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次重大的轉折，社會價值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主導價值觀在自身的邏輯嬗變中逐漸完善。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嬗變軌跡總的來說經歷了以下四個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之初的反思和調整，20世紀90年代的創新和變革，2000年以后的延伸、深化以及當前的重新整合和創新發展。

[關鍵詞]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嬗變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次重大的轉折，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而這些社會轉折的產生和成就的取得，與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嬗變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所謂主導價值觀，就是一個社會占主導或統治地位，對社會其他價值觀的發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引導和規范作用的價值觀。’主導價值觀通常是官方所倡導的價值觀，它在社會發展中具有價值導向作用，對鞏固統治階級的統治、凝聚社會各種不同的價值觀、維護社會穩定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綜觀改革開放30年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過四次主導價值觀的嬗變發展與社會轉折，從而標志了中國改革開放過程的四個階段。

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反思和調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開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中心議題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即由階級斗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而實現這一重大轉變的前奏，是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不少人并沒有真正從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左”傾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明確地提出了“兩個凡是”口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所捍衛的毛澤東的決定和指示，主要是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決定。這些理論和決定把毛澤東所追求的空想社會主義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也就是把意識形態作為評價一切事物的價值尺度，用意識形態來評判現實生活。顯而易見，中國社會要發展，就必須解放思想，破除“兩個凡是”，在思想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在這樣的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用“實踐”取代“兩個凡是”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破除迷信，振聾發聵。文章的發表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并很快演化為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解放運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思想文化領域的創新發展開辟了道路。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肯定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批判了“兩個凡是”，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這種思想上的解放，為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把人們的注意力由關注意識形態引向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這一重大變化決定了中國社會此后30年的基本發展方向。正是因為有了這一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變化，才有了隨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

二、“三個有利于"標準作為判斷是非的依據——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創新和變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里所說的實踐，由于工作重心的轉移，主要是指經濟建設的實踐。所謂實踐標準，其實質就是生產力標準。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之爭，實際上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價值標準，即意識形態標準和生產力標準的對立。改革開放，從根本上、總體上看，就是用發展生產力這一尺度去認識和評價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的一切方針、政策與觀念。

在一切變化中，價值尺度的變化最深刻、最根本。一旦價值尺度發生變化，人們對一切事物的認識和評價都必然改變。因此，在生產力標準指導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一場新的社會革命，它引發了思想觀念方面的激烈沖突。這些沖突集中表現為對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主義觀念的沖擊。實踐證明，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市場經濟是能夠比單一的計劃經濟更有效地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手段，中國在改革開放中不可避免地轉向了市場經濟。而當時，在許多思想比較僵化的人看來，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而計劃經濟則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標志。因此，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從原有的社會主義觀念，即意識形態標準看，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背離，是向資本主義的倒退；而以生產力標準看，則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在對改革開放一系列具體做法的認識上，黨內外產生了姓“資”還是姓“社”的激烈爭論。這一爭論嚴重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

在這一關鍵時刻，鄧小平提出了判斷姓“資”、姓“社”、判斷改革開放和其他各項工作成敗得失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他在1992年年初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姓“社”的問題。判斷一項政策姓“資”、姓“社”，應該主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是對生產力標準的肯定、完善和進一步發展。這一標準的提出，標志著生產力徹底取代了意識形態作為判斷是非的依據，中國人的價值標準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提出為改革開放真正掃清了障礙，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 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延伸和深化

“三個有利于”標準是針對經濟建設中的思想混亂提出的，主要是檢驗改革開放和其他各項工作的效果。但它的確立和由此而帶來的經濟領域的變化，不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超出經濟生活的領域，深入到上層建筑之中。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中國社會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這是一些新的社會階層，是改革開放中得到發展的新的生產力的主要代表。這些變化要求對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有新的認識。能否妥善處理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把一切積極因素充分調動和凝聚起來，關乎中國的社會穩定和整個改革開放事業的方向與命運。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日益迫切，改革必須進一步深化。這就要求“一定要適應實踐的發展，以實踐來檢驗一切，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概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現實社會在呼喚新的思想解放，呼喚理論的與時俱進。

這種新的思想解放和理論創新的集中體現，是江澤民同志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國共產黨一定要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黨建理論提出的，江澤民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依據概括為“兩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說黨從領導革命的黨轉變為領導建設的黨；第二個轉變是說黨從進行傳統建設的黨轉變為進行現代建設的黨。第一個轉變意味著黨的工作中心的轉移，第二個轉變意味著黨的執政環境的改變，以及由此決定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改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了又一個新的階段，上層建筑領域的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根據這一思想，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把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提，作為今后改革發展的新方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際上是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在上層建筑領域的延伸，是對鄧小平理論的深化和發展。如果說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是衡量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根本標準，那么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是衡量黨的執政能力和建設得失的根本標準，它是“三個有利于”標準在黨的領導問題上的科學運用和發展。

四、“以人為本"指導思想的確立——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的重新整合和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矛盾和問題，譬如，社會兩極分化日漸明顯，社會不公引人注目，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破壞，失業增加，人們在生活中失去穩定感、安全感。這些矛盾和問題的產生，與不科學的價值觀有密切的關系，傳統價值觀總體而言還是堅持以物為本，更關注的是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把發展等同于經濟增長。在這種發展價值尺度中，人僅僅被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手段，在經濟發展中只見“物”，不見“人”，人的價值和意義不被重視。為了糾正傳統價值觀的偏誤，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黨中央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主導價值觀。

1“以人為本”主導價值觀的科學內涵

“以人為本”，究其實質，就是以人民為本，在我國當代就是以肩負建設社會主義和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最廣大人民群眾為本。“以人為本”的“本”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為了誰”發展，以實現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的出發點、目的和歸宿，承認并尊重人在發展中的主體地位，始終堅持尊重人、關心人、理解人、愛護人、解放人、發展人的價值觀念，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其二是“依靠誰”發展，承認并尊重人民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是歷史的創造者，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和創新精神，依靠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實踐活動去促進發展。

2“以人為本”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嬗變發展的基本走向

“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導價值觀嬗變發展的基本走向。鄧小平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為“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內容；江澤民把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此基礎上，胡錦濤進一步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強調“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把“以人為本”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的和歸宿。

“以人為本”指導思想是“三個有利于”標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邏輯嬗變的必然結論，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生動體現。以人為本，在其歷史的起點和終極意義上，把人的存在和發展視為社會的根本意義和價值尺度，這與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完全一致。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自己的行動準繩。“以人為本”包括理想和現實兩個層面的內涵，理想層面就是最終“解放全人類”，實現“人的自由發展”，使每個人都得到全面發展；現實層面就是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不渝地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根本利益。

3堅持“以人為本”主導價值觀必須處理好以下關系

第一，以人為本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關系。以人為本是經濟建設的目的，不僅應當體現在經濟建設的結果上，也應體現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經濟建設是滿足人的需要、落實以人為本、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如果脫離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以人為本就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和保證，也難以使人們生活得更有尊嚴和價值。因此，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

第二，把人們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根本利益與具體利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結合起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的利益是以人為本的集中體現，但是人的利益是多方面的，只顧眼前利益、具體利益、個人利益不行，只講長遠利益、根本利益和公共利益也不行，把它們對立起來或忽視其中一個方面，本身就是對人民利益的損害。堅持以人為本，既要著眼于未來，致力于對社會現實的改變和超越，又要著眼于現實，以社會發展的現狀為基礎，尋求經濟社會的更大發展。

第三，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必須強調效率與公平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實現既能有效創造價值又能公平分享價值的發展，實現人民群眾作為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與發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統一，讓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