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孤獨 文化 獨立 自由

論文摘要:作為中國文化的“托命之人”，陳寅格先生的文化態度與思想精神是一種學術態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樣一個社會、政治、文化大轉型的時代里，他選擇遠離政治權力風暴的中心，孤獨地徜徉在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文化長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間，窺測貫注于其間的生命律動。先生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體現著一種更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沉重的文化承載;先生的學術經歷與人生磨難，曲折地呈現給學人的是一望無際、郁郁蔥蔥的精神森林。

雨果說:“孤獨使人明白，使人燃燒，并把人引向偉大的熱忱，用千種燦爛，用萬種奇妙，慢慢造就一個人的靈魂。”陳寅格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孤獨的漫步者。在那樣一個社會、政治、文化大轉型的時代里，他目睹并親歷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五四”浪潮、抗日戰爭、“文革”等的洗禮，無法不感受到近代中國屢遭外侮，有清中興一代已成殘跡的哀感，更切膚體會到社會紛亂變異下文化與社會風習的分崩離析。故此，他選擇遠離政治權力風暴的中心，游學海外，博聞強識，設杏壇執教鞭，“續命河汾”，獨自徜徉在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文化長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間，窺測貫注于其間的生命律動。“他眼中的歷史，充斥著興亡盛衰的痛感;他視覺中的文化，緊緊扣著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這一主旨。

祖父的壯志難酬，父親的含悲而逝，兄長的命賽早瘍，三位先生至親至愛之人的相繼離去，夢般消逝的世家繁華，已使他對生命的感悟中蒙上一層怨苦意識，心靈敏感、纖細、寂寞。加之王國維的自沉與臨終“文化托命”，先生在這個世界上愈顯形單影只，愈知落在他肩上的責任之重大。他更進一步思索中國文化的本質和出路問題，陷人了一種兩難境地。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先生心中，交織著理智與情感的糾葛，理智上他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隨風逝去，走向歇絕的歷史命運，但情感上卻無法擺脫對此文化的深深眷戀。對先生而言，做全面繼承文化傳統的“國粹派”很難，但要他做全面拋棄傳統文化的“西方論者”也不易。于是，他不得不選擇第三條道路:既要維護傳統文化的內核和民族性，又能實現其蛻變與飛躍，以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文化重建之路。這種文化視角與那些“要摧毀、清算舊世界”者或“抱殘守缺”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比起前者，它多了一種文化意義上的寬容;比起后者，又多了一種放眼看世界的文化心理磨礪。

窮其一生，先生無不在以近代的理性精神，探索和闡釋傳統文化，乃至其生命的深處無不氮氯彌漫著傳統文化的意緒與精神。在他看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他畢生崇尚氣節，貶斥義利，推揚宋賢，以士的精神自持。學術活動中，也始終洋溢著“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命熱情，并以弘揚民族優秀文化、期待“終必復振”為宗旨。為了這個目標，他堅持著文人的操守，百折不撓，始終不渝，在以維系民族文化命脈為己任的同時，亦汲取西方啟蒙時期以來知識分子所高揚的學術獨立的自由精神，倡言“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侄桔，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用生命呵護心靈中這片學術的凈土，維護學術的尊嚴。

在時世的動蕩中，在積極人世和消極遁世之間，先生選擇的是以學術為安身立命之本，在學術中尋找自我、確立自我的價值。選擇了“邊緣”與“流浪”，也就選擇了寂寞與痛苦，陪伴他的，只有無盡的長夜和青燈下的孤寂。

一、清華園的寂寞與苦心

文化的秘密從根本上說是語言的秘密，文化密碼的破解也主要取決于語言密碼的破解。秉承這樣的一種理念，先生歐游十三載，學習梵文、希伯來文等22種語言，帶回西人之蓬勃發展的東方學，欲在人才濟濟的水木清華中，傾其滿腹于孜孜學子們。

講學4年間，隨先生專修的弟子寥寥可數，卻因其繁復的考據、細密的分析被學生垢病:使人昏昏欲睡，興味索然。先生所講年代學(歷法)、邊疆民族歷史語言(蒙文、藏文)以及西夏文、梵文的研究，冷僻之外，對學生的語言能力的要求也頗高，故少有人能接受。

面對著西人之東方學蓬勃發展與國人在該領域中的毫無建樹，焦慮之情充溢于當時的許多學者的心間。先生面臨著這種令人尷尬的學術情形，也大發感慨:“敦煌者，我國學術之傷心史也。”“自發現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帶諸君洗斯恥。

對這種東方學研究落后的學術狀況的焦慮，事實上隱含著先生對中國學術獨立乃至民族精神獨立之企盼。歷史之責任與國家興亡之命運緊密相連。他不但要通過求證史實積極尋找濟世良藥，而且還要把這種意識傳達給后學，激勵他們以積極的態度研究歷史。可是天不遂人愿，面對充滿求知欲但大腦中對老師所講內容又是“空空如也”的學生，焦慮之余，卻又無可奈何。

先生曾反復說:“對于古人之學說，應具了解之同情。……必須具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懸想當時的寂寞情形和壓在先生心頭的職責感，我們就能真切地理解那回蕩在清華園上空近乎“獨語”的講課聲中所包含著的一個學者的學術堅守、學術期望和學術苦心。

1932年夏，先生又一次將自己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時值清華大學中文系招收新生，先生應系主任之邀出考題，因先生一家準備第二天前往北戴河休養，“遂匆匆草就普通國文試題”，即作文題《夢游清華園記》以及對對子—“孫行者”、“少小離家老大回”。試后，對僅占10%分值的“對對子”一題，立刻引發社會上的廣泛爭鳴，討伐聲頓時風起云涌，多數以為這是舊學的看家本領在向新文化挑戰，只有微弱的贊同之音淹沒無聲。 嗚呼!先生之良苦用心何人能解?“所對不逾十字，已能表現中國語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與高中卒業應備之國文識相關者，亦有漢語漢文特殊優點之所在。”此種方法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中國傳統語文的真正特色，更看出跟印歐語系區別具體之處。先生關注的是漢語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對民族傳統語文充滿自信，他要矯正的可是當時普遍存在的盲目西化問題。

先生不是主動人世的人，一直自覺保持一種恬淡自安的個人風格，埋頭于學術研究。出試題本身也是受人之請，整件事極具偶然性。然而就是這一偶然事件令一個學術人格突然介人到公共生活中，成為決定許多考生升學命運的人。對于那些和此事相關或關注此事的人來說，這一出場就給公眾一個不小的刺激，成為風口浪尖的眾矢之的。

韋伯說:“在學術領域中，只有純粹獻身于事業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先生應該是最鮮明地體現了這一意義上的學術“人格”，甚至可以說是樹立了學術人格的高標。堅守學術人格者，必然有對學術倫理的高度遵循。學術倫理要求以求真為目的，為了避免主觀態度介人常追求一種“價值無涉”的倫理標準，并不在意外在的價值判斷。而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受到社會倫理有形和無形的制約，以鮮明的價值觀為判斷標準，以“進步”和“落后”為標簽。在這個領域有激烈的價值觀的沖突和對抗，順應時代潮流的被認定為“進步”，和時代潮流有抵觸的往往被貼上“頑固”或“倒退”的標簽。在現實生活中，具有學術人格的人往往與社會生活疏離，具有充分學術人格的人對社會生活的疏離也會更遠。

所以，先生常常感覺到與社會生活的隔閡，他在給唐長孺的一封信里說自己“以閉門造車之學不希強合于當世”。，堅持自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精深的學術研究實際上使他與現實生活拉開了距離，以學術的態度對待依然緊張對壘中的文白之爭，其本質上還是學術人格與現實生活所遵循的社會倫理格格不人。無奈“眾人皆醉我獨醒”，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時間來沖淡一切。

二、頌紅妝的移情與慨嘆

對于那些從舊時代走過來的學者，都經歷了建國后一系列運動的批判與沖測:從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學思想及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體系，到1957年反右和“興無滅資”，其間亦加上整改、“雙反運動”、“紅專大辯論”、“厚今薄古”運動、“雙改”等一系列的運動。先生也未能幸免，大字報來勢兇猛、用詞激烈:“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威”，“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等，先生的學術被稱為“資產階級偽科學”。呵護文化的苦心不被理解，凝聚心血的學術被批得一錢不值，先生對現實絕望了。孤寂也就成了他晚年詠嘆的主調:“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心靈之苦與失明、胺足所帶來的身體之苦交織，身心的痛楚時時嚙咬著他的內心，撥動他富于詩人氣質的敏感的心弦。然而苦澀的生命終需有幾許光明的寄托，“頌紅妝”成為先生用以忘卻現實身心痛苦、寄予人生的慨嘆。“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他停止了授課，埋首于著述。

先生把自己內心的情感傾注在柳如是的身上，她的身世和生命浮沉，尤其是她那令人憐惜的才華，遭逢時代的轉型，那種花開花落的無可奈何，那種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無力感，那種美好的一切一點點被碾成童粉的傷心·····一代學人感慨的豈是一個幾百年前的弱女子，分明也是他的夫子自道—一個文人，哪怕有天縱之才，有滿腹經綸，也擋不住時代方向的轉換。他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識的探索是無窮無盡的，他有著強烈的身世之感，敏感地呼吸到了綿延幾千年的文化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他是這種文化的托命之人。于是，他在歷史與文學研究中尋找社會變遷的軌跡，在舊體詩中感懷人生，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他內心深處有著揮之不去的力量:不是一個學人的學問、才氣，而是硬朗的人格底氣，是追求知識的自由、對學術獨立性的捍衛，他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守護這樣的自由精神和獨立意志。

先生有著構建歷史巨廈的渴望，他期望能寫出恢宏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但在晚年那樣的文化氛圍下，又兼雙目失明，他只能用心靈去感悟歷史了。先生留給世間最重要的也不是他的學術成就，不是那些有形的文字著述，而是無形的人格遺產，是一個人傲然獨立的精神風貌，那才是他穿越時空的力量所在。

作為中國文化的“托命之人”，陳寅格先生的文化態度與思想精神也是一種學術態度和思想精神，就像血液一樣流貫于他的全部著述之中。這就決定了他的歷史研究事實上也就是文化研究。不僅其史詩互證著作如《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如此，而且其純史學著作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同樣如此。他不朦成為一個單純的考據學家，也不滿足于僅限于歷史領域的史學研究。他所努力追求的是要超越前人，為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理清脈絡，為中國文化的未來指明方向。先生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體現著一種更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沉重的文化承載;先生的學術經歷與人生磨難，曲折地呈現給學人的是一望無際、郁郁蔥蔥的精神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