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是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認同的普遍原則。無論是天地萬物的產生，人與、、人際關系，還是道德倫理、價值觀念、心理結構、審美情感，都貫通著和合。

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和合兩字都見于甲骨、金文。和的初義是聲音相應和諧；合的本義是上唇與下唇的合攏。殷周之時，和與合是單一概念。《易經》和字2 見，合字無見，有和諧、和善之意。《尚書》和字44見，合字4見。 是對社會、人際關系諸多沖突的處理。合，作相合、符合講（由于篇幅所限，引文均刪）。

春秋時，和合概念是人們對社會生活各個層次、各種沖突現象和諧的認知的提升，也是對自然、社會現象后面是什么狀態的探索。《國語·鄭語》較早提出“和合”范疇；“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五教”，韋昭注：“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的和合，會使百姓安身立命。

從西周到春秋，和同之辨是當時思想界一個普遍關注的論題。《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史伯論和同，他批評周幽王排棄明智有德之臣和賢明之相，而寵愛奸邪昏庸、不識德義的人。這是“去和而取同”。他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鄭語》，《國語》卷十六）和是人們對于客觀事物、日常生活、社會、養生衛體等矛盾多樣性的統一與和諧在思維形式中的反映，是對矛盾對立的多種統一形式的認識，是對于周幽王搞“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同上）的棄和而ｔｕáｎ＠①同的抨擊。

孔子基本上繼承《左傳》、《國語》的和同思想。他認為，為政應和。所謂和，是寬和猛兩極的相濟：“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昭公》二十年，《春秋左傳注》，第1421頁）。單純的猛，猛政酷于虎；單純的寬，寬政慢而無序。寬與猛對待的和合，才能達到恰到好處的和的境界。“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論語》第一）。治國處事，禮儀制度，以和為價值標準。在處理人與人的關系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論語》第十三）。君子與小人兩種不同處理人際關系的，表現兩種不同的人格理想、道德情操和思維方法。同時也表明孔子的態度是贊成君子的和而不同，反對小人的同而不和的。

在春秋時期人們對于和與同內涵的規定，已有確定。所謂和：其一是諸多性質不同或對待的要素、事物所構成的和合體，即統一體；其二是相互差異、對立的東西互濟互補，以達到平衡、均平、和諧；其三是平衡、和諧為了形成新的和合體，即新東西、新事物的產生。所謂同，其規定是：其一、沒有異議或不同意見的同聲附和；其二，完全相同事物的相濟相加，不產生新事物、新東西；其三，簡單的專一、同一，而無比較。這個時期的和同之辨，雖來自現實的政治、人事、生活交往、養生衛體等具體的人們社會生活實踐，但已舍棄了各要素的具體個性、特征，抽取其和與同的共性而升華為和同概念、范疇。這種抽取事實上是對于聲、味、政事、人際關系等現象后面為什么味美、聲美、政平、人和的追尋以及如何能味美、聲美、政平、人和的探索。這種追尋和探索包含形上學的義蘊。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道之所以能產生萬物，是因為道蘊涵著陰陽兩個相反方面，宇宙萬物亦都包含著陰陽正負兩個方面，陰陽的互相搖蕩、互相作用，而形成和。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這是老子哲學的形上學的追究。“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第五十五章》）體知和之所以為常，王弼注：“物以和為常，故知和則得常也。不ｊｉǎｏ＠②不昧，不溫不涼，此常也。”（《老子道德經注》《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46頁）。和作為陰陽本體之道，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常態，這種常，便是老子的形上學之道。

戰國之際，和同之辨據所接觸到的現有史料記載，轉向和合與中和的探討。和合作為對舉或連接范疇出現，《管子》說：“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管子集校》第八）在《外言·兵法》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畜養道德，人民就和合。這里道與德對言，道的涵義豐富多樣（參見拙主編：《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既是形而上的世界萬物存在的根據、本體、本原，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最根本的原理、原則、規范。德既指天地萬物的本性、屬性，也指人的本性、品德。道是可異在于主體身心的外在的原理、原則、；德是內在于主體身心的修養，得于道或得于心。道畜民和，德養民合，人民有了道德畜養，便和合，和合所以和諧，和諧所以團聚，和諧團聚，就不能傷害。這里，和合是畜養道德的目標和對于這種目標的追求，而不是如何畜養道德的方法或工具。

墨子從“兼相愛、交相利”思想出發，認為和合是處理人與社會關系的根本原理、原則，“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墨子間詁》卷三）家庭內若父子兄弟相互怨恨、互相使壞，推及天下百姓，亦互相虧害，國家就會離散滅亡。和合使家庭、社會群體凝聚，形成整體結構。和合是社會和諧、安定的調節劑。“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墨子間詁》卷四）君臣、諸臣之間都能和合，國家才會富強。和合是家庭、社會的聚合劑。“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間詁》卷三）天下就會大亂。雖然父子有怨惡、兄弟有怨仇，但父子仍然是父子，兄弟仍然是兄弟，是可以通過和合，而消除怨惡和怨仇。

孟子雖沒有像《管子》、《墨子》那樣以和合相連并舉，但把和作為人的主要特征，而提高到與天時、地利并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孟子集注》卷四），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相比較，人和是最重要的。

儒道雖異，然天地陰陽和合而化生萬物，儒道卻相似。“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天運》，《莊子集釋》第十四），自然元氣應合，陰陽調和生物，這是莊子對于有始無始的追究的回應。只要明白了這和的道理，就會獲得無窮的快樂。“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道》，《莊子集釋》第十三）認識天地的本性，這個大本大宗和均調天下，便是天和人和，稱為天樂人樂，也可謂天合與人合，“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同上）和合是萬物化生的依據，也是天樂人樂的基礎。

《易傳》〔1〕是對于《易經》的解釋。《易傳》認為， 乾坤是萬物的資始資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周易集解》卷一），這里“太和”，即和合。“太和”朱熹注為“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周易本義》卷一），亦有合和與和合之意。“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周易集解》卷一），美的會合就合乎禮，使物各得其所利，就與義相應和。合是相對立兩要素的和合，“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集解》卷九）。陰陽對待兩性的結合、和合，而陽剛陰柔各有本體，用來體認天地的創造萬物與會通隱藏的、明顯的萬物屬性。《易傳》把宇宙萬物和社會人生看成一個生生不息的和合體，這個和合體是通過陰陽、剛柔這一對待統一范疇來建構的，并在陰陽剛柔的對待中來追求均衡、和諧和流變。“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集解》卷）。宇宙萬物的化生是天地陰陽交感的和諧，社會的和平是圣人感化人心，使人心獲得和諧、平衡。宇宙自然的和諧與人類社會的和諧是相通的。

荀子和《易傳》一樣，繼承史伯“和實生物”的思想，認為“列星隨旋，日月遞ｚｈàｏ＠③，四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 年版， 第270頁）“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 性偽合而天下治”（《荀子新注》，第322頁）。天地之間的萬物千差萬別，卻都是各自獲得和合而生生不息，假如沒有和合，那末列星、日月、陰陽、風雨都不能隨旋、遞ｚｈàｏ＠③、大化、博施。從這個意義上說，萬物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