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林語堂中國文化觀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語絲”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解構，“論語”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重構，以及海外跨文化傳播中國文化過程中中國智慧觀的最終建構等三個階段。林語堂認識到：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義；中國文化成熟的標志為幽默智慧的產生；中國文化的最終標準是生活的藝術與近情精神。這種文化觀超越了時代的局限，也使其跨文化傳播中國智慧的理想得以實現。

論文關鍵詞：林語堂；中國文化觀；建構與超越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將古老的中華帝國從沉睡中驚醒，千年帝國固有的治亂循環的邏輯突然被完全打破，從此便開始了“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傳統文化也第一次遭到異域文化的挑戰，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中西文化的碰撞與沖突使得自古以來有著憂患意識的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開始思考中國文化的出路。從最初的“夷夏之辨”，“中體西用”之論、到后來的“中西調和”、“全盤西化”觀，直至上個世紀20年代前后，由于社會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逐漸釀成了一場波及全國思想界的東西文化大論戰，拉開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帷幕。正是在這樣一個“無人不論文化，無人不談中西”的歷史語境中，林語堂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與解讀。

一、“語絲”時期：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解構

“語絲”時期是指林語堂作為“語絲派”重要成員，與魯迅、周作人等并肩作戰的這段時間。林語堂最初在中國思想界發出聲音的時候，正值“東西文化問題的論爭”、“科學玄學論戰”烽煙再起，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等新文化運動主將接過了梁啟超、嚴復等人的啟蒙旗幟，發起了一場旨在以“科學”、“民主”替代封建綱常倫理的新文化運動。以近世西方思潮為標準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并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到人類的精神領域，一時間新文化運動的健將們抑中褒西，從傳統制度、倫理道德到方法論等領域徹底革舊立新，甚至不惜矯枉過正以消除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影響。這樣一股激情多于理性，變革壓倒一切的時代大潮將林語堂自然而然地也卷入其中。

1923年留學歸國后林語堂成為語絲派的一員，并從思考國民性開始對反思中國傳統。這一時期林語堂先后寫下的《論性急為中國人所惡》、《給玄同先生的信》、《薩天師語錄》、《祝土匪》、《論土氣與思想界之關系》、《討狗檄文》等一系列針砭時弊的文章，抨擊軍閥政府的專制統治，痛斥“甲寅派”與“現代評論派”文人，支持民眾與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對于中國文化而言，林語堂則是大力提倡“歐化”，反對“國粹”。

例如在致錢玄同的信中，林語堂痛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癥之針砭，則弟以為惟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而要做到“思想歐化精神歐化習慣歐化”，林語堂認為必須堅持根治民族劣根性的六項原則：“非中庸”，“非樂天知命”，“不讓主義”，“不悲觀”，“不怕洋習氣”，“必談政治”。㈨t索國民性，提倡“精神復興”成了“語絲”時期林語堂的一個基本命題。

《薩天師語錄》系列是林語堂這一時期向中國傳統文化發起挑戰的宣言書，也是他中國文化觀的具體體現。在《薩天師語錄(一)》林語堂又借薩天師之口，揭露了中國國民的劣根性，批判了當下中國社會中的丑惡現象，再次深刻反省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弊端：一是“馴服”，二乃“軟弱”，三為“老化”。《薩天師語錄(二)》則集中刻畫了中國文明空虛、膚淺、病態的特征?！端_天師語錄(三)》批評了當時流行的關于婦女解放的主張，肯定了“新時代女性”的要求。《薩天師語錄(四)》抨擊了中國儒家所鼓吹的“王道”以及“不念舊惡”等處世之道，《薩天師語錄(五)》揭露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最大特色“講究名正言順、分定位安”與最終基礎“傳家的秘寶——正名哲學”?！端_天師語錄(六)》嘲諷了“杏眼圣人”孔子“顙額的用處是磕頭，足膝的用處是膜拜，喉舌的用處是要學喚主人，眼淚的用處是要泣謝天恩”一類的說教。這樣，林語堂對國民性弱點、對民族精神的負面性、對傳統文化的弊端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批判與解構，通過宏觀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判，清晰地表明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徹底改造國民性的強烈愿望。

二、“論語”階段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重構

大革命失敗后，林語堂于1927年9月輾轉來到上海，開始了他自稱為大荒中“寂寞的孤游”，并先后創辦了《論語》、《人間世》、《宇宙風》，進入了他創作的“論語”時期。林語堂一改“語絲”時期的“浮躁凌厲”和“鋒芒畢露”，開始提倡和追求“幽默”、“閑適”、“性靈”。特別是1929年《新的文評》及《美學：表現的科學》的翻譯，使林語堂進一步了解了西方表現主義美學體系，克羅齊“藝術即表現即直覺”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于是現代西方的表現主義美學理論和林語堂此時極力推崇的中國的性靈文學的會通，使得他對中國文學和文化開始有了重新的認識。正如殷國明所言：對林語堂來說，克羅齊的思想無疑開通了另一條思路，這不僅表現在個性意識方面的共鳴，而且啟動了他對東西方文化的新的互補性思考?？肆_齊不僅加強了他自己的文學見解，而且加深了他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認同。脅的確，林語堂從克羅齊的“表現說”中，不僅吸收了西方文藝美學的長處，而且也意識到了它的弊端，并開始注意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藝術底蘊對整個人類精神發展的價值和意義。自此，林語堂的思考越來越傾向于在東西方文化比較的基礎上，用東西方互補的眼光來重新審視和解讀中國文化，形成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獨特理解，構建起了他獨特的中國文化觀。

1．中國文化的精神：人文主義。

1932春在牛津大學和平會的演講《中國文化之精神》可謂林語堂這一時期的文化宣言。

林語堂首先強調：“中國民族為最近人情之民族，中國哲學為最近人情之哲學”，具體說來，“中國民族之特征，在于執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虛理想。中國民族，頗似女性，腳踏實地，善謀自存，好講情理，而惡極端理論，凡事只憑天機本能，糊涂了事。”同時，林語堂從“劣的方面”、“優的方面”、“中立的方面”三個維度對其一一予以分析并總結到：

在這些叢雜的民性及文化特征之下，我們將何以發現此文化之精神，可以貫穿一切，助我們了解此民性之來源及文化精英所寄托?我想最簡便的解釋在于中國的人文主義．因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就是此人文主義的精神。

接下來，林語堂繼續解讀了中國的人文主義及其目標。由此，林語堂便抓住他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精神要義——人文主義精神：中國人的“人生目的與真義在于享受淳樸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快樂”且為“人生追求幸福之目標”，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或稱“庸見的崇拜”。此后不久，林語堂便從“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出發，找到了中西文化的共通之處，即相同的文化價值關照客體——人，這是所有人類文化的共同指歸。自此，林語堂始終堅持他的“人文主義精神”，直至后來提倡以東方文化中的人文主義來拯救工業社會中物質主義泛濫所帶來的極端危害。從“中國的人文主義精神”出發，林語堂拋棄了往日的激進，開始理智、客觀地評價中西方文化。

2．中國文化成熟的標志：幽默智慧。

1934年林語堂在《論語》上連續發表長文《論幽默》探討中國幽默文化的傳統問題。文中認為：“幽默本是人生的—部分，一個國家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時，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边@里，林語堂深信，幽默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文化成熟的標志和智慧的結晶。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性靈的飛動，個性的伸張，導致了中國人幽默感的出現，接下來林語堂把幽默一直追溯到老莊，認為老莊是“中國之幽默始祖”，而孔子也是“近于真正幽默態度”。

經過一番探討后，林語堂不但發現了中國文化有幽默，而且理出了一條較清晰的發展線索。正如有學者說，“從傳統美學和現代美學的關系來看，林語堂的幽默論最能體現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理解。林氏所倡的幽默之說，并不是簡單地出于文人意氣與一時的標新立異，而是建立在他對于中國文化的深層觀察和思考之上。”林語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幽默的根源，在“性靈文學”的基礎上，他為幽默找到了源頭。

林語堂把幽默看作是一種文化心理，并從兼容東西方文化的角度，把幽默分為兩個層面，一種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另一種便是對人生態度的認同，是一種凝聚著高級智慧與人生自覺意識之上的幽默。林語堂認為最上乘的幽默表示的是麥烈蒂斯所謂的“心靈的光輝和智慧的豐富”，是“會心的微笑”。這種智慧不是技術意義上的智慧，而是基于對人生體認上的智慧。 《論東西文化的幽默》一文，則集中體現了林語堂成熟的幽默觀。這篇文章中，林語堂打破了幽默的民族界限，突出幽默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是人類心靈開放的花朵”，“是文明的一項特殊賜予”后來林語堂提倡用幽默去挽救世界和平，“派遣五六個世界上最優秀的幽默家，去參加一個國際會，給予他們全權代表的權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闭w現了他對人類幽默共性的洞見。

可以說，林語堂畢生全力倡導幽默正是有感于“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庇纱丝梢?，林語堂的幽默不但是他的文學觀，更是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

3．中國文化的最終標準：生活的藝術與近情精神。

論語時期，林語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日趨客觀、理性與成熟?！墩勚形魑幕贰拿鞔_地表達了林語堂的文化觀：“常人談文化總是貪高騖遠，搬弄名詞，空空洞洞，不著邊際，如此是談不到人生的，談不到人生便也談不到文化”，而中國文化的特征則是“以人為一切學問的中心”，“把東西文化都放在人生的天平上一稱，才稍有憑準?！边笾螅凇墩劼萁z釘》、《再談螺絲釘》、《二談螺絲釘》和《四談螺絲釘》，林語堂借柳先生、柳夫人之口再次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獨到見解：“文化最后的標準，是看他教人在世上活的痛快不痛快?；畹酿釠Q便是文化好，活的不痛快，便是文化不好?！倍鴸|西文化間有了這種共同的標準，就不會“因理不明，見不達，或由言語文字之障蔽，遂致不能相通”，“不復為表面上習俗不同所蔽圍”。

林語堂始終認為中國文化的理想是“近情”精神，并把近情作為人類文化的最高標準：“近情精神實在是人類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實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養的人?！薄叭诵曰乃枷肫鋵嵳f是近情的思想，而近情精神乃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和她的最好的方面?！睋Q言之，近情精神就是指常識或“庸見”，與邏輯相對立，“對付此等學理上的邏輯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劑”。這里，林語堂把近情作為一種消除西方走向極端的邏輯思維和抵抗泛濫的物質主義的重要方法?！拔覀內缦氚盐鞣秸軐W變成近于人情，則我們必須先將西方邏輯變成為近于人情。我們需回到一種對現實和生活，尤其是對于人性，急于接觸的思想方式，而不單是求得不錯，合于邏輯，和沒有不符之處便算完事。”

這也是林語堂不久后海外系列著譯的重要創作動因。林語堂以“近情”為理想和目標，用藝術化的眼光審視日常生活和人的生存狀態，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東方和西方架起了生活藝術的橋梁，從而突破了文化表層的二元對立，超越了不同種群人性的桎梏和藩籬，成功實現了中西文化的會通。

三、海外時期：中國智慧的跨文化傳播

從1936年起，林語堂開始了他海外創作和傳播中國文化之旅，同時也是他深入認識和完整闡釋中國文化的過程。從成名作《吾國與吾民》(1935)到代表作《生活的藝術》(1937)、《孔子的智慧》(1938)、《中國印度之智慧》(1942)(老子的智慧》(1948)、直到后來的《美國的智慧》(1950)，林語堂系統、全面地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并形成了他較為成熟的中國智慧觀。其間，《京華煙云》(1938)《風聲鶴唳》(1941)《朱門》(1953)(唐人街》(1948)(奇島》(1955)(紅牡丹》(1961)《賴柏英》(1963)等多部小說，《蘇東坡傳》(1947)《武則天傳》(1957)《從異教徒到基督徒》(1959)等多部傳記，《諷頌集》(1940)(啼笑皆非》(1943)(中國的生活》(1959)(不羈》(1962)等多部散文、雜文集，以及《浮生六記》(1939)《冥廖子游》(1940)(寡婦、尼姑與歌妓：英譯三篇小說集》(1951)《英譯重編傳奇小說》(1952)《帝國京華》(1961)等多部譯著，立體、多維地展示了林語堂眼中中國人生活的藝術與人生的智慧，同時也全面、系統地展示了林語堂的中國文化觀，特別是他的中國智慧觀，從而實現了林語堂“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文化理想，尤其是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世界，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與強烈的震動，被譽為集東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

林語堂筆下的中國智慧，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以審美的眼光和藝術的態度去使生活藝術化，“把一切知識人性化”，排除一切邏輯的、理性哲學的困惑，主張以人類為中心，以彌補大工業生產所帶來的物質主義泛濫背景下的工具理性的缺失。這既是對實證邏輯極端的反撥，又使得人們重新回歸到人類文化終極問題的思索。林語堂清醒地意識到，“一個機械化的心產生一個機械化的世界”，西方科學主義給人類精神生活帶來的彷徨與無奈，因而提倡以東方文化中的人文主義與“生活的藝術”，以拯救工業社會中人類被強權和科學理性所奴役的靈魂，使人的自由理想得到實現。林語堂分別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話等層面批判了西方的科學主義和極端的邏輯。在他看來，走出這種誤區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的精神，以常識、“庸見”來取代理論和邏輯，最終解構物質主義得以生長的心理基礎與文化源頭，從而使中國文化最終走向世界，實現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會通。

林語堂從道家文化為出發，融性靈、幽默、閑適為一體，熔東西文化為一爐，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個性化與藝術化的詩意解讀，架設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為東西文化的溝通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成功的闡釋。正如余英時所言，無論我們是否同意他的中國文化觀，我們都不能不承認林語堂在英文著作中所講的正是他一貫相信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