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價值的層次 人類歷史是在不同地域由分散的種族發展起來的，已經形成頗不一致而又各放異彩的民族文化。每個民族的文化，便是該民族生于斯長于斯的安身立命的家園。文化價值有層次，處于底層的是制度價值，它體現社會的制度安排，包括生產方式、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處于高層的是精神價值，它體現社會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風俗儀禮之類。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民族的文化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因此其制度價值與精神價值是融然無間的整體，不可須臾分離。然而制度價值與文化價值的性質不同，或者說，制度與精神文化的生成原理與社會功能不同（請參閱拙文《文化守成與制度更新》），在此意義上，二者又是可分的。制度是程序化的社會安排，在人的控制之內，因此可以在短期內改變；而精神文化是生活方式、語言方式和信仰、信念、心理結構的復雜構成物，不是程序化的過程，其必要充足條件多為未知，不在人的控制之內，因而不可能在短期內改革，只能任其在歷史中自然演化。制度則不然。由于制度是人的意志的選擇和社會程序的構建，因此只要社會的權力部門得到輿論支持，便可以通過修訂法律等方式，在短期內變更制度。我們可以在一代人之內看到一些國家的制度變更，而其精神文化依然如故。比如，德國在幾十年之內由法西斯制度、共產主義制度（東部）變為民主憲政。日本由軍國主義制度變為民主憲政。不少發展中國家皆有類似的制度變更，而文化傳統不變。這類歷史經驗說明，不同的制度可以適應同一文化體系；制度經過合理的社會選擇可以在短期內變更，而精神文化則只能任其自然演化。

二、文化與制度的功能不同 文化的功能是安身立命。一種文化體系的生活方式、語言習慣、風俗信仰在一代一代人的繁衍中傳習下來，人們生于斯長于斯，安于祖祖輩輩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便是民族的精神家園。語言的形式，交流的方式，生活的趣味，美學的偏嗜，飲食的好惡，居室的習性，園林的格局，景觀的構造，以至與自然接觸和對話的式樣，凡此皆已深深植入人們的記憶和潛意識。自以為忘記或丟棄，卻不知在什么時候涌上心頭，成為情感的沖動。歷史上頗有驚心動魄的實例可資借鑒。滿清入關強迫漢人剃發留辮，是靠了屠城，即婦幼無存的持續大屠殺。表面鎮壓下去了，但有清一代的民間起義總是忘不了強迫剃發之恥，太平天國特別以“長毛（留發）”為標志。直到孫文革命仍以“驅除韃虜”為號召。武昌起義成功之后，國人的第一行動就是剪掉這根滿清的辮子。民國二十六年鹿鐘麟帶兵驅逐溥儀出宮時，據說還對小朝廷重提“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恥。此種血淋淋的慘痛教訓使我們深信，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是多么神圣不可侵犯，多么深植于人的血液，表面忘記的傳統習性一旦由潛意識涌上來可以成為多么強烈的沖動，文革之類的強迫“移風易俗”是多么愚昧的倒行逆施。傳統文化就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決不能因現有體制對人的壓抑，而回過頭來痛斥傳統文化，仿佛我們的傳統一無是處。在緊要關頭，需要以清醒的理智區分精神文化與制度之不同功能。文化的功能是安身立命，即安于世代延續下來的民族生活方式。制度的功能是權利和利益的安排，社會資源的配置。諸如是否建立了基本正義而有效的法律程序，私人合法財產是否受到有效的保護，公民義務教育是否真正免費和保證高質量，全體公民是否享受高效的醫療和社會保障，社會是否提供充分的就業機會，每個公民是否享有充分表達和參與的權利等等，這些皆是關乎每個人切身利益的生死攸關之事，但與宗教信仰、飲食習慣、生活趣味、儀禮風俗等毫不相關。制度的變革并不影響生活方式及其文化體系，上述德、日等國的實例足以證明這個原理。這說明什么呢？這說明，如果有一種合理的普世的制度價值，它可以適應任何文化體系。

三、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 什么是普世的制度價值呢？就是必然成為一切制度選擇的基礎的那個價值取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證明普世價值的存在。通常的方式是證明，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價值，便是普世價值。這須先證明人性是什么，其根本需要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請參閱拙文《自由意志》）。這里提出一個更為簡潔而直截了當的證明，就是一切制度選擇的必然前提，即普世價值。無論什么制度選擇或制度建設，必然滿足一個前提條件，否則不可能進行任何的制度選擇或建設。這就是制度選擇的必要條件。它是什么呢？就是選擇的自由。假使沒有選擇的自由，根本不可能進行選擇。比如說，希特勒上臺，選擇和實行法西斯制度，假使人的心智結構中以及社會的行動空間中沒有選擇的自由，則不可能實行法西斯制度。同理，打倒希特勒政權以后，假使沒有選擇的自由，則西德不可能建立民主憲政，東德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制度。其他可以類推。任何制度的建立，必然以選擇的自由為前提。否則人類社會的制度只能由上帝或太空超人來設計實行。但我們無法證明在人類歷史中存在這種超自然的設置制度的力量。因此一切人類制度皆是人類社會的選擇。而一切制度的選擇必然有選擇的自由。故選擇的自由就是普世的制度價值。

四、自由價值的深刻內涵 既然自由選擇是普世價值，也就當然適用于中國文化，包括其傳統。自由價值在任何文化體系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基礎的維持和運作的催化，絲毫不影響該系統的固有特色和特定類型。這里根本不存在所謂“全盤西化”的困擾。處于特定文化體系中的人，越是自覺意識到自由價值，越有可能引導其文化體系的順暢發展和演化。自由選擇作為一種價值取向，一旦為人理解和信奉，則激發人固有的主體意識，深信我有權利和能力在尊重他人同等權利的前提下設計我的人生，追求我天性中向往的幸福或其他理想。可以想象，如果一個社會中的每個人自覺地，甚至意氣風發地發揮其生命的最大潛能，這個社會的能量和創造性是多么巨大。所謂追求幸福，不可能僅僅是飯來伸手，茶來張口，坐享其成，而是努力奮斗以創造幸福的條件，因為幸福的目標是我設計的，是社會允許乃至鼓勵的，我何樂不為呢？幸福并不是單純的結果，而是一個生命過程，那種終其一生進行自我創造和愛的心靈交流同時奉獻于社會，由此而來的恒常刺激和興奮才是真正的幸福。這樣的社會，豈是那種壓抑人管制人由政府或偉人或圣人代理人牽引人推動人的極權社會所能比擬于萬一？當然世上沒有這么理想的自由社會，但只要執政者和立法者在原則上承認自由是根本價值，輿論傾向自由價值，社會容許自由言論和批評，社會的制度設計和運作朝著自由的方向努力，那么個人發揮主動性的社會空間便會大大擴展，人的潛能便會開始涌現，人便覺得大有希望，社會格局就不同了。人與木偶或石頭的不同，就在于人有自由意志。你只要想讓一個人動起來，非得通過他的自由意志不可。即使把他變成一個奴隸，也得通過他的自由意志，他甘心為奴才行。但這樣做需要持續而巨大的社會壓力，開動全部社會的高壓機器，付出無法計量的社會成本，甚至需要血流漂杵的大屠殺，才能暫時達到目的。而得到的只是木然楞然踢一下動一下的“社會勞動力”。這樣的社會能發達么？不僅如此。奴隸奴才總是一些心理變態的心懷怨恨的人，稍有機會便會陰謀破壞。歷史上的宦官、奴才、佞臣，有幾個良善之輩？受壓迫的農奴和一切被侮辱被損害的底層，何曾停止過暴動和破壞？于此可知，凡是被動被壓被改造被代理被當作工具使用的人，都是靠不住的危險的社會因素。只有主動自覺有談判能力和博弈能力的契約主體，才是靠得住的能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這便引出自由價值在社會學、心理學、倫理學、認識論方面的邏輯后承。只有自由的人，才是社會的能動力量和創造主體，才有豁然開朗的健康心理，才是負責任的道德主體。同時，由于自由選擇的條件是客觀和主觀的諸多可能性，因此負責選擇的主體懂得必須慎重權衡各種可能條件，以及深入研究這些條件的性質和后承，這就是何以自由社會的知識和科學特別發達的緣故。自由總是有限度的，必須以他人的自由權利為限度，一個人有多大的自由便有多大的尊重他人自由的責任；而且自由選擇只能在可能條件之內進行選擇（特定社會在特定時期的選擇空間，需要具體分析，不在本文話題之內，這里只探討基本原理）。但對他人權利的理解以及對可能條件的權衡、研究、選擇，仍然是自由選擇，仍然以自由為基礎。這就是自由價值之為根本價值和普世價值的理由。最后，自由價值是不是絕對不與任何價值沖突呢？并非如此。否則不會發生美國內戰和反法西斯戰爭了。在原則上禁止他人的自由選擇（而不是在具體選擇空間上有所爭論），尤其是動用政權暴力來鎮壓人民的自由選擇，這也是一種價值選擇（即選擇了反自由），它與自由價值針鋒相對，水火不容，二者的斗爭乃是近代人類歷史上的一大推動力。值得注意的是，鎮壓自由價值的人的價值選擇也是以自由選擇為必要條件的，因此他鎮壓別人的自由其實是在鎮壓他自己的行為之基礎。這使他的鎮壓行為自內部瓦解，因此這種人在歷史上必敗。

五、自由價值與中國文化 既然普世價值不但不會干擾中國固有的文化體系，反而會激發中國人在祖國文化框架之內進行建樹和創造的潛能，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承認普世的自由價值，并且在祖國的傳統中發掘自由價值呢？難道我國絢麗多姿的悠久傳統之中就沒有人類的普世價值么？這里僅提出幾個啟發性的問題。（一）在私人信仰方面中國從來是多元自由的社會，基本上沒有過宗教迫害和血腥的宗教戰爭。這顯示中國文化價值中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