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中國文化的框架結構說起。關于中國文化的框架結構，近代以來中國人形成了諸多看法，最有影響的有儒家主干說，道家主干說，儒道互補主體結構說，儒道佛三位一體說等。還有的從中國文化某一重要特征出發，認為中國文化傾向于某一文化模式，如中國文化是一種超穩定結構，中國文化是由血緣根基、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天人合一構成的文化——心理結構，中國文化是以禮為中心的文化模式等等。這些看法無疑都是十分有見地的，都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把握了中國文化框架結構的基本特征。不過，本人覺得隨著對中國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有些觀點就越來越顯示出局限性，往往是各有所蔽。下面我就自己學習中國文化過程中形成的關于中國文化的框架結構的一些初淺看法提出來，并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探討儒學與中國文化整合的關系，以就教于方家。

中國文化的基本框架是天、地、人三才。古人常以三者并列探索世界的構成規律。

“三才”作為一個思想范疇，最早文字記載是《易傳》，然而其起源、發展、演變卻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至少可以追根溯源要到原始社會晚期。20世紀80年代末，在河南濮陽西水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組蚌殼龍虎圖。另外，關于盤古開天辟地以及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的傳說，雖然出現很晚，也可以作為上古三才觀念萌芽的佐證。

殷周時期，天神、地祗、人鬼都是人們崇拜的對象，這從宗教角度也可見得一種“三才”的觀念。

關于《周易》的起源，《易傳·系辭》說：“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這既說明了《易》的基礎八卦始見于史前的包（伏）犧氏時期，也說明這時期已經有了三才觀念的萌芽。八卦以其獨特的象征形式，將天地人三者概括起來，八卦也便成為三才觀念的簡潔表達。后來，《易傳》對三才之道議論精當完備。

三才之說到了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各家各派仍然在“天—地—人”三才的大框架中演進，只不過各家各派都是一種“片面的掘進”——從不同的方向、角度具體化、深刻化了某些方面，某些內涵，使三才觀念有了進一步的深入發展，其特點是從自然及于社會，從哲學及于倫理，逐漸發展為三才之道，不同的思想學派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戰國以降，三才宇宙觀逐漸有了幾個新趨向：其一，三才有從“三分”向“二分”的轉化，但“三分”依然存在。

其二，陰陽觀念最初是從三才之道中分化出來的，這個時候逐漸獨立為一最有影響力的觀念，這與以上的“二分”傾向是有關系的。

其三，三才宇宙觀念在后來的思想史上不絕如縷，特別是由天父地母觀念發展出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

總之，在三才之說中，人在天地間是居“中”的，為天地之中介，居中而立，把天地兩個對立項有機地聯系成個整體，并且參贊、調諧天地萬物之化育。今天，我們可以從三才中的人居中而立的重要位置與作用上我們可以推出形而中，以與已有的形而上、形而下組成一個完整邏輯思想結構：

混 天天道 乾 道 形而上

（道） 人→ 人道 → 易 → 卦 → 形而中（主體人）

沌 地地道 坤 器 形而下

所以，中國文化的框架就是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三層次結構。這樣劃分有幾個特點值得明確：

①是強調三者以“形”為標準而分為三，不過是一種人為的邏輯結構，實際上在文化有機體自身這三個層次是難以分辨的，以“形”分之，只是一種形式化的表述。

②三者為有機整體，體系性極強，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在生命上是相維的，在功能上是相濟的。

③由三才宇宙觀可知，天、地、人三者也各有特點，缺一不可，“天人合一”模式忘了地，造成了二分法，由二分法又導致了“二元對應”，走入了西方文化的理路，應該迷途知返，回歸三分法，恢復三才之道，處理好天地人之間關系。在此基礎上確立形上、形中、形下的邏輯結構，就有了很深的文化底蘊。

④形上、形中、形下以形中突出了人的居中而立的主體性地位。因此，在文化創造中也要不失中道，以人——社會為文化之中軸，溝通天、地，以人的主動性實現人與天、地的和諧一體。

在這個大框架之中，又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形成了這樣一個結構，一種四維結構。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從產生之起就是一個諸子百家爭鳴的環境，可是為什么后來歷史選擇了儒家？儒家如何適應了歷史？儒家在后來不斷出現新問題的時候中如何進行內外的調節以與新形成的、新近來的思想文化系統重組中國文化的結構，以為中國歷史的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思想指導和文化氛圍？

在先秦，諸子百家后來真正有歷史影響的也就是儒、道、法、墨，由于墨家乃由儒家而出，且思想上的薄弱，所以實際上也就是三家而已。三家到了秦漢之際，三家先后遞嬗，而在漢武帝時代走向整合。秦以法家為主，儒道隱而不顯，但秦始皇也一定程度上兼容了或者是說利用了儒道，特別是《呂氏春秋》較好的兼容和吸收了儒道的相關思想觀念，建立了一個不成熟但還算整全的思想體系，可惜未能付諸實踐。

漢初實行的黃老之學本身就是道法結合的產物。漢初在政策上無為而治，實際上則是漢承秦制。在漢代，黃老之學與儒家一開始有競爭，后來卻為儒家的復興提供了歷史的機遇，漢初陸賈、賈誼、韓嬰等都不是先秦那樣的純儒，而是具有以儒為宗，以道法為輔的特點。漢代大儒董仲舒通過吸收黃老、法家以及陰陽家、墨家思想，初步完成了秦漢以來的思想文化整合，形成了王霸道雜之的政治文化模式。墨家在漢代逐漸消失了，法家被結合到了政治體制之中，成了“帝王之具”，以隱蔽的形式在政治實踐中發揮著持久的作用。自此以后，封建統治者是陰儒陽法，外儒內法，即所謂飾之以儒術；而士大夫則一龍一蛇，與時變化，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儒道互補，時而廟堂，時而山林。這樣，就形成了三維結構，以儒學為制衡。

由于儒學自身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問題，如讖緯迷信，經學僵化，導致中衰，三維結構遭到破壞，佛教輸入，玄學興盛。玄學本質上是儒道在哲學層面的進一步融合，而佛教的輸入以及與儒道的沖突、交流，使中國思想文化出現了儒道佛三足鼎立，加上隱蔽的法家，就構成了一個獨特的倒金字塔形狀，這便是四維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儒道佛構成一個三角形，隋唐以后，三家相互斗爭又相互攝取，還由于儒學的主動性，又通過吸收道佛形成了宋明理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主導意識形態。比較而言，儒道佛主要是在思想觀念層面，法家作為學派雖然因為沒有公開有人打出旗號可以說已經消亡，而其思想觀念卻溶入了政治——法律實踐，主要是在實踐層面與儒道佛形成一種張力，使思想觀念層面與政治——法律實踐層面結合成一個有機系統，推動中國文化不斷更新發展。

在這一奇特的結構中，儒學始終起著一種主體的、主導的作用。如何認識這一點？在上面的三角形中，儒學代表了中國文化的主流精神。它是宗法性的政治、倫理與天道、人性渾然一體而又以人——社會為歸宿，體現了對人生、社會的肯定，對主體地位和能動精神的推崇，對人生境界和社會理想的追求。相比較而言，道佛對現實、人生的態度則較為消極。道家的基本特質是天人一道，順應自然，無為不爭，陰柔自守，在這些基本原則之下，道家表現了對現實、人生的虛無主義觀點和對出世主義的逍遙境界的追求，它與儒家在構成互補，具體的就是形成了以士大夫為代表的廟堂文化和以隱士為代表的山林文化（隱逸文化）。佛家則以擺脫現實、人生的痛苦，實現超越輪回，進入不生不滅、絕對空寂的涅槃境界為基本特質，與儒家遠，而與道家近。這種四維結構就是西學進入之前中國文化內在結構的一種模式，它以儒為主體，以道、佛為調節和補充，以法家為實行，形成了一個互動互助的結構形態，而儒學又在漫長復雜的文化演進過程中，起著一種制衡作用，通過與時俱進，滿足統治者的要求和民眾的需求，在維護與整合不同文化因素的前提下，不斷更新發展，于是就形成了中國文化多元并發、并行，而以儒居中制衡的獨特形態。

近代以來，從中國傳統文化本身看，它在近代以來逐步加深了危機；從近現代歷史來看，隨著危機的加深，呈現的是中西古今文化沖突；當這種沖突達到不可解決的程度時，就發生了文化大裂變。

近代以來受西方文化影響，學者多把“天地”置換為“自然”，把“天人合一”解釋為“人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等，對“地”的研究和探討不夠，甚至遺忘了給我們直接生活資料，生養我們的“母親”。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今天的三才應該是指宇宙空間——人類——地球的相互關系。

儒道佛法四維結構遭到破壞，無論在思想觀念層面，還是在政治——法律實踐層面，外來的東西都呈現出全方位進入的態勢，開始于近代的中西古今沖突比起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激烈，且是全方位的、密切聯系的、相互轉化的，這樣構成了中國文化近現代轉型的縱橫坐標，可以說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一切變遷軌跡都可以在這一坐標中得到描畫。在中國現代史上，文化的沖突與政治斗爭曾經混為一體，在二、三十年代，發生了大裂變，分裂為以國共兩黨為導向的文化發展傾向。1949年以后，造成了大陸與港臺的政治分立與文化對立：大陸信奉西歐古羅馬——德意志傳統的馬克思主列寧主義，代表了現代西方文化的一大陣營，同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墨家、法家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感情態度有所繼承，也不自覺地保留著儒家文化的某些特色。港臺多受古希臘——歐美傳統的影響，崇尚自由、民主，貴族傾向，也代表了西方現代文化另一大陣營。同時，主要繼承了中國傳統儒家傳統的忠孝仁義、禮儀廉恥等，在思想觀念、行為方式、情感態度上更傳統一些。在這兩大陣營之外則是松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以傳統儒學道德人文精神為擔當的現代新儒家，也在海外發展著。不過海外新儒家與港臺官方在文化路向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人格思想上又是獨立自足的，沒有受制或依附于政治。還有海外的孔教運動，雖然并沒有學術上的成就，但已成為海外華人在異國他鄉以信仰方式維系民族文化的成功范例。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大陸似乎短暫地重演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諸子百家”的舊劇，實際上上是在大一統政治和意識形態之下一場“諸子復興”思潮。這一思潮被政治風波掃蕩之后，便是各自的沉潛、反思和深化，到90年代所謂文化保守主義繼80年代的“文化熱”、“尋根熱”而全面興起，盡管同時還有此起彼伏的各種“后熱”，有世紀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激戰，但社會影響學術資源和思想創造力都越來越乏后勁。這樣，在新世紀之初，自由主義、新左派向傳統的回歸就是尋求中國文化的新走向。

20 世紀思想文化潮流激蕩的大致脈絡，就是人們說到的激進主義（后來成為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毛思想，以及今天的新左派等）、自由主義（更為復雜多樣）和文化保守主義（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三大思潮。激進主義無疑在20世紀是主導性的思潮，借用社會-政治的巨大力量與慣性獨領風騷，這是變態而非常態，是 “奇”而非“正”，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激進主義自身，就是其他思潮，也都因此而有所變異，包括海外現代新儒家。所以，這種情況下造成的消極后果也就是全民族的、全社會的、整個歷史階段的。

這樣就使得中國文化似乎回不到原來的那個結構了，其實仍然是可以考慮以原有的結構為基礎，進行新的整合的。這就是在思想觀念層面加進馬克思主義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權、科學等）、基督教，在制度層面加進民主政體、現代法制，構成一個多面體。

總體思路是：在傳統的基礎上走向未來，以集大成的方式完成中華民族文化生命的大飛躍。以儒學傳統作為基礎性的資源，以儒為主，兼容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構建未來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

講到以儒為主，我得強調主體性問題。我在這里提出三重主體性：

一是中華民族在與世界多元文明交流融會過程中，要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再強調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等。

二是在當今中國文化內部多元思潮和思想觀念、學術流派紛雜的情況下，要確立儒學的主體性。

三是儒學復興的過程中，要確立儒者的道德人格主體性。

這三重性是環環相扣的。現在，我以儒者的主體性從小而大，由內而外，層層推展來說明。進入21世紀，儒學復興日益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乃至社會運動。儒學已經不再是學院里專家、教授、學者們的事業，儒學日益成為社會不同層面凝聚和向心，達致共識的一項事業，社會上各行各業正在不斷出現諸多儒者。之所以稱他們為儒者就是因為他們除了學理的掌握、探研之外，更有價值的承擔，儒家的實踐。在這種情況下，儒者的道德人格問題開始成為另人關注的根本性問題。如果一個人基本的道德人格不能確立，那么就很難說他是真正的“儒者”，也很難說是什么“儒學大師”，新儒家等等。鄭家棟現象就是典型的例子。鄭在文章和演講中不至一次地宣稱儒學不再是生命的學問，不再是實踐的事業，今天是一個沒有圣賢的時代，等等。這些觀點顯然是誤導人的，是有害于儒學復興事業的。

在當前這種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人心墮落，社會離析，違法犯罪司空見慣的狀況下，儒者以其道德人格成就一個個實實在在的文化生命，才能通過承擔儒家的事業來擔當中國文化的事業，以個人的文化生命來成就民族的文化生命。

儒者的主體性我想可以有以下幾點：

第一，不隨波逐流，不朝三暮四的獨立個性。

第二，對歷史反思，對實現批判的理性超越意識。

第三，心為主宰，以心守道，心統性情的健全人格。

第四，篤實克己，自覺自警的心性修養。

第五，下學上達，經世致用的學術傾向。

以這樣有主體性的儒者推動儒家復興的事業，才有可能完成學者們預測的儒學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構。儒學第三或第四期的建構才有可能真正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說到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大家都感覺和認識到近代以來的一直面臨著絕學道喪，禮崩樂壞的文化危機，西化的過程在全方位的進行，現在連農村已經被納入了這一歷史進程。所以，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確立就是挽救自己的不被外來文化同化而找到自我發展方向的必要環節。

在確立儒學主體性的基礎上，再對道、佛、伊、耶等宗教進行兼容、消化。在中國歷史上，已經比較成功地兼容、消化了道教和佛教，構成了儒學居中制衡的結構，但是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需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也是很早就進入中國的，其中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融會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就是中國回族以及中國伊斯蘭教的形成。7世紀中葉伊斯蘭教開始由阿拉伯傳入中國，經過長期的傳播、發展和演變而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唐、宋、元三個朝代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時期，迄止明代，中國先后有回、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塔吉克、塔塔爾、東鄉、撒拉、保安等10個少數民族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對各穆斯林民族的歷史文化、倫理道德、生活方式和習俗產生了深刻影響。伊斯蘭教與中國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進行交流、融會，成為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教的歷史經驗，并認為這些歷史經驗可以為中國文化、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偉大復興和走向現代化，為當代世界文明多元共存，和平發展提供借鑒。但是，在中國境內，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還有很多，他們遠離中國文化發展的中心，明清之后由于中國文化的衰微，與中國文化的融合還遠遠沒有完成，這也就是東突問題的歷史文化根源。至于基督教，唐代就有屬于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景教傳入，后來在漢文化圈的流傳中斷。元代隨著蒙古人入主中原，基督教再次來到中國，而這時被稱為“也里可溫教”，后來又隨著元朝的滅亡在中國銷聲匿跡。明末，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叩開中國大門，上帝再次來到華夏神州。一開始由于利馬竇執行了低調進入，并與中國文化融會的路線，傳教相當成功。但是，后來羅馬教會反對中國人敬天法祖，崇拜孔子，導致了禮儀之爭，又中斷了傳播。近代基督教追隨殖民者的腳步，大踏步地進入中國，對中國文化造成了全面的沖擊，甚至帶來了巨大的禍害和災難。以儒學對基督教的融化、吸收還差的很遠。

儒學除了以其宗教性層面兼容、消化諸多宗教以外，對于多元的世俗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政治法律制度、經濟制度，如民主、自由、人權、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等，都應該以其主導的立足人道，注重社會，兼顧天道、地道的思路兼容、消化，同時構建起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

這可能需要我們幾代人的扎實、艱苦的努力。讓我們為這樣的宏偉目標而奮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