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歷程，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大體經歷探索和坎坷，大體經歷了以家庭保障特征的初步建立階段，以集體保障為特征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階段，改革初期的家庭與土地保障為主的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探索的階段的四個發展時期，雖然發展至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仍然存在著一些缺陷和問題，但是它為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改善農民生活、支撐中國工業化戰略順利推進，作出了較大貢獻。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農村

一、以家庭保障為特征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初步建立階段（1949—1956年） 在漫長的中國農業社會中，家庭既是基本的生活單位，也是基本的保障主體。農民依靠在土地上的勞作保障自己的生活，當遇到特殊的困難時，往往以求助能夠幫助自己的對象的方式解決問題。在這種傳統的保障形式中，家庭保障起到了無以替代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恢復和廣大農村地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建立起以家庭保障為主，輔以社會救助、社會優撫以及農民間互助為主要特征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這個階段，政府根據自己的財力對困難農民的生活給予適當的補助，但是總體上以家庭保障為主。 由于建國之后中國選擇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以及其他因素，使得大量農民涌入城市，使城市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交通、就業、糧食等問題，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這個時期國家就以法規的形式限制農民進城，劃分出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是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待遇，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初步形成。在這一階段，政府主要對農村救濟和優撫安置工作做出了相應的安排，制定了一些有關的法規和條例，興辦了一些具有福利性質的社會事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開始初步建立。雖然這個時期國家已經介入了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但是由于認識的局限性、當時歷史條件和國民經濟的實際狀況，以及文化傳統的影響，中國農村社會保障依然是以家庭保障為主。 二、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后以集體保障為特征的階段（1957—1977年）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逐步建立起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在農村，農業高級合作社到1956年底在中國普遍建立，農村中的個體經濟也隨之轉變為集體經濟。農村的生產經營活動由原來的以家庭為單位轉變為主要以高級農業合作社為單位組織進行。這標志著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基本確立。之后開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按勞分配”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基本原則。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集體經濟成為農村中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與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形式相適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在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就是集體保障為主，顯示出集權化特征，家庭保障的功能基本消失。這一時期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以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的收益為經濟基礎，并且以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為組織基礎，以農村社會成員為保障對象，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這一時期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雖然由于中國政治環境的變化出現過波折，但是和建國初期相比，其保障范圍、保障水平和實施辦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它配合了中國確立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積累率很高的情況下，保障了農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生存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和農民的發展。 三、改革開放第一階段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階段（1978年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 改革開放之后，農村的經濟形式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農村治理采取村民自治的形式。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之后，農村集體經濟大多數被極大的削弱甚至瓦解。原來的以人民公社體制為基礎、以集體保障為主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失去了其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組織依托。基于此，家庭保障得以回歸，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而且，農村集體社會保障由于制度慣性在其解體的同時，并沒有為農村居民建立起替代性的社會保障制度，這樣農民擁有經營權的土地承擔起了作為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由于中國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農村家庭經濟被激活，農民收入增長，家庭儲蓄開始增加。農村家庭在組織生產，抵御自然災害，就醫養老等生活保障的能力大大增強。與此形成反差的是集體經濟的式微，集體保障實施的無能為力。因此，家庭保障再次成為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 農民獲得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之后，取得的收入作為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來源，并且也成為應對生活風險的重要物質基礎。土地承擔起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的雙重功能。在這一階段，經營土地取得的收入成為保障農民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手段，同時也是農村家庭養老的重要手段。此外，土地也成為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民遇到風險時的“退路”，承擔起失業保障的功能。 但是在這一時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化的發育，農村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都在發生著變化，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雙重沖擊下，這兩種保障方式產生的效用都產生了弱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