里盡管“新與舊”做到渾然一體，但卻違反了保護的可識別性原則，從而使上海音樂廳的歷史滄桑感大打折扣，是否真正的歷史原跡變得無法求證；2008年2月23日，設計百年壽命只用了11年的上海延安路高架外灘下匝道開始拆除，它不僅說明城市規劃設計未著眼于整個系統，更質疑城市建筑的科學民主決策程序；始建于1932年的廣州白云機場是“八一通航”、“中巴通航”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見證及發生地。該航站樓大廈于1948年動工，1949年7月建成投入使用，該建筑由于受到當時美國機構航站樓設計風格的影響，其建筑形式及風格無不體現現代航空建筑的特點。可如今廣州舊白云機場航站樓被改造他用，已面目全非，有歷史學家及建筑人士十分痛心該建筑的處境，認為它是正在消失的歷史文化建筑，現在的作法無疑在促使它“非典型性死亡”。

我這里舉例說明多座城市無視傳統歷史建筑，其后果令人痛惜，因為他們幾乎不懂何為城市文化，何為倍受尊重的城市文化。我以為，沒有載體的歷史文化等同于死亡，我更以為沒有歷史年輪的城市難以成為令世界認同的國際化大都市。面對正開展的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活動，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多次明確要求我們能以規劃設計界的敏感去把握1949年以來新中國優秀建筑的總體狀況，應該說由于國家缺少對這批現代建筑的保護法規，使相當多的“歷史”建筑未列入保護范圍，現在的情形是只有靠業主自覺性去保護，處于一種不僅被動且危險的境地。說其被動是指無從在資金、物力上予以有效支持；說其危險是因為有相當多的現代建筑，就因為幾十年失修或因“文革”時挪作它用而被“廢棄”，所以人為地被進入要拆除的“黑名單”，面對城市的建設性破壞，面對因種種活動需要而改變城市面目的“三邊工程”，我以為我們能做的必須是確立法規并強化監督。雖然國家文物局單霽翔局長反復從“文化遺產”角度解讀并分析它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并強調它們將成為一個城市的全記錄，城市的存在必須要通過不同時期的文化遺產清晰展現。20世紀以來的新中國建筑遺產內涵豐富，有不少項目背后是見證國家和民族的復興之路，體現著為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進步而自強不息的各界志士及勞動者精神風貌的，所以是更加寶貴的財富，它們已成為21世紀建筑界奉為至寶的經典建筑。如今的奧運新建筑再好，它只代表21世紀初葉的北京新貌，它無法取代20世紀50年代末的北京工人體育場；同樣現代照明與舞臺技術高超裝扮下的國家大劇院則無法取代位于動物園附近的北京展覽館劇場；我們更不能因為有了CCTV新辦公大廈就忘記了五十年前開播中國電視的轉播建筑及設施……

作為新中國建筑遺產保護策略這樣的政策性、規劃性大事，我更以為不可簡單論之，它應該融入當代中國建筑設計問題研究的使命、宗旨及方法論之中。基于此我有三點考慮及建言：

3.1城市的時光如何重來?

于2008年8月7日部分開街的前門商業街已吸引了數百萬中外賓客，由于它是歷史上直接連通皇城氣脈的地方，老北京百姓稱它是“最好時光”的市井文化區，是舊城與新城規劃都繞不過的重地。當人們贊美了開街后的前門時，也有不少業內人士講，最是風景要看不足。此話何意？2003年北京市圈定前門、大柵欄開展文保區試點。具有600年歷史的前門文化會在這番改造中蕩然無存嗎？爭議之聲迄今不止。因為自20世紀80年代初北京曾引以為豪的3千多條舊胡同，保存至今只剩下不足500條了，更何況全國各地“修舊如新”的大量粗陋改造、格調低俗的所謂復制建筑的出現，都成為眾專家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我們的任務是要讓城市中類似前門商業街改造之類的大型項目作為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不能因城市發展而改變原有構成要素，萬不能為了全部升值的地產商需求，“食”掉城市中最寶貴的地段。

3.2要從文化整合上看待建筑遺產保護。

我們諸多大城市為了發展干脆拋棄文化，一拆再拆。而相對于蟄居于遠東一隅的澳門，無論對葡國還是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彈丸小地，可在這里卻庇護和保存著中國內地逐漸磨滅的古老事物。因此，保護澳門建筑文化的獨特個性不僅應了解澳門“文化遺產”的背景，更要為重要的可恢復建筑做好“記憶原型”的整合。所以，借鑒澳門的經驗，對我們確定有效的建筑遺產保護策略有益。對于建筑文化的包容性體現在中西兩種宗教文化、兩種宗教類型的并行發展上，對于建筑文化延續性，澳門較好地處理了中西“異質”城市空間形態相遇之后，如何進行相互嫁接，形成一種澳門式的“宗教商市”的城市格局。正是這樣當兩種文化難趨同且超規時，也能不拘泥一種原型建筑而做自由發揮；這一點尤應給國人以啟示：為什么我們在建筑形式上總站在“十字路口”，或偏重于民族形式或偏重于現代主義形式，這種搖擺不定給建筑遺產的保護形成障礙，怎樣定標準？如何保護那么多優秀作品？

3.3保護措施及相關法規將支撐建筑遺產事業。

科學精神與開放、包容的學術文化有助于構建建筑遺產保護的平臺，在此基礎上梳理問題、建立框架、擴大共識、會極大地推動新中國建筑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從調研出發，確定真實的保護措施，在此基礎上劃定保護范圍；進一步要意識到隨著1986年國際古遺址理事會向世界遺產委員會提交了“當代建筑申報世界遺產”的文件，內容已經較清晰包括近現代建筑遺產的定義和如何運用已有的世界遺產標準評析現代建筑遺產。但與國際背景相比，中國尚缺少建筑遺產保護條例等法規，甚至缺少《新中國優秀建筑保護名錄》，這不僅對于恒久保護建筑遺產不利，就是對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也缺少必要的現代城市建筑法規文件，使保護與破壞無從評價。為此本文建議要在相關立法啟動的同時，將編研《新中國優秀建筑保護名錄》項目予以落實，扎實有效的在共和國60周年前夕提交該報告集，為文化遺產保護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