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科學史不僅僅是一部知識史，而是一部人類活動史，特別是一部文化史。科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乃是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連續性與階段性的統一，科學發生與發展的思想史（內史）動因與社會史（外史）動因的統一。僅僅強調文藝復興時期科學家對于希臘文化的批判，而忽視近代科學對于希臘文化的理性精神的繼承和發揚，或者僅僅承認科學產生的時代背景、而否認以往歷史特別是思想史對于近代科學產生的作用，都是置“偉大的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于不顧的非歷史的觀點。 【關鍵詞】李約瑟難題/科學文化/內史/外史/非歷史主義

【正文】 國際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曾經提出關于中西科學史比較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是為什么近代科學只產生于文藝復興后不久的西歐，而未能產生在曾有過科學技術高度繁榮歷史的中國？這就是令學者們爭論不休的所謂“李約瑟難題”。這個問題一經提出，便成為科學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謎，撩撥起當代思想家、哲學家和科學家的神經，也成為科學史家思考的經久不衰的興奮點。中國科學院院士席澤宗先生于1996年5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古希臘與近代科學的誕生》的對話，提出了“在傳統與現實之間，現實的需要和提供的條件才是科學發展的更重要的動力”，“近代科學產生在歐洲并得到迅速發展是由當時當地的條件決定的，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臘去找原因”[1]等引起學術界眾多爭論的觀點，我們認為有必要在這里就某些問題與席先生商榷，并就教于席先生。 一科學史不僅僅是一部知識史 科學，作為人類精神生產活動的一般成果，從孕育、產生到今天的發展，可謂歷經滄桑，并且在歷史上展現出它的本質的多種表現：從知識體系到人類維持和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從人類純粹的精神活動轉化為人類越來越重要的一種社會活動，從少數人的業余興趣愛好變成千百萬人從事的職業即社會建制，如此等等。那么，至今人們還眾說紛紜的“科學”在歷史上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如果我們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科學的實質和內涵，將難以從外部的社會條件和內部的思想根源來探討近代科學的發生機制。 自19世紀以來對科學的傳統看法認為，科學就是系統化的實證知識。這個定義僅僅是從知識成果方面、從既成的形態上概括科學的本質特征。這種傳統定義盡管有其正確的方面，并長期為人們所接受，但是隨著科學自身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的顯露，越來越表明這個定義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于是，首先是科學界，然后是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的代表人物開始重新審視“科學”的本性問題。 英國著名科學家、科學社會學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貝爾納(J·D·Bernal，1901-1971)在其科學史著作《歷史上的科學》(1954)的導言中認為，科學“必須用廣泛的闡明性的敘述來作為唯一的表述方法。”[2]貝爾納把科學描繪為一種人類活動、一種社會建制、一種方法、一種積累的知識傳統、一種維持或發展生產的主要因素、一種重要的觀念來源。他認為科學的每一個形相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科學的本質。而持“動態觀點”的學者則直接反對把科學定義為知識體系。如英國科學史家C·辛格所說，科學創造了知識，但科學并不是科學知識本身，“科學往往等同于研究”。前東歐哲學家T·H·伏爾科夫認為，“科學本身不是知識，而是產生知識的社會活動，是一種科學生產。”[3]雖然他們不應當否定科學有作為“知識體系”這一特征，但他們和貝爾納一樣將科學看成一種活動和過程，而不是靜態知識，卻是啟發人的。1974年版《蘇聯大百科全書》“科學”條目在吸收對科學的種種合理觀念的基礎上，指出：“科學，是人類活動的一個范疇，它的職能是總結關于客觀世界的知識，并使之系統化；科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科學可轉化為社會生產力和最重要的社會建制。‘科學’這個概念本身不僅包括獲得新知識的活動，而且還包括這個活動結果，即當時所得到的、綜合構成世界的科學圖景的科學知識的總和。”[4] 總之，認為科學僅僅是知識體系，解釋不了它在近現代歷史上的發生、發展及其社會功能，因此是一種已經過時的科學觀，而且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是人類的認識活動和社會活動及其產物的全面理解。 如果僅僅將一部科學史看作知識體系的更新史，那么的確存在席先生所得出的事實，“近代自然科學僅是在反對古希臘科學的激烈斗爭中誕生的”[5]。因為，古希臘文化和近代科學之間隔著漫長中世紀的鴻溝，而從科學知識成果的角度講，中世紀的確是科學史上的不毛時期。不僅如此，古希臘的學術思想在這個時期遭受到了滅頂之災，而僥幸殘喘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托勒密的天文學等則被吸收到了神學體系之中，僅僅服務于論證上帝存在并安排和支配宇宙秩序的目的，因此必然成為近代科學揭竿而起的矛頭指向。 席先生指出，“近代科學產生在歐洲并得到迅速發展是由當時當地的條件決定的”。這里所謂的“當時當地”，顯然既不包括中世紀，更不包括古代希臘；而僅僅是近代科學產生的那個時間和地點——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然而，科學作為認識的“現實的整體不只是結果，而是結果連同其生產過程。”[6]即是說科學作為一個新的認識活動和認識形式不僅包括作為這種活動結果的知識體系，而且包括產生這個體系的全部人類活動過程。在滌蕩了中世紀迷霧基礎上產生的近代科學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從純粹的虛無中產生的，它是人類認識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也是作為人類認識進化鏈條的一個環節而出現的。離開其中任何一個認識史和思想史環節去討論近代科學認識的發生過程，都會在實際上否定思想史的繼承性與連續性。換句話說，科學只是在經歷了漫長的前科學時期的準備和孕育階段之后，才最終在近代以“全部人類活動的頂點和極致”[7]的形式被建立起來。在這里，除了古希臘理所當然是關鍵一環之外，還應當包括中世紀以扭曲的或潛在的形式所做的準備與孕育。沃爾夫在《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中說：“新時代所承擔的任務，古代人大都早已注意過了，只是在中世紀遭到漠視。因此，新時代也不得不幾乎就是接著古代人繼續把這些任務搞下去。誠然，近代也會給這些舊任務增加了越來越多的新任務，而且也意識到新任務、新發現和新發明等方面有著無限的可能性。但是，這并不影響近代對古代的感激。”[8]其實，即使對中世紀在科學史上的地位，我們也不能采取一概否定的態度，何況對于古希臘文化！恩格斯談到中世紀在科技史上的地位問題時曾經指出：“中世紀被看作是由于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里一個挨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偉大民族，以及14-15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的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9]下面我們將要討論的希臘文化的很多前科學因素，特別是其理性精神，實際上在中世紀都以某種蘊含的形式或者是歪曲的形式保留了下來，而在邏輯和方法論方面甚至于還得到了某種程度的發展。如果僅從科學知識成果的角度看問題，上述這些促進近代科學產生的因素就容易被無視，而使對近代科學發生動因的解釋成為一種非歷史的解釋。 二希臘文化土壤中的科學養分 關于近代科學的產生，席先生要人們“不必到1400多年以前的希臘去找原因”。換句話說近代科學和古代希臘文化如果有什么聯系的話，那就是近代科學家對于古代希臘文化的批判！需要向先生請教的是：從思想史的角度講，近代科學對于古希臘科學是否只有批判關系而沒有繼承關系？席先生著重強調的“現實的需要和提供的條件”，其實主要是指科學胚芽萌發所需的適宜的外部環境。我們理解這里不外包括：一是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發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說，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后，科學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興起，并以神奇的速度發展起來，那么我們要再次把這個奇跡歸功于生產。”[10]二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文藝復興運動的不斷高漲，“重見天日的希臘和羅馬古籍猶如清新的海風吹進這沉悶壓抑的氣氛之中”[11]，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用古代的現實主義和古希臘羅馬哲學中的唯物主義作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砸碎各種精神鐐銬，驅散中世紀的幽靈。 但是，僅從科學外史的角度即從社會史動因的角度，用“當時當地”的社會背景來解釋近代自然科學的發生，是不充分的，它難免會割斷歷史發展中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統一，同時也是對歷史唯物論的片面理解。因為，第一，科學發生的動因不僅僅有生產力發展和對科學迫切需要的推動，還有人類非生產性活動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特別是科學內史因素，其中包括邏輯和方法論因素的孕育與推動作用。第二，外史的動因必須通過內史的動因才能發揮作用。即使科學發生的外部社會條件已經具備并且非常適宜，近代科學也不會從虛無的狀態下產生出來。須知，恩格斯曾經強調，中世紀歐洲是科學史上的茫茫“黑夜”。既然如此，一個不容回避的尖銳問題是：近代科學為什么和怎樣地在歐洲從一種幾乎不可能產生科學的狀況而一下子產生出來？這個難題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李約瑟難題”中的一個。要想尋求它的答案，就必須努力挖掘近代科學深深植根于其中的古希臘羅馬時代科學思想和理性精神的傳統，而它最切近的主要方法論思想則是在古希臘科學思想的基礎上經過中世紀的漫長演化而確立起來的。 包羅萬象的古希臘哲學是古代知識的總匯，在批判和思辨傳統的支配下，古希臘哲學家不僅提出了有關自然哲學的許多問題、假說和猜測，還在方法論、認識論等方面為近代科學的產生準備了充分和必要的條件。在古希臘文化中最可寶貴的科學成分在于它為后來科學的產生提供了數學理性、邏輯理性和實驗理性等精神準備。可以肯定地說，正是體現希臘文化本質和精華的這種理性精神作為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核心，經過漫長的孕育、發展和成熟，才綻放出絢爛的近代科學之花。席先生認為“希臘文化不是近代科學產生的必要條件”[12]。而我們探討的結論看來剛好相反，理由如此。 1.數學理性的萌芽產生于畢達哥拉斯學派。“靠博學和相當的技術形成他的智慧”[13]的畢達哥拉斯與他的追隨者們最早把數學的抽象觀念提高到了突出的地位。這個學派的核心思想是數及數的和諧是萬物的本源。“實在的東西”是自然界存在的數學和諧，任何物的最終結構或最終存在就是它的數學形式，“數是人類思想的向導和主人，沒有它的力量，萬物都處于昏暗混亂之中”。[14]這樣，畢達哥拉斯學派第一次從自然哲學的角度，通過對萬物構成的研究，通過對世界結構的認識，明確地提出了“宇宙是一種幾何結構的概念”[15]。正是由于畢達哥拉斯學派首次提出了宇宙的基本是單位的概念，后來才“在留基伯和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中得到了物理的表述。”[16]也正是由于畢達哥拉斯提出了點、線、面、體的概念才導致了后來數學的分化及歐式幾何體系的問世。 公正地說，畢達哥拉斯學派關于“數”的本體論內容是錯誤的，但是，如果我們把認識順序倒過來，不是根據數學和諧性假說把數學模型強加給自然界，而是從自然現象中抽取出現象之間在數學上的和諧關系，那么數學和諧性假說則具有重要的方法論的啟發意義。因此我們覺得席先生在文章中說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方法和近代科學毫無共同之點”[17]，似有武斷之嫌。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沃爾夫說，“近代科學的開創者們滿腦子都是畢達哥拉斯主義精神。”[18]哥白尼和開普勒十分強調太陽中心說的數學上的和諧性和簡單性，以為這就是太陽中心說所以是真理的最好證據。伽利略的宣言也是那么的擲地有聲：“哲學寫在這部宏偉的書（我指的是宇宙）中，這部書始終對我們開放著，但它很費解，除非人們首先學會理解這部書所使用的語言和解釋這部書所使用的文字。它是用數學語言寫的，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圓以及其他幾何圖形，沒有這些圖形，人們甚至根本不可能理解這部書中的一個詞。”[19]數學理性的產生發展使人們對自然界的把握從定性理解轉為定量描述成為可能，而近代科學始終堅持盡可能精確定量的描述和定律的理想。與此相比較，席先生不覺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正是數學理性的缺乏，才是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的思想史根源之一嗎？ 2.亞里士多德是理所應當的邏輯理性的奠基人。在希臘早期自然哲學時期，泰勒斯等人往往從可觀察到的現象直接跳到本體論的高度去解釋世界的本原和變化。這種解釋的方法是直觀、類比和思辨。而到了希臘科學的“黃金時代”，理性抽象和邏輯方法的發展及其相互結合，為尋求事物和過程背后的本質和原因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大大增強了自然哲學的地位和解釋能力。尤其在“形式上確鑿無疑的形式邏輯及其三段論法的創立人”[20]亞里士多德那里，邏輯學和柏拉圖的理念直接匯合，構成了邏輯理性的解釋方式。在這種解釋方式中，“通常的研究路線是從對于我們來說是較為易知的和明白的東西進到對自然來說是較為明白和易知的東西”。[21]而根本原則是用邏輯方法尋求理性上可靠的解釋。亞里士多德對于科學哲學最大的貢獻是他關于科學理論結構的思想。他認為，一門科學技術由演繹法組織起來的一組陳述，科學作為演繹系統應滿足3個條件：(1)公理和定理具有演繹關系，(2)公理本身是不證自明的真理，(3)定理和觀察結果相一致。盡管他關于科學是演繹系統的理想在他的時代沒有實現，但是在后來歐氏幾何學和阿基米德力學中得到了體現。幾何研究和邏輯研究的結合，是古希臘邏輯理性發展的一大特點。一方面，幾何學賦予了邏輯學研究以“純形式”和“證明系統”的思想，使古希臘人對邏輯推理規則的研究就躍出了論辯本身，專門就抽象形式的方面展開討論。正如克萊因所說的：“希臘人在搞出正確的數學推理規律時就已奠立了邏輯的基礎，但要等到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學者才能把這些規律典范化和系統化，使之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22]另一方面，邏輯學賦予了幾何學研究以演繹的構造，完善了幾何證明的推理工具，即“希臘人對數學的最重大貢獻是堅持一切數學結果必須用演繹法推出”。[23]正因如此，在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創立半個多世紀以后，歐幾里德將各個孤立的幾何證明系統發展成統一的公理化體系。不管歐幾里德幾何學這座科學宮殿多么富麗堂皇，其全部結論都是從少數公理經過演繹而來的，是邏輯理性的成功運用。

【參考文獻】 [1][5][12][17][30]席澤宗.古希臘文化與近代科學的誕生[L].光明日報，1996-5-11，（第5版）. [2]貝爾納.歷史上的科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3]夏禹龍.科學基礎[M].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 [4]阿列克謝耶夫.科學[J].科學與哲學.1982. [6]黑格爾.精神現象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7][14]恩斯特·卡西爾.人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8][11][18]亞·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9]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M].北京：人民出版社社，1972. [10][29]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3][20][24]W·C·丹皮爾.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系[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15][16]（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學哲學導論[M].北京：求實出版社，1982. [19]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M].武漢：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 [21]亞里士多德.物理學[M].184a. [22][23][31][35]M·克萊因.古今數學思想第一冊[M].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 [25]李建珊.科學方法概覽[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26]北京大學哲學系.十六－十八世紀西歐各國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5. [27]鐘宇人.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三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 [28]敦尼克.哲學史上冊[M].北京：三聯書店，1972. [32]轉引舒煒光.科學認識論第二卷科學認識發生論[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 [33]梅森.自然科學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4]亨利·托馬斯.偉大科學家的生活傳記[M].南京：江蘇科技出版社，1980. [36]賴欣巴赫.科學哲學的興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