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突破

近年來，中國建筑史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礎上有了可喜的理論突破。

回顧一下近現代對于中國建筑史的研究歷程，可以概括為兩個階段。一是中國營造學社自1929年至抗戰結束，先后刊行了七卷《匯刊》，出版了32種著作，包括“調查報告”、古籍的整理重印（如李誡的《營造法式》）等等：二是新中國成立后至80年代初，不斷有專著問世，如最著者有：梁思成《營造法式注釋》、劉敦幀《中國住宅概說》、劉致平《中國建筑類型及結構》、童雋《江南園林志》等等。這兩個階段的研究，扎實、嚴謹、客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也為后人從事中國建筑史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基于此，近些年（當代）就中國建筑史理論進行了面大量廣的探討，其可喜的突破大體說來有三個方面。

1.在建筑空間研究方面

率先在中國建筑史研究中涉及建筑空間理論的主要是園林，如童老致力于此的論述。但近年來有關建筑空間的探討，其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已超出了一般園林空間的范圍。如劉大平“中國傳統庭園的空間屬性與基本形態”一文，從庭院空間的基本功能和結構考察，概括出五種基本形態，頗具典型性。確實，從“空間的語言——少數民族的傳統房屋建筑” ，到城市雕塑與空間意識斷想“，凡有關建筑空間的理論問題，其觸角幾乎無所不在。

在方法上，近年來有關致力于此的論述，已吸收了西方的現代建筑理論中的精髓，用理性方法進行分析。如有著眼于從外部空間研究中國名樓負城特色者（蔡曉寶：“也談中國古代樓閣”也有從視覺功能考察，論及中國古建筑和內部空間的（劉寶仲：“中國建筑視覺藝術”、張家驥“獨樂寺觀音閣的空間藝術”）；既有用形式構成理論來研究中國園林空間的（彭一剛《古典園林分析》），也有運用系統論探討古典園林意境的范例，并通過對“全隔”、“半隔”、“不隔之隔”的空間把握，達到對意境表達的系統性理解（金學智：“蘇州古典園林的遮隔藝書系統”。

由此可見，有關中國古代建筑空間理論的研究，從量到質都有了較大的突破。

2.在城市研究方面

在對各建筑類型的研究方面，近年來最為活躍的課題莫如城市。

在中國古代都城的研究中，高介華有多篇古都論文，從文獻的輯錄、疏理入手，在都城的動態研究上建立了一種以重點構成為基礎、以文化源流為脈絡的理論框架。如連載八期的“集六國精萃于一隅――談秦都遷變及威陽”和另一文“周都城遷變識略”。還有張良皋的“秦都與楚都”一文。無疑，這比之于過去那種靜止孤立地研究都城別開生面，更具有開拓性。對于地方城市和中小城鎮的研究，近年來所涉之廣，亦前所未有。

關于城市的宏觀研究，則表現為對城市的起源、性質和地理因素等問題的深入探討。趙玉謦“試論中國古代城市的興起和發展”，杜瑜“中國古代城市的起源與發展”、詹子慶“論我國古代工商城市的興起”，均對過去一般認為的城市是在進入奴隸社會以后才出現的論點提出了異議，從政治經濟理論、文獻記載、考古發現等多方面論證了城市應產生于原始社會后期。至于從建筑學出發探討城市客體原型的，有馬世之“試論我國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等文。此外，賀業矩的《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和《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論叢》鄭孝燮的“中國中小城市布局的歷史風格”、陳橋驛的“《水經注》記載的城市地理”等文，均屬對中國古代城市的宏觀研究。這些研究的突出之處，在于將城市視為文化的組成部分。

近年來城市的微觀研究也十分活躍。在城市技術方面，以華南理工大學的一批研究生論文最為突出。如吳慶外I的“試論我國古城抗洪防澇的經驗和成就”和“中國古城選址的實踐和科學思想”、肖大威的“試論城市防火規劃”。此外，還有側重于古城區域和街坊制度等方面的專題研究，如對長安、北京、杭州、廣州、成都等古代坊制的考證，坊制與地方民俗關系的探索等等。這些文章不但觀點新穎，在理論上亦有新的建樹。

不難看到，近年來對于中國古代城市的研究堪稱碩果累累。相比之下，于宮殿、壇廟、陵墓、宗教建筑等方面的探索反形遜色。從發展來看，由于城市是一錯綜復雜而又包羅萬象的客體，近年來許多學者又孜孜不倦做了大量工作，故筆者認為對于中國古代城市的研究是有可能發展為一獨立的學科――“城市史學”的。

3.在古建筑保護研究方面

古建筑保護理論在近年的逐步建立，可視為第三個突破。對于古建筑及文物保護，早在1961年曾頒布了《國務院關于發布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但這只是對保護的范圍、原則、管理等作了規定。1982年，頒布了新中國第一部文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這才標志著我國文物和古建筑保護開始在法制上走向現代化。但至此也多是強調對古建筑和文物“物質層面”的保護。近年來隨著歷史文化名城的公布、生態環境問題的突出及建筑創新問題的深化，人們已開始注重“保護”的“文化層面”，遂形成古建筑保護理論的建立。

蘇勇“論我國文物的保護和利用”一文，論述頗為透徹。他指出：《文物保護法》作為一個文化法律，應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專門性。蘇文還參照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提出“保護”應包括物質層面的“硬件”和屬于意識范疇的“軟件”兩方面的內容，這是很有意義的。實際上，“歷史文化名城建筑的更替”、“古都保護工作面臨的新問題”、“歷史文化名城的發展與面臨的挑戰”等文，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從文化角度保護古城、古建筑的意義。在維修和恢復古建筑的實踐中，對于“修舊如舊”和“修舊如新”的爭執棗在時代性與歷史感的價值取向問題上，焦點還是“文化”，這可以“關于北京琉璃廠文化街的建筑評論”和“建筑、文物、園林界專家談黃鶴樓設計”等文中得到啟示。

不過目前我國古建筑保護理論還相當不完善，譬如在如何從“物質層面”躍進到“文化層面”、如何從技術手段、科學管理到進行系統的保護等問題上，都還有待深化。近年來古建筑保護理論的初步建立和較過去的突破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