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對近代變遷中傳統部門與部門相互關系的實證

中國百余年的現代化過程的表明，如果照搬二元經濟論模型的分析和結論，不完全符合中國生活實際狀況。以下我們從長江三角洲經濟百余年的變遷歷史中，對照二元經濟論，提出中國早期現代化過程中的一些重要。

（一）鴉片戰爭前中國傳統經濟的特征

農業與商品化家庭工副業密切結合，是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沖擊前的很久長的歷史時期中長江三角洲傳統農業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時期達于最盛。其中農業的主體是糧食種植業，工副業是農民家庭手的副業，種類繁多，如棉紡織、蠶桑、織綢、手工編織、刺繡、飼養豬、禽、魚等等。這種農工結合體的重要特征是：一，在生產中盡可能使用人力，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勞動力，對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產要素盡可能節約之。精耕細作，注意維護生產活動與界的平衡，以這種資源配置原則進行生產，以求獲取最大總產量。二，以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經營，以求獲得家庭整體的最佳收益。三，農業與工副業密切結合，相互補充；生產基本目的是為了滿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諸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生產資本、乃至相當部分生產資料，基本靠農民家庭內部來獲取。四，小農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給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糧、鹽、鐵制農具等，必須通過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產的產品來交換取得，農家工副業的商品化程度較高。長江三角洲的傳統農業絕非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概念，而具有頑強自給和較的商品工副業生產同時并存，缺一不可的總體特征，這對其在資本主義入侵后的變化特點有極其重要的。

我國數千年歷史時期中逐漸形成的小農經濟特征，是中國傳統社會人口眾多、土地等資源偏少、家庭組織功能的高度發達等等基本國情的反映，也是數千年來中國人民在生存斗爭中的合理選擇。（注：詳見拙文：《試論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中國經濟史》1995年第2期；《中國國情與早期現代化》，《中國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小農經濟也存在著諸多不利于"現代化"的內在問題。

（二）鴉片戰爭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變遷與二元經濟論

鴉片戰爭后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最大的通商口岸，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中國現代經濟最為發達，并和原本極為發展的傳統農業經濟并存的地區，頗似典型的"二元結構"。然而，該地區經濟發展的歷程卻并不像二元經濟論所論，至少可以說，以二元論分析和解釋該地區近代經濟的發展是遠遠不充分的。

我們已知，二元經濟論的核心是認為：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是剩余勞動力可以形成現代部門的資本，并最終形成現代部門的一元經濟。但近代長江三角洲經濟兩部門的發展變化卻并未完全沿著二元經濟論描述的變化軌跡前進，而是遇到了另外的問題，經濟演變特征呈現出另一幅圖景。

第一，現代部門吸收的剩余勞動力極為有限。

據吳承明研究，（注：吳承明：《論二元經濟》，《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第199-200頁。）1933年全國人口約5.108億人，其中農村人口為3.867億人，農村勞動力1.933億人，從事種植業者1.417億人，剩余勞動力約4200萬人。在現代部門從事生產者共524.9萬人，包括工廠、礦業、運輸、建筑、、商業、等等部門，其中工廠只有工人110.6萬，只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2.6%；不計金融教育宗教等部門，為431.6萬人，只約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10%。而必須指出的是，現代部門中有大量人員來自城鎮，上述人員并非代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數量。至抗戰前的30年代，是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程度最高時期，在無錫一帶，據11個村的典型調查，自1929年至1936年的7年間，以總勞動力指數為100，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從58.75%下降為57.36%，非農業部門就業人數從28.59上升為29.55%，幅度很小，（注：吳柏均：《無錫區域農村經濟結構的實證分析》，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見現代部門吸收勞動力速度之微。

第二，資本積累的關鍵在于市場和原料條件。

包括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內的中國現代部門，遠非如二元經濟論所述，由于不變工資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不斷擴大，在農村剩余勞動力被汲盡，最低工資大幅上升前會有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而是在產生的開始期，在現代部門吸收的剩余勞動力極為有限，距"二元轉化為一元"的要求相差極遠的狀況下就遇到極大困難。更有甚者，一些在創辦時就因資本短缺而陷入困境。對中國早期現代部門來說，資本的積累和擴大，企業的發展甚至生存的最重要條件就是市場條件，其次是原料條件。這是決定資本能否積累以及積累力度的關鍵。而勞動力的廉價供給則不是困難所在。換句話說，僅有充分的勞動力供給遠遠不能滿足現代部門發展所需的基本條件，更緊要的是市場和原料條件。

市場問題。對于任何一個企業，其贏利與否亦即資本積累的多少最終要取決于產品能否按合理價格（成本加平均利潤）在市場上銷售出去。在類似早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斷擴大的市場本身就是導致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先決條件，但對于中國近代資本主義企業來說，情況完全不同。中國傳統經濟原有較為發達的商品市場和商品交換，小農經濟體是其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固有的供給與需求總量，完全可由小農經濟體的商品性生產和有限商品消費自行調節與滿足，遠遠未進入需要由資本主義工業的大生產來滿足需求的經濟階段。資本主義企業不是中國社會經濟本身的自然產物，而是外國入侵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第一問題就是產品市場和銷路問題。西方列強用重炮打開中國國門后，以為他們的呢絨、鋼琴、刀叉等將有一個足以發財的大市場，結果徹底失望。那么，現代化大工廠建立起來后，究竟如何在中國大地上立足生根的呢？這是現代企業在中國的社會經濟土壤中存活生長要解決的第一問題。

原料問題。中國近代工業的主干是輕工業，棉紡織業、繅絲業、糧食加工業為基本產業，這類輕工產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質量優劣和價格高低是影響成本核算的決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有質高價廉才能占領市場。無疑，各廠家都把能否獲取優質價的料作為決定企業的成敗的關鍵。而輕工產品的原料如棉、糧、蠶絲，全為傳統部門中農民家庭經營的產物。沒有傳統部門提供足量的優質原料，中國早期現代部門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看長江三角洲的棉紡織業。據本世紀30年代調查，江蘇近代棉紡織工業的原料需求和供給狀況如下："長江北岸之南通、海門、啟東、如皋、泰興、泰縣、東臺、阜寧，長江南岸之常熟、太倉、嘉定、寶山、南匯、奉賢、川沙、上海，長江口之崇明等縣，棉田 8625235畝，產花衣1004835擔……江北方面，南通則有大生第一紡織公司及大生第一紡織公司副廠，每年用花衣426784擔。海門則有大生第三紡織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擔。啟東則有大生第二紡織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擔。江南中部產棉區域，因無錫有申新第三紡織公司，豫康紡織公司、廣勤紡織公司、振新紡織公司、業勤紡織公司，每年用花衣約225000擔。常州有通成紡織公司、福大紗廠、常州紡織公司、大綸久記紡織公司，年用花衣97000擔。江陰有利用紡織公司，年用花衣35745擔。常熟有裕泰紗廠，年用花衣35383擔。蘇州有蘇綸紗廠，年用花衣50200擔。以上各廠，每年用共需花衣465828擔，大都由江陰、常熟、太倉、嘉定、及寶山縣西境供給"。"總共計之，則上述各廠每年共需皮棉 1143572擔（有誤，應為1043572擔）。調查估計，除上海外，江蘇各廠每年實際需用棉花1194119擔"。又據該調查估計，江蘇、上海地區華商紗廠每年需用棉花數量為3385689擔，再加上外商在滬各廠用棉，年需棉量約5940144擔，而調查年份江蘇全省包括松江地區皮棉總產量為1004835擔。這個總產量如供不包括上海在內的江蘇各廠使用，亦只能滿足需求的84%；如考慮上海，則只能滿足總需求的17%左右。（注：實業部國際貿易局：《中國實業志（江蘇省）》1933，第五編第七章。）

實際上，對近代棉紡織業來說，關鍵問題還不僅是數量問題。問題的核心是廉價優質棉花的取得。據當時測算，每1件（包）20支棉紗所用棉花價值約占全部成本的77%，（注：王子建、王鎮中：《七省華商紗廠調查報告》，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17頁。）且紗支越粗，原料所占比重越大，因此棉紡織工業發展和獲利的重要關鍵是降低原料成本，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棉貴紗賤"這一致命問題的出現。但優質低價棉花的取得，必須主要依賴我國自行種植大量優質棉，而這正是我國傳統小農經濟難以解決的。生產優質棉花的前提是優良品種，但在江南棉區中，質地最優的品種是通州棉（包括白通棉、青莖棉、雞腳棉）、常陰沙棉。由于纖維短，只適于紡制20支機紗，且需與美棉混合使用，紡32支以上棉紗，則只能"多用美棉，兼用靈寶棉及埃及棉"。要改良棉種，就涉及到傳統生產習慣和的改進與先進種植方法的推廣，涉及到農業改良資本的大量增加和必要知識的傳播，涉及到農業與工業間的相互適應和利益兼顧。

再看看繅絲工業的原料問題。這里以江蘇無錫為例。無錫在1930年代前，是僅次于上海的我國第二大繅絲工業中心，自30年代危機后取代上海為全國之首。

無錫繅制的生絲是向世界市場主要是美國、法國市場出口的。產品的高質量和低價格是國際市場競爭獲勝的關鍵，而絲質高低，價格貴賤，均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蠶繭之質量。"制造生絲所需原料繭的數量，和原繭本身的品質有密切之關系。通常把制造生絲百斤所需之干繭稱稱為’絲量’，如果原繭品質良好，則煮繭索緒時的損失較少，所得到的繅絲量較高，于是生產絲時所需的干繭量可以比較少，所支出的原料成本（稱為繭本）亦隨之減低，往往絲廠因此獲利"。（注：陳慈玉：《近代無錫制絲業之發展》，《食貨》，1984年。）由于原料成本占整個生絲生產成本的絕大部分（在20年代前期約占生絲成本的86%），故蠶繭質量可以說是決定生絲質量和（需求量一定條件下）價格貴賤的基本因素。中國生絲質量問題在國際市場上頗為突出，早在19世紀70年代，最著名的出口土絲"七里絲"就受到法國、美國商人的嚴厲批評。1872、1873年里昂絲商協會致上海商會的信函中抱怨，甚至在同一包生絲中，絲的品質都不一樣。有時，季初的3號七里絲到季末已不如4號。由于中國絲質的不潔不勻，在操作上難以處理。美國政府要求生絲協會會員把中國復搖生絲偽裝攙雜情況向秘書處匯報"隨附牌號、標志和其他可能提供的特征，并可把結果報告給上海商會"。（注：徐新吾：《中國近代繅絲工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95頁。）19世紀末，世界生絲主要市場移到美國后，由于美國絲織業動力機械化程度遠較70年代的法國高，加之日絲的強力競爭，華絲的品質問題成為影響出口量的最大問題。

中國生絲質量問題，與繅制技術、蠶繭質量均有直接關系。就繭質說，在20世紀初的一、二十年間，無錫的繭質是下降的，判斷的標準是前述的"絲量"與"繭本"。如果以1916年前的絲量數為100，則1924年為119，增加19%。這是繭質下降的標志。而考查繭本，以1916年前為100，則1924年為164。考查同期繭價，從1916年前的指數100上升為1924年的137，（注：陳慈玉：《近代無錫制絲業之發展》，《食貨》臺灣1984年。）表明雖然繭價在上升，但繭本增加率超過價格增加率，這無疑會嚴重損害絲廠贏利。無錫繅絲在1910年代左右，100斤需干繭430余斤，至20年代上升為500-700斤，這正是繭質惡化的結果。

（三）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相互關系及其對經濟變遷的影響

在上述情況下，經濟的演化發展依靠的是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變化和調整，即：現代部門盡可能使自己適應傳統部門，從中尋求可促使自己發展的基礎；傳統部門同樣盡可能使自己適應現代部門，以此發展和壯大自身。就一些主要部門看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的建立發展雖然得益于廉價勞動力，但這并不是唯一的乃至首要原因；尤其并不是與傳統農民經濟特別是家庭工副業萎縮而成正比例發展。

這顯然與二元經濟論的主要論點相對立。二元經濟論的中心認為，二元結構向現代經濟轉化的必然途徑是以傳統經濟部門向現代經濟部門輸入剩余勞動力這一主導因素換取后者的資本擴張、以前者在國民經濟比例中的縮小而換取后者的壯大，最終結果是現代部門取代傳統部門。近代長江三角洲的實際為：

1、 部門依靠傳統部門作為解決的主要途徑。

首先看看現代部門是如何解決市場問題的。在現代部門的支柱產業--棉紡織中，市場是由傳統部門對生產原料的需求決定的，為了保證自身市場的鞏固和擴展，現代部門或主動適應，或逐步調整了經營方針，不去生產傳統部門固有的生產品如日常消費品棉布，而是為傳統的家庭工副業提供所需求的原材料機紗，它的產品市場不是生活消費品市場而是生產資料市場。

長江三角洲的棉紡織工業自19世紀90年代初開始建立，至1899年，包括上海在內先后共建中外紗廠16家（包括建立后失敗者）。這些紡織廠之所以稱為紗廠，是因為所設織布機甚少，絕大部分只設紗機，只生產機紗。為何不生產直接消費品布匹而是織布原料機紗呢？這正是國內市場的性質決定的。原來中國棉紡織品的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是農民，作為消費者，很大部分農民自行織布解決衣被問題。由于棉花供給困難、傳統習慣等等原因，尚有為數頗多的農民是購買布匹的。近代中國農民大多數生活水平貧困，大量資料表明，他們總是將用于消費的現金支出壓至最低水平，能夠自己織布的農家一般不會或極少購買洋布；對不織布的農民說，粗重結實的土布遠較華麗輕薄的洋布受歡迎。因此機布遠遠不能取代原有土布市場份額，其市場是狹小的，尤其是在早期，機布的銷路不好，一些紗、布兼營的紡織廠因此屢致虧損，這也正是大多數紡織工廠在建立的最初數十年中只設紗機不設織布機的原因。"著眼于’分洋人之利’的李鴻章的上海織布局和張之洞的湖北官布局，后來也是棄布就紗，變成華盛紗廠和裕華紗廠。"（注：吳承明：《早期中國近代化中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第123頁）。但機紗的命運迥然不同。農民織商品布是為了增加收入，只要有可能農民們總是盡力擴大生產。由于機紗的出現解決了手紡紗在數量和質量上均不能滿足織布擴大生產的問題，因此極受農民歡迎。長江三角洲一帶的無錫、南通、常州、江陰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紗廠，無一例外都是適應當地發達的農民家庭紡織業對機紗的大量需求方才獲得自身的發展。其中南通大生紗廠是典型。而始于1930年代初的中國棉紡織工業長達五、六年的重大危機，一些最著名的紡織如上海申新、南通大生都損失慘重，基本原因是手工織布業在日本侵略和世界經濟危機沖擊下嚴重衰退，機紗市場嚴重萎縮所致。（注：關于近代長江三角洲地區棉紡織業與農村織布業的關系及其市場問題的詳細論證，可拙文：《試論大生紗廠的市場基礎》，《》1985年第4期；《再論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民族性特征》，《近代中國》第七輯。）

歷史表明，我國現代工業的主要支柱之一一棉紡織工業在長江三角洲地域的創立和發展，并不能簡單地單憑吸收廉價勞動力就可成功地積累資本以獲得發展。對近代工業的發展和資本積累來說，"無限勞動力的供給"從不構成瓶頸，最大最關鍵的也是最不易解決的問題是產品銷路問題，是市場問題。而棉紡織工業的基本市場就是傳統農村家庭織布業的機紗需求市場。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近代棉紡織工業是依靠為廣大的農民織布業"提供服務"來立足并獲得發展的。據筆者測算，至抗日戰爭前的30年代時期，國內機紗的主要市場仍在農村，在全部機紗產量中，約有53%是供手工織布業的原料，作為大工業紗廠自行織布用紗不足28%，約相當于手織布的一半。其余主要為針織業和各類布廠用紗，實則布廠中亦大量使用人力織機。

再看看現代部門為解決原料問題改良傳統部門的努力。與自發地、出于改進家庭紡織業迫切要求而較快形成的機紗市場相比，滿足大工業所需要的工業原料對于傳統小農經濟來說卻絕非易事。如果說，靠千千萬萬的小農家庭尚有可能在數量上滿足某些工業部門的原料需求，那么在質量上，不經過農業改良，要小農經濟的生產符合要求是辦不到的。正因為如此，才在原料的需求與供給關系這個層次上再一次引起現代與傳統部門間的互動關系。

為獲取適合工業生產的質量和數量要求的原料，現代部門主動致力于傳統部門的原料生產，改進傳統生產。近代長江三角洲典型的事例是張謇領導下淮南鹽墾事業和江南的農村蠶桑業改良。

淮南鹽墾事業是張謇倡導和親自參與下興起的。1901年秋，張謇創立通海墾牧公司，以通州墾牧公司為榜樣，自1915年起，在短短數年中，掀起了廢灶興墾、大辦農墾公司的熱潮。至1936年，在南起呂四、北至陳家港，縱長七百余里，寬橫數十里不等，總面積約36700平方里的黃海灘涂草蕩上，先后辦起了有正式名稱的墾殖企業42家，加上派生的小公司約77家。淮南鹽墾是前無古人的極其艱苦的事業。墾區全系沿海荒灘，"惟仰蒼天白云，俯有海潮往來而已"。當漲潮時，草蕩被海水全部淹沒，一片汪洋。在海水未被淹沒地區，土壤也含鹽極重，僅能長些蒿草。每逢狂風大潮，巨浪滔天，海水遠襲內陸，凡被海水淹沒過的土地，三年內寸草不生。大潮更危及灶民、墾民生命。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又無雄厚資金和官方資助，沒有遠大目標和百折不撓的勇氣，墾殖事業是不可想象的。而張謇之所以有此舉，原因之一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棉花原料對棉紡工業的重要。為大生紗廠解決好原料問題是張謇發起淮南墾殖事業的基本目的。他認為，從地區建設和從大生紗廠的需要出發，必須建有自己的棉花原料基地，才能不受制于人，為工業的發展準備長久發展的條件："因念紗廠，工商之事也，不兼事農，本末不備，輒毅然擔任期辟此地，廣植棉產，以厚紗廠自助之力。"（注：《張季子九錄·實業錄》卷4，第30頁。）值得注意的是，張謇從事鹽墾，并非當時大生紗廠已遇到了原料困難，而是明確認識到優質價廉的原料條件對棉紡織工業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當時，中國棉花因大量輸出國外，價格上漲，引起了張謇的深憂，他基于工業沒有豐富價廉的原料基礎必難持久的農本觀出發，毅然決定經營棉花墾殖，為大生紗廠的長遠利益作戰略準備："廠紗暢銷，然棉以輸出多而貴。計各國未有紡織而自營植棉者非上策，乃擬營墾牧公司。"（注：《張季子九錄·專錄》卷7。）

無錫近代繅絲工業與農村蠶桑改良是另一事例。由于傳統的蠶桑業不能滿足繅絲工業的要求，在無錫地區引發了工業資本運用自身的資金、技術和人才優勢，直接插手改良小農商品作物生產的行為，由此形成了大工業和小農經濟的互動經濟關系和資金技術組合。絲廠對農村蠶桑生產采用了如下一些辦法，將農民生產納入為工業服務的軌道。

第一，資助、扶持建立蠶種場以推進蠶種改良。"三五館"蠶種場是無錫早期設立并取得很大成功的大蠶種場。該場是在無錫最大絲廠永泰廠廠主薛壽萱建議下開辦的，在資金和產品銷售上都得到永泰廠的幫助。為了保持名牌"金雙鹿"的質量，永泰廠不惜投入重金十余萬元，自己直接建立了3家蠶種場。

蘇州的"大有"蠶種場是江南又一著名蠶種場，制種量最多年份達96萬張，在蘇、浙、皖三省有11個分場。在江浙皖乃至全國，特別是在無錫，以改良種代替土種、推廣秋蠶等等，都是有了"大有"后才全面推開的。而這樣一個蠶種場是和無錫著名絲廠"乾＠①"絲廠合辦的。

第二，絲廠培訓蠶桑改良人員以推進農民家庭育蠶。為了取得優質蠶繭，各大絲廠不惜工本推進蠶種改良。自1929年至1937年，永泰廠先后聘請專家，培訓了蠶桑、制種、制絲與蠶務3個專業的人員569人。"大有"蠶種場也舉辦過"乾＠①絲廠蠶業合作社技術員養成所"。

第三，通過繭行，高價收購改良繭、優質繭。絲廠對農民育繭質量施加的普遍作法是通過繭行，對所需改良繭、優質繭給予較高收購價，當時改良繭每擔比土種價格高510元。

第四，絲廠組織養蠶合作社以推動農民改進蠶業。養蠶合作社的中心任務是組織農民，進行共同催青、稚蠶共育等先進提高蠶繭的數、質量，并合作售繭。無錫各大絲廠在推動當地合作社的建立方面起了頗大作用。

除了絲廠直接從事農村蠶桑改良事業外，蠶桑、改良機構在推進傳統部門的"現代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江蘇省立女蠶校尤為著名，它們在吳江開弦弓鄉的蠶業改進工作，已因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一書而聞名于世。

2、傳統部門力圖吸取現代因素，通過革新以維護和發展自己。

利用現代技術和產品發展自己是最普遍現象。最突出的表現是農民廣泛使用機紗織布，發展壯大了家庭手工業。自19世紀80年代，長江三角洲的南通、無錫、江陰、常熟、常州等地農戶開始使用機紗織布，直至抗日戰爭爆發，盡管在30年代受到重大沖擊，手織業始終為江南地區最為普遍的農村工副業。農民使用機紗直接經濟后果主要有二，其一，發展和擴大了家庭工業。其二，對農民家庭收入影響極大，是支撐農村經濟的重要支柱。以下僅以南通為典型。自1884年農村開始以機紗織布后，農村土布生產開始突飛猛進。土布的品種規格、產量和生產區域都大變化。銷往東北的關莊布，從全用土紗的"尺套"發展到"洋經本緯"的"大尺布"，比原來加寬20%，放長1倍以上。品牌規格更顯有增進，"自有機紗后，小牌、群牌與提牌，改為洋經本緯，規格又提高了，加寬放長，為大尺布奠定了基礎。此后自次中逐步提升，而至特大，全用機紗，乃大發展。"（注：林舉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頁。）各類機紗土布的"發展過程，比稀布與尺套快速得多。自1884年至1931年凡47年中，均在不斷改進。"（注：林舉百《近代南通土布史》第34頁。）在產量上，使用機紗10年后的1904年，關莊布生產達到高峰，1905年大尺布北銷總數達15萬件以上（每件40匹）。在1912年以后雖然未能繼續增長勢頭，但在1920年仍157.4萬件，1925年達118.4萬件。土布生產發展使生產區域不斷擴大。南通土布原先產區在崇明、海門一帶，逐步擴至包場、六甲等地。自使用機紗后，織布區域明顯擴大，向西北延伸，至久隆鎮、大洪鎮，再延伸至南通近郊及正場、姜灶港等地，幾遍南通全境。毫無疑問，織布區域的擴大意味著家庭織布業的數量和范圍的擴大，而家庭織布業的發展改善了個體家庭單位的收入。據1933年的一項調查，平均每一個織布家庭出售土布的年收入達145元以上（注：蔡正雅：《手工業試查報告》，轉自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三），第761頁。），這對貧苦農民來說是很大一筆錢。而這時南通土布已處于衰落期，興旺時期收入會更高。

南通農村家庭織布工業的發展及其對于農民經濟的重要貢獻說明，在接收了現代部門的原料等等先進因素后，加之其它有利條件，傳統農村手工業完全可以改進和局部更新并使自己得到進一步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提高了總供給，也使農村勞動力得到有效利用。傳統部門可以利用現代部門的先進影響發展和提高自己，完全不必以消除自己的固有經濟形式和產業為條件。

在從事農副產品商品生產的傳統部門，傳統部門則使自己適應現代部門，從現代部門吸取和先進技術等等現代因素，生產適于現代部門需要的原料或初級產品，在此過程中發展自身。這里還是以無錫為分析對象。

無錫農村蠶桑生產的擴大，是小農經濟主動適應上海繅絲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無錫繅絲工業在20年代中期以后迅猛發展的結果。為了彌補傳統小農生產的不足，提高了蠶桑生產的質量，獲取更多收益，農民接受了大工業企業、農村改良機構等等對蠶桑事業改良的推進和先進技術傳播。至1930年代前，無錫蠶桑業一直呈現繁榮景象。1962年國家蠶桑調查組的報告中說："無錫蠶桑生產最興旺的年代是1920-1930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縣蠶戶161809戶，占全縣總戶數的83%（又據《江蘇省實業行政調查報告書》，1913年無錫養蠶戶為142005戶，占全縣總戶數的85.44%）。1929年全縣共有桑田251037畝，為全縣水稻面積的29.80%，平均每畝桑園產繭量70-150斤不等。1927-1930年平均年產繭量18.27萬擔，1927年產量最高達22萬擔，約為全省最高年產量65萬擔的33.8%"。"1929年全縣繭產量19.48萬擔，全縣繭款收入1200余萬元，平均每戶收入繭款折合大米900-1 050斤……1927年國外生絲價格最高達每鎊5.24美元時，從事蠶桑生產的農民甚至毀糧種桑，大量養蠶"。這體現了傳統部門可以在現代經濟因素的刺激下積極改進和提高自身，它使小農經濟在為現代部門作出原料貢獻的同時使自身獲益，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生產方式的內在缺陷，并發展和壯大自己。蠶種基本良種化是突出成績。有人估計，無錫一帶改良蠶種的比例，由20年代的30%提高到30年代的90%糾紛以上。至1934年，當地土種已被淘汰。（注：王庚堂、湯可可：《無錫近代經濟史》。）就江蘇全省看，30年代后盡管處于蠶絲業十分不景氣的環境中，但改良蠶種的生產量仍明顯上升，數額巨大，從1931年度的244.6萬張增加到1936年的411.2萬張，6年來的總產量達1556萬張。（注：陳慈玉：《近代無錫地區制絲業之發展》。）

隨著土種、劣種被逐步淘汰，蠶種的微粒子病毒大為減少，江蘇全省病毒率從1930年的6.42%下降到1935年的0.37%。（注：陳慈玉：《近代無錫地區制絲業之發展》。）

蠶種改良和育蠶方法的改進，對無錫等地的蠶繭總產量和單產提高起到了促進作用。時人指出，"且近十年來，制種場已分布四鄉，指導農民飼養之法并改良原種。故自實施以來，收益宏大，是故錫邑產繭日多，而品質亦逐年提高也。"（注：《蠶桑史料雜編》（手稿），見《近代無錫蠶桑業資料選編》第107頁。）從總產量上看，據江蘇農礦廳依照各地稅務局所收繭稅作出的，自1923年至1928年，無錫、武進、吳縣、吳江、昆山、太倉、常熟、松江、金山、丹陽等縣的干繭產量，從117 506擔上升至132 589擔，（注：吳江縣檔案：8.1.2782。）單產量從以前的十足收成下，每張蠶種春季產繭20斤、秋季產繭15斤，提高到30年代中期的平均產量為春蠶繭30斤、秋蠶繭20斤。（注：沈百先：《兩年來之江蘇省蠶業統制述要》，《江蘇建設月刊》3卷3期，1936年3月。）值得注意的是，單產成績是在3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給我國生絲產業帶來嚴重打擊下取得的，十分不易。

無錫等地蠶桑業的發展，既適應了現代工業的原料需求，也對農民生活和農村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抗戰初期，日本滿鐵對無錫小丁巷、鄭巷、楊木橋三村的典型調查顯示，出售蠶繭所得占中等偏上農戶現金收入的49.39%，遠遠超過其他收入比重；而直接用于蠶桑養殖的支出，卻只占總支出的25%。此時因無錫絲廠受到日軍嚴重破壞，農村蠶桑業已大為衰落，可見蠶桑業在無錫農家經濟地位中之重要。

總之，無錫蠶桑農副業生產在一定時期中，因接受了現代部門的積極影響，取得了三方面的成效：改善農村經濟狀況和提高了農民生活；改善了現代部門的原料供給狀況；同時也使農村勞動力在傳統經濟的繁榮中得到較好的利用。前引無錫11村調查表明，自1929年至1936年7年間，農村勞動力在農業部門就業者從65.99%降到65.91%（修正值）（注：吳柏均：《無錫區域農村經濟結構的實證分析》，見《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基本未變，這從一方面顯示了農村內部傳統產業對農民仍有強大的附著力。

3、與現代部門發生關系中傳統部門內在性質發生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對現代部門的影響。

棉紡織業方面，農民家庭紡織業在使用機紗后，從初步逐漸深化，發生了三方面變化。

第一方面，也是最廣泛的方面，是獨立生產者農民通過市場購買機紗，現代工業通過市場與獨立農戶形成產品機紗的供需關系。農民用機紗織布，大大提高了土布的生產數量和質量，明顯增加了市場競爭力，使土布在數十年時間內有力地與洋布進行了競爭。

第二方面，商人資本介入土布生產，不再由生產者出資而是由商人運用大量資本，購買機紗發放給農民，農民按要求上交產品，最后由商人投放市場。這大量存在于江陰、常熟、常州、無錫等地。在一些地區，商人還將織機發給無資力的小農以擴大生產。應該注意，包買商是"放紗"和"收布"集于一身的。通過放紗收布，商人資本對傳統部門的重大作用是，一，大大增加和擴大了傳統部門即農家紡織業的生產能量和生產范圍：織戶中的絕大部分是生活貧困的農民，富裕農民很少，因此缺乏購買機紗資金常常制約了農民織布簡單再生產的進行，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了。"放機"則使農戶無須再籌集資金購紗，從而一方面顯著增加了原有農民家庭紡織業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使原來因缺少資金而無法從事紡織業的農民得以事之，從而使織布業在地域和數量上都得到擴大。二，"放機"使農民無須考慮產品銷路。織戶若自產自銷，必然會在原料購買和產品銷售上遇到市場風險，貧因小農經不起價格波動、紗貴布賤帶來的損失。行"放機"后，農民只須專心織布，節省物料，就可以穩獲收入。這是增加和擴大農民家庭紡織業再生產能力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正因為上述原因，盡管織"放機"比自己獨立織布銷售的收入低，在江陰地區要低20%左右，但廣大農民還是選擇織"放機"，特別對于貧苦農民這更是唯一選擇。

購紗收布系于一身的包買商，擔當了工業資本擴大產品銷路的十分重要的途徑和手段的任務，通過包買商將機紗貸放給農民織布，工業資本將自身資本的積累機能與傳統部門的繁榮更有效、更穩定地聯在一起。

第三方面，近代紗廠與手工織布工場、農民家庭織戶、近代機器染織工廠組成新型產業組合。紗廠向手工織布工場或小布廠出售特制的"盤頭紗"（上好紗的經軸），工場直接發給織戶，這可省去一道加工工序，直接上機織布。織戶將織成之布交給工場初步整理，最后送到現代機器染織工廠精加工后上市銷售。這種形式以江陰至上海之間的聯系最典型。這種形式，實際上已在生產技術、生產工序、生產組織和生產資本諸方面初步形成一種現代工業與農民家庭工業、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組合的雛形。小農傳統生產已被納入現代生產體系之中，成為其中的重要環節。

在現代部門謀求獲得優質原料的努力中，大工業同樣和傳統部門通過技術、產品、資金等等方面，使傳統部門發生重要變化，并使現代部門產生出與傳統部門間的新型關系。（注：有關長江三角洲地區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相互關系的實證分析，可參見拙著：《長江三角洲近代大工業與小農經濟》，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

第一，大絲廠通過扶持建立蠶種場、培訓蠶桑改良技術人員、控制繭行、組織農村蠶桑改良合作社等措施，以獲取原料。這種形式的兩部門間相互關系要比紡織業中的紗廠生產機紗和包買商體制要高級深化，是另一種類型的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縱向一體化生產。現代部門主要通過三條途徑影響傳統部門：一條是現代部門動用資本資助或自己直接建立蠶種場，以有力推進傳統部門的生產改良。另一條是向傳統部門輸送先進技術人員和先進組織形式，以圖改進傳統部門的的生產方式，如自己培訓蠶桑技術人員并指導監督蠶農生產，出資幫助建立蠶桑合作社，使蠶農生產從傳統的完全分散到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第三條是，通過注入資本控制或直接租用繭行，用控制、壟斷繭價的辦法強迫農民生產改良繭。通過上述三種途徑，初步形成以工業企業--合作組織--農戶經營的"統分結合"的方式進行的大工業和農副業一體化生產的雛形，生產面向國際市場的產品。

第二，在張謇為首發起的淮南鹽墾事業中，是以大工業企業為核心，聚集大量社會資本，組成墾殖公司，用"公司加農戶"的經營方式開發沿海灘涂，為大工業生產原料。這可認為是長江三角洲出現的第三種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的縱向一體化經營形式。淮南墾殖各主要公司，特別是與大生資本系統有密切關系的大公司，一般均采取資本主義性質的公司與小農經濟相結合的雙層經營方式。

第一經營層次：公司經營。作為經營實體，公司負責企業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決策與活動，執行家庭單位無法完成的經濟功能、組織功能和生產任務。具體任務是：為全公司籌集資金；規劃公司總體目標；進行公司一級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和農田基本建設；修建道路、倉庫、商業設施；為完成上述任務，公司投入巨額資金，編制年度財務報告，進行預算決算。統一出售下屬單位替公司生產的實物產品，等等。第二經營層次：農戶經營。由佃農向公司承佃土地（一般為20-25畝），按公司的要求，以棉花為主要產品進行生產，產品按一定比例交給公司。

在這種形式中，現代部門運用大資本、先進工程和整體規劃的現代優越性和傳統部門農民家庭生產的勞動力密集低成本高效率的傳統優越性得到較完滿結合和充分發揮，工業企業、農墾公司、農戶之間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而且在組織形式中已聯為一體。各主要墾殖公司實際已屬于大生資本集團的有機組成部分。在人事組織方面，許多公司是在張氏家族親自參與下創辦的。各公司的高級職員多與張氏家族有密切關系。在經營和資金調配方面，大生系統設置專門機構以協調工業、墾殖間的資金關系。在棉花供給方面，系統各墾殖公司有義務向大生各紗廠優先供應棉花，工廠可在9個月后付款。

淮南鹽墾事業不僅有直接的經濟效益，而且對傳統經濟產生了重大的社會效益，它使近30萬缺乏土地、謀生困難的海門、啟東、崇明、南通等地的農民獲得了生活出路。它說明了，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有機結合，可以以低成本的、發揮傳統優勢的辦法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在傳統產業中開辟新的就業門路。（注：淮南鹽墾的實證分析可參見拙文：《張謇與中國特色的早期現代化道路》，《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1期。）

第三，以農村、農業改良機構為主的各界人士（包括地方政府、士紳），以改良農業和農村為目標，通過兩條途徑進行。第一條途徑，共同投資，成立蠶桑絲生產改良合作社，在社中建立有最先進繅絲機器的工廠，形成從原料到精加工再到出口的農、工、貿"一條龍"產業組合。第二條途徑，農業改良機構租賃、改造近代絲廠，使其成為專門為農民和農業服務的農產品加工企業，使得農產品經過精加工后出口的收益歸于農民而不是其他部門。

綜觀歷史可以看到，無論在織布手工業中還是在蠶桑農副業生產中，都可以吸收現代部門的先進影響發生重要變化，使自身得到改進、提高和發展。尤其發人深思的是這種現象的社會經濟意義：它表明傳統部門在接受現代先進因素而發生改進的同時，本身就在以最低代價解決中國現代化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總供給水平；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工業與農業、資本密集與勞動力密集產業相輔相成，協調發展，在這種發展中傳統部門同時也就有效利用了農村中的大量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