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華民族精神是遏制列強瓜分中國圖謀、推動先進中國人百折不撓尋找救國真理的強大動力。但民族精神本身并不能為近代中國指明應走的方向和道路，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傳統儒學同樣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傳統儒學及若干西方引進的資產階級思想，為中國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推動民族精神實現了開放性、革新性、科學性、主體性的現代重塑。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中國民族精神現代性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和十七大把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列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這是科學總結近現代歷史經驗作出的重要舉措，將對我國在全球化條件下堅持民族主體性，增強民族凝聚力，激發民族創造力，從而全面提升國家軟實力，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著重探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現代重塑的關系。

一、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傳統儒學

(一)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論體系為思想依托

鴉片戰爭后，滿清帝國在一次次城下之盟的屈辱中面臨被列強瓜分的窘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處于什么樣的時代方位?救亡圖存必須走什么樣的道路?依靠什么人才能走好這條路?中國人為此苦苦探索，其大體情況正如毛澤東總結的：“中國人沒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直到“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義無反顧地“走俄國人的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先進中國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才最終科學地回答了上述問題。這一過程雖為中國人耳熟能詳，但仍有若干相關問題值得深思。

1、要充分估計民族精神在近代中國所起的偉大作用。是什么力量驅使中國人百折不回地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毫無疑問，是民族文化中愛國愛民、大忠大義、獨任艱危、革故鼎新的精神——偉大的民族精神。為挽救民族危機，一批批先進的中國人正是在這種精神推動下，始終懷抱中華民族必勝必強的信念，不屈不撓追求新知、探索新路、外抗強敵、內謀自強。沒有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和擔當，沒有勇猛精進萬死不辭的拼命精神，中國很難逃脫被列強瓜分的命運；沒有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載物的品質，中國人也很難做到既堅持民族本位立場又傾心吸納外邦先進文明，并在學習、消化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實現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引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走向勝利。可以說，民族精神本身雖然不能為近代中國指明方向和道路，卻是遏制帝國主義列強瓜分、滅亡中國圖謀的偉大精神力量。

2、要注意民族精神與民族文化的區別和聯系。民族精神作為一種意識形式，主要表現為一種堅持國家和民族的主體地位，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社會進步、人民幸福無私奉獻的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兩個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概念。民族文化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定形態的思想理論體系；體現于思想理論體系和日常生活中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而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又有積極、消極兩個方面，民族精神一般指的是其積極方面。可見，民族文化包含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積極方面。不作這樣的區分可能產生兩種偏向：或在堅持民族精神時輕忽了對民族文化消極面的批判；或在批判民族文化的消極面時傷及民族精神。

3、民族精神以特定的理論體系為思想依托。由上可見，民族精神只是一種情感取向和精神品格，它本身并不是某種作為統治思想的理論體系或意識形態。但是，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文化的母體里成長的，一般來說，它又一定會選取某種理論體系作為思想依托。在中國封建社會，民族精神就是以儒家學說為思想依托的。而儒家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又是統治階級選定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的功用，一方面是論證封建統治的合法性，另一任務就是為社會提供共同理想、制度模式、道德規范、發展道路等等。因此，我們必須把民族精神和它所依托的理論體系之各不相同的功用作適當的區分：民族精神在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中主要起精神動力的作用；至于社會發展的方向道路、制度規范等，則是由作為意識形態的理論體系來負責的。所以，當時代發生重大變化、國家和民族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如果當時的意識形態理論未能與時俱進棄舊圖新，為社會找到新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依憑于它的民族精神也很可能找不到發揮作用的方向、途徑而陷于盲目性或非理性。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精神所遭遇到的就是這種情況。

(二)馬克思主義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論體系

傳統民族精神所依托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是“四書五經”所闡述的儒家學說。其主要內容在積極方面主要是：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民本主義的治國理念、修齊治平的德治取向、和平教化的民族政策、協和萬邦的外交理想等。但在被漢武帝選定為國家統治思想后其消極面也日益強化，如宣揚“君權神授”的皇權崇拜、認可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鼓吹“存天理、滅人欲”的反人性道德、停留于“嚴夷夏之防”的外交思維等。明代建立在資本主義萌芽和若干西方新知識基礎上的啟蒙思潮，又被清朝統治者嚴酷的思想專制所扼殺，以致中國人對外部世界茫然無知，更談不上對世界大勢的變遷有多少理性認識和應對之方。鴉片戰爭被迫打開國門之后陸續引進的若干“新學”，雖然曾被寄予厚望，卻因為“先生老是侵略學生”而一一陷于失敗。馬列主義不同于所有“新學”，它是把反映社會發展客觀規律之真理性與為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求解放的價值性完美結合的科學理論。資產階級“新學”只教給我們反封建，卻要求我們忍受殖民。只有馬列主義教給我們既要反封建更要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道理，徹底解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從此，“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馬克思主義成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靈魂，完全取代傳統儒學和各種“新學”而成為民族精神的堅強依托。

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民族精神的現代轉型

馬克思主義在與中國實際包括中國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把時代的最高思想成果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注入民族文化，徹底批判民族文化中封閉、狹隘、保守、落后、專制、奴化諸弊病和自發、樸素的局限性，重振民族文化中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并賦予其現代的主體意識和科學靈魂。

(一)徹底批判民族文化中的封閉性和狹隘性，重振民族精神中面向世界勇于吸納的優良傳統，賦予其現代世界意識而實現開放性重塑。

古代中國人并非不知域外也有悠久燦爛的文明。印度佛教中博大的救世情懷、宏闊的思想視野和縝密的思辨邏輯，曾令中國人擊節贊嘆而傾心學習，并在唐宋結出中國式佛教和程朱理學的碩果。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天主教思想和若干科學知識也經由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傳教士大批傳人中國，并與中國明代中葉資本主義萌芽刺激下的變革思潮有相當程度的結合。但明、清兩代統治者長期采取閉關鎖國的外交政策和血腥恐怖的文化專制，使國家體制和民族文化的開放性、進取性逐步窒息，封閉性、狹隘性日趨嚴重。鴉片戰爭后西方文化不斷傳人，傳統文化的封閉性和狹隘性逐漸被打破，但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理論無助于中國人正確認識時代變遷的本質和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更不能提供中國救亡圖存應走的道路。只有馬列主義才使中國人認識到，對超額利潤的貪婪追求會驅使資本主義以侵略者、殖民者和吸血鬼的姿態，以血與火摧垮任何國家和民族的壁壘。處于這樣的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為了戰勝這些以全球為剝削范圍的超級強盜，也必須具備全球視野和國際眼光，首先把自己組織起來，然后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奮斗，方能取得勝利。

(二)徹底批判民族文化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重振民族精神中剛健自強、日新又新的優良傳統，賦予其革除舊弊開創新局的銳氣而實現革新性重塑。

民族文化中本有自強不息的傳統，但長期的專制統治不斷摧殘其活力。清代思想鉗制尤為兇狠暴戾，啟蒙思潮的被扼殺、“避席畏談文字獄”情勢下考據學的畸形興盛，都使得“萬馬齊喑究可哀”成為必然。鴉片戰爭之后依次興起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民主革命，逐步打破了這種保守性和落后性，變革圖存成為時代的主流。但是這些運動所依憑的理論都未能正確揭示時代的本質和中國的特殊國情，因而相繼失敗。他們中許多叱詫風云的代表人物又令人嘆惜地變為保守派和時代落伍者。只有馬克思主義能夠賦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時代內容和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方向。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以巨大的勇氣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提出并實踐了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買辦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中國式革命道路，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在歷經艱苦的探索和曲折之后，中國共產黨人又以宏偉的氣魄推出改革開放的新政，提出并實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民族文化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實現了民族精神的革新性重塑。

(三)賦予民族精神以現代理性意識，克服其樸素性和盲目性，實現其科學性重塑。

傳統民族精神雖然是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卻仍然存在著樸素性和盲目性的局限。主要表現在：1、傳統的民族精神一直是與“華夷之辨”相聯系的，長期沒有形成“中華民族”的概念。鴉片戰爭之后，在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列強侵略過程中才逐漸形成“中華民族”的概念，覺悟到各族人民應該平等相待共同御侮的道理。2、不懂得“民族”、“國家”、“朝廷”是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本質，往往把“忠君”與“愛國”等同起來而未作合理的區分，以致“愚忠”之舉層出不窮。3、未能正確處理堅持民族立場抵抗列強侵略與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文明的關系，有的人甚至盲目排斥西方先進文明。近代以來，這些局限逐步有所克服，但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提高。馬克思主義的傳人才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次把唯物論和辯證法、自然觀和歷史觀有機結合起來，揭示了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它告訴我們：1、盡管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是歷史趨勢，但它以血腥的侵略掠奪來實現擴張卻是非正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爭則是正義的。2、資本主義殖民者與以前殖民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挾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來的，因此，在堅決抵抗其侵略掠奪的同時，又要不遺余力地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生產方式和其他文明成果。非如此不足以有效抵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奪。3、反對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掠奪，又要把西方各國大資產階級侵略集團同各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區別開來。我們不但不反對各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反而要同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大資產階級侵略集團。4、在反對西方殖民者的斗爭中，還要同世界各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正是有了這些進步，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做到既徹底批判全盤西化派的民族虛無主義，又完全掙脫義和團式的盲目排外，將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有機統一起來，從根本上克服其樸素性、盲目性局限而實現科學性重塑。

(四)賦予民族精神以現代主體意識，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和國民奴化心理，極大地提高了民族自立意識和必勝信念，使民族精神獲得現代主體性重塑。

傳統的民族精神十分重視“華夷之辨”，認為“中國”文化高于“四夷”，理應君臨天下；但一當“四夷”入主“中國”，如果他們服膺了“中國”文化，那也是可以接受的。這既顯示了民族精神包容寬厚的一面，又潛藏著一種華夏中心主義的文化心理。而鴉片戰爭后伴隨堅船利炮進人中國的卻是西方全方位的優勢：蓋世無雙的科學技術，勢不可擋的機器大生產，號稱自由平等的社會制度和異彩紛呈的思想文化。國難日亟，百事落后，變革、救亡之聲固然不絕于耳，認為中國已無可救藥，只能聽任列強瓜分的也大有人在。當此之時，最重要的并非救國之方，而是是否相信國仍可救、敢不敢去救、愿不愿“我以我血薦軒轅”。換言之，樹立民族主體意識才是第一位的問題。被引進中國的資產階級啟蒙學說傳播了反封建思想，但卻把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看成天經地義，認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們只有接受這種安排才是明智的。只有在馬列主義的思想框架下，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體性和道義合理性才得到科學的說明和有力的確證。資產階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只是其在國內剝削的更血腥的延伸，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外來殖民者和本國地主買辦階級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同宗主國工人階級的斗爭一樣，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客觀要求的正義之舉。在帝國主義殖民者面前，被壓迫民族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最需要的正是挺立民族主體性，義無反顧地發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且聯合宗主國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族共同奮斗，爭取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中國人民正是在馬克思主義“人們自己創造歷史”的理論指引下，徹底克服民族自卑感，樹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實現現代民族主體性重塑。

綜上所述，中華民族精神是遏制列強瓜分中國圖謀、推動先進中國人百折不撓尋找救國真理并最終服膺馬列主義的強大動力。但民族精神本身并不能為近代中國指明應走的方向和道路，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傳統儒學同樣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取代了民族精神所依托的傳統儒學及若干西方引進的資產階級思想，為中國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推動民族精神實現了開放性、革新性、科學性、主體性的現代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